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耶稣会东传的酝酿和基础

论及耶稣会何以东传中国，既关系到上述其自身的宗派和组织，也与天主教整体的传教史有关，更离不开当时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事实上，这些因素并不是彼此独立不相干的，而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糅合状态，要想予以一一澄清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尝试通过宗教因素和国际因素两方面来理解，从而大致把握耶稣会东传的酝酿和基础情况。宗教因素主要是天主教自古以来东传的历史传统，耶稣会将这种历史传统发扬光大了。国际因素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正在崛起，耶稣会的东传正是借了这股东风。

天主教东传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从耶稣会才开始的，在此之前已有唐朝和元朝的两次，只是最后都未能延续下来。^[1]天主教第一次东传至少可以追溯到635年（唐贞观九年），依据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记载天主教分支或异端聂斯托利派（中国称为景教）由波斯（时称大秦）传入长安及其在中国流传，至该碑所立之781年（唐建中二年）已经历近一个半世纪。景教备受太宗、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帝的礼遇，后来因唐武宗“会昌灭佛”（841—846）而在中原地区走向衰微，至五代时已不见于史料典籍，未能传至两宋。有意思的是，1623年（明天启三年）发现景教碑时恰逢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之际，这在传教士之间引起轰动，他们纷纷向欧洲汇报拓片译文。

到元朝时，征服了大半块亚欧大陆的蒙古人带领色目人（以中亚和西亚各族人为主）将景教再次传入中国，这是天主教的第二次东传。蒙古帝国的迅速崛起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使人们的视野从地中海转向欧亚大陆，正如后来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海使人们的视野从欧亚大陆转向全球一样。”^[2]根据马可·波罗的记叙，元朝时景教在西至鸭儿看州（今莎车）、东至镇江府城、北至上都（今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南至哈剌章州（今云南境内）的广阔地域内均有明确分布，范围几近于全境。^[3]又因蒙古人与罗马教廷互派使节和频繁接触，天主教也开始传入中国。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于1294年起开始在大都（北京）传教，相继建立北京主教区和泉州主教区，颇见成效。此时，景教徒和天主教徒被统称为“也里可温”，影响力较大。但是，明朝的兴起（1368年建元洪武）打破了元代的宗教格局，“也里可温”随着蒙古人势力的退缩而销声匿迹，不再见于明人的记载之中。数百年后的明朝中后期，耶稣会士们激动地踏上中国土地时，已经不是天主教初次东传了，面临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与天主教两次东传的历史传统相对应的是作为现实情形的国际因素，而对国际因素的分析应该从耶稣会的传教范围着手进行。耶稣会参与欧洲的宗教斗争是教派时代的应有之义，德国就是天主教和新教的主战场之一，但是很难说双方谁胜谁负，更有前景的传教地域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外部传教策略的指导下，耶稣会的会省分布具有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展的趋势。

依纳爵在世时创立的12个会省中就有印度会省（1549年建立）和巴西会省（1553年建立）2个海外会省。对比前文所述会省数量与海外会省数量，可以得知1615年为32∶5，1679年为29∶8，1710年为37∶11，海外会省的绝对数量和所占比重都显著增长，海外传教成绩斐然。最典型的海外传教案例之一是南美巴拉圭的“耶稣会国”，它以今天的巴拉圭为主，也包括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的一部分地区，并以当地的印第安人为传教对象。“耶稣会国”的规模约为30个村镇，人口达10余万，有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和宗教秩序，持续时间为1608—1768年，是耶稣会乃至天主教传教史上独特而成功的现象。

在宗教改革兴起后的欧洲，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从北欧和中欧日渐退缩，但仍在南欧的多数拉丁语系国家拥有主导权。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就出身于西班牙巴斯克贵族家庭，大部分耶稣会士也都来自于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众所周知，早期殖民帝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最大受益者，在荷兰和英国崛起之前掌控世界霸权（其中1580—1640年葡萄牙被并入西班牙）。两国的殖民重点有所不同，1494年由教皇仲裁签订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规定以“教皇子午线”为界（约为西经46°37′）瓜分世界殖民地，以西属西班牙，以东属葡萄牙，所以葡萄牙在非洲、巴西和远东地区拥有巨大优势。葡萄牙人以印度果阿为总督府，攻占马六甲海峡（1511），殖民地东至澳门（1557年取得居住权），商船则东至日本，曾经大体控制了东西方贸易。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紧随其后，纷纷染指亚洲。^[4]

殖民和贸易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的主题词，传教也深深卷入其中。耶稣会士们与葡萄牙商人和殖民者一起来到东方，依托葡萄牙的殖民势力在果阿建立了印度会省（1549），后来逐渐发展的传教范围甚至远远超过了殖民地范围。虽然当时在远东进行传教活动的不止耶稣会，也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但是与葡萄牙联系最紧密、最终传教成果最丰硕的仍然是耶稣会。为什么说耶稣会与葡萄牙联系最紧密呢？原因至少有四点：一是葡萄牙根据“教皇子午线”的规定享有远东地区的保教权。二是耶稣会最早在葡萄牙发展。1546年建立的葡萄牙会省是耶稣会最早建立的会省，比西班牙会省还要早一年。三是东来之耶稣会士之中葡萄牙籍最多。17—18世纪派往中国的耶稣会士之中，葡萄牙籍共337人，西班牙籍仅28人，数量差距悬殊。^[5]四是耶稣会与西班牙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西班牙的多明我会曾经与耶稣会发生过矛盾冲突。^[6]

那么，基于殖民贸易的国际背景和向东传教的历史传统，耶稣会的东传究竟如何展开呢？答案最关键的部分都系于尝试入华的先驱沙勿略。

注释

[1]对于天主教入华时间的界定，关于唐朝之前的传说多无明证，如使徒圣多默之事。此外不同的看法是，徐宗泽将犹太教视为天主教入华的特殊前身。详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41.

[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梁赤民，董书慧，等译.第7版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6.

[3]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88-313.

[4]16世纪至17世纪，西班牙于1571年占领菲律宾马尼拉，1580年吞并葡萄牙，后来又试图占领澳门和台湾；荷兰于1588年宣布成立共和国，1602年成立东印度公司，1619年占领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后数次侵犯澎湖，1624年占领台湾；英国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但对亚洲事务的真正关注应在1640—1688年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后来居上；法国于1664年成立东印度公司，1673年占领印度本地治里，谋求亚洲利益。

[5]以上仅指派往中国之葡萄牙籍和西班牙籍耶稣会士，因为当时恶劣的交通条件，路途中殁者甚多，真正到达中国者仅为其中一部分。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958-997.

[6]ROSE A.C.A Vision Betrayed：The Jesuits in Japan and China，1542—1742.Edinburgh.1994：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