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与文本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立足现实，着眼于当代，关注世界尤其是中国现实问题中蕴含的哲学问题。哲学中的不同意见可以说五花八门、争论纷纭。意见可以是主观的、多元的，甚至无足轻重的，而问题则不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所谓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是指它是时代问题的哲学凝集和为寻求对时代问题答案的哲学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不能为捕捉和解答当代问题提供有效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性，并不是仅仅依赖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当代解读。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文献学研究、考证、校勘都非常重要。以往由于条件限制和文献限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西方落后，现在有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肯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拓展。它可能发现以往被忽视的重要论断，可能改正以往理解中的某些错误，这对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改正过去的错误理解或不适当的附加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不能以对经典的解读为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理性的决定性标准是实践的检验。可以说实践是检验器和过滤器，它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含的基本原理和个别论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对它的错误理解和不适当的附加区分开来，如果不到实践中去而仅仅以引证经典著作中的某句话为据，只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因为解读者的文化背景、政治背景、研究目的、使用方法等，都可能会影响其对文本解读的正确性。何况，任何仅限于上下文关联的解读都是不可靠的，特别是脱离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实践、思想历程和全部著作，仅就某一本书甚至其中的某一章或某一节、某一句的字斟句酌式的解读，往往支离破碎，往往容易一叶障目，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尤其是受当代西方解释学中的唯心主义影响，往往容易导致用文本解读方法曲解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恩格斯对立或否定马克思以后全部马克思主义有所谓文献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文本是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针对不同问题写的。对同一问题前后时期不同的表述，或他们由于时间和对象不同而产生的表述差异，都可能存在。完全借助上下文字斟句酌式的解读，往往歧义丛生，永无定论。历代中国儒家注经方式及其不少湮没无闻的命运就足以为训。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一定要与基本理论的研究相配合，这样才有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是相反。因为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以后，在一个多世纪革命狂风暴雨和风云变幻中屡经实践考验的，不是某一本书中的某一句话，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人都无权改动文本中的一字一句，因为文本是历史的、既成的，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权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问题应以实践检验作为当代有效性的标准，而不是以与经典文本中某字某句相对照为依据。
在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一元多流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只有列宁、毛泽东一家一派一系，其他都是异类。可又不能抽象地说，马克思主义是“多”，任何学派只要自称马克思主义都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之中，任何人无权把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革出教门”，否则就是缩小队伍，是关门主义，我以为这种说法有片面性。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应该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经典文本的引证，不是谁得真传的衣钵之争。照我看来，这个标准应是看它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凡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最高使命的学派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即使它们之间存在某些观点分歧，如对革命的方式、道路的选择，以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各自存在不同的看法，也都是正常的。因为这种分歧是由各自所处的实际环境和面对的不同问题产生的。如果这种分歧不是源于各国的实践的需求，而只是一些蛰居书斋的学者脱离甚至抛弃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事业，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同解读的分歧而形成的不同学派，这只能称为马克思学学派，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学派，而不能称为马克思主义学派，因为其根本宗旨和研究目的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与历史任务无关。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不仅是马克思哲学与以往一切哲学的分界线，也是区分、检验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学派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依据，也不能以西方现代哲学或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共同“问题阈”为据。以马克思主义中有多少与现代西方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论题，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批判有多少相契合之处为标准是不科学的。我们并不否认，在当代西方一些哲学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弊病给予的猛烈抨击。这应该是他们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借助于西方现代哲学或后现代主义。因为批判资本主义并揭露它的内在矛盾，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现代西方哲学家的研究成果，扩展眼界是应该的。但决不能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哲学处于同样高度的根据。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批判，它们具有不同的理论高度和不同的社会理想。可以借鉴，但不能无条件认同。
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根本之点在于它的基本原理，在于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当代适用性。无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析，还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中问题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思维方法都仍然是最有效的工具。从问题出发的本质是从实际出发，问题只存在于实际中。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我们既不是从本本出发，也不是从问题出发并把问题的解决变为与本本对号入座。这两种思路尽管形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引证并非证明，即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引语，也只能是强化论证的权威性，而不是证明本身。
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学说，可以把它作为理论分析和认识工具，但绝不能贬为工具理性，否则就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格。这是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义，不是可以到处供引证用的文本，而是进一步研究的思维方法。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发挥认识工具的作用就没有价值。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是列宁、毛泽东都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工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就在于它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仍然是认识当代世界最强有力的工具，而不是我们从文本中能找到多少与时代契合或适用的引语。
在我看来，我们既不可能依靠西方哲学或后现代主义来观察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也不可能以其来解决当代中国建设中的矛盾。儒家学说也是如此。它们可以提供丰富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的思想资源，但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社会的指导原则。我们依靠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唯一正确的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强国富民之路。
无可讳言，在当代中国哲学界，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争相当激烈。有的学者断言，似乎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是最具当代性的哲学。我从来不反对用实践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这个名称确实有利于强化对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地位和功能的全面理解。这个多年的争论是有益的。但是我反对把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视为水火对立的观点。如果从实践的思维方式中抽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认为凡承认世界客观性、承认世界自身存在的辩证运动就是实体性思维，就是反对实践辩证法，这种既没有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原则，又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原则的实践思维方式岂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吗！
有人写文章说承认实践之外仍然存在物质世界的观点是旧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位作者根本没有弄懂“实践之外无认识”和“实践之外无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实践之外无认识是正确的命题。人只能在实践之中认识对象。毛泽东说过，“如何认识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2]。而“实践之外无世界”是颠倒世界与实践关系的唯心主义理论“存在是被感知”和“存在是被实践”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按照这种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的转化都被一笔勾销了，人类实践着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被主体的实践固定化的不变的圈圈，岂不荒谬之极。其实连古代哲学家庄子都懂这个道理。他说，人走路虽然占地很少，但能不断走下去是因为有许多空地让他走下去（“足之于地也践，虽践，恃其所不蹍而后善博也”）（《庄子·徐无鬼》）千里之行可以始于足下，但千里之行不能止于举步。如果实践之外无世界，或者说实践之外的世界没有意义，那每个时代的实践不可能为后人的实践和认识进一步发展留下任何“未垦的处女地”。此说与史不合、与事不合、与理不合。
一些人错误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段著名的话，“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3]。这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自然观的批判。黑格尔从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和异化中推论出的那个自然界并不是真实的自然界，而是抽象的与人相脱离的自然界，这种自然界当然是“无”。如果“实践之外无世界”的观点可以被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我宁可背上“反实践唯物主义”的骂名。
还有，现代一些哲学家包括中国哲学家不断指责西方哲学的主客体二分，仿佛这种观点不具有当代性，相反它是当代生态环境恶化的“元凶首恶”，这种哲学观点我称之为哲学的荒唐和荒唐的哲学。试问，如果世界没有主客二分而是合一不分，认识和实践的可能性存在吗？正确反映对象和改造对象的可能性存在吗？任何在认识论上否认主客二分鼓吹主客不分或二者合一的观点，只能是唯心主义，只能是以自我为中心围着自我打转转，没有跨出主体一步。无怪尼采说，“我们无法像事物所是那样认识事物，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它们”。为什么尼采会这样说，就是因为主客不能二分，认识只能是人的自我投影，像他所说的，“我们试图再次抑制哲学的无限度的认识和使他重新认识到一切知识的拟人化性质”[4]。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拟人化的知识，科学就成为人对自我认识的投影。它比巫术还不如，因为巫术还有祈祷的对象，而科学反而是除自我之外空无所有。我要引用一句列宁借用的费尔巴哈的话，“就等于把遗精和生孩子同等看待”[5]。我会再加一句看似更粗鲁的话，“自慰不是做爱”。请读者参阅马克思一段批评施蒂纳不承认客体只承认主体的话，真是妙极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圣桑乔尽管他有那种我们是耐心地证实的，而他是热情奋发地证实的无思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6]。马克思还说：“唯心主义的达赖喇嘛们和真正的达赖喇嘛有共同的地方，即他们都甘愿使自己相信，似乎他们从中获取食物的世界离开他们的神圣的粪便就不可能存在。”[7]没有主客二分，没有对象，从自我中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主客二分与主客“绝分”是不同的。主客二分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主体，这是自然发展史、人类发展史、社会发展史中最具重大意义的转折，它让“上帝”使“诸神”羡慕，自然界最美丽的花朵——人，具有把世界当作客体的智慧和力量。而主客绝对对立、绝对二分则是一种错误的哲学观点。我一直强调，要把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分与本体论中主客合一区分开来。在认识论中我们应该主张二分，认识有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分，有认识者与被认识对象之分，否则不可能有实践和认识。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它是人类在每时每刻的实践和认识对象化活动中存在的事实，只是被一些哲学家弄得玄而又玄。可在本体论上我们应该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视为同一物质世界存在的两种状态，当然是不可分的，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这就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问题。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说中某些合理因素正在于此。没有本体论中的“一”，就没有认识论中的“二”。如果把认识论中的“二”，变为认识论中的“一”，就是主客不分的唯心主义，如果把本体论中的“一”变为本体论中的“二”，就是主客绝对对立的二元论。这两者都是错误的。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应该求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自身，求之于它的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我们只要稍微关注一下西方有良知的学者和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都承认马克思思想的不可超越性和当代有效性。因为他们非常明白，马克思的思想是作为解剖和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弊端而产生的学说。在一个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时代，仍然是一个为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所困扰的世界，只有马克思的思想才能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提供理论来源。马克思被西方世界评为千年伟大思想家绝不是偶然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应该算是当代的吧，无论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或我们所处的世纪的角度说，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是当代的。要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除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说，从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些重要论断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科学发展观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哪一条具有创新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哪一个重大决策不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有效性？从观察当代世界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最有效的理论和方法论工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最大的当代性。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仍然用作指导思想的基本理论，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具当代性，而西方一些不能为人类指明出路和方向的社会思潮或哲学思潮反而最具有当代性，具有衡量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裁判权”，岂不令人费解！
其实，从哲学社会学的观点看，无论是对现代性的强调或对现代性批判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都有其社会学意义。离开了对西方世界社会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连为什么“当代性”这个问题会成为一个重大问题都难以搞清。一种理论的当代性不是时间概念，而是价值概念，是对理论自身的有效性评价。
说句心里话，我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现状感到困惑、失望。当我读到某些文章时，这种感受尤为强烈。但我相信毛泽东说的“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8]。清人张问陶的诗中有一联，“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好诗不过近人情”，此话有理，一首好诗一定要为人所理解，为人所接受。哲学也是如此。尽管有的学者对在哲学中运用真理一词可能会有异议，但我还是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真理性的学说。它的道理朴素，但具有真理性。正因为它具有真理性，因而必然具有当代性。当代性不可能离开现代世界，因为现代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世界资本主义仍然存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客观依据。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8.
[4]尼采.哲学与真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189，186.
[5]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3.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62.
[7]同[6]63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14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