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教会大学和教会学院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土地上的各个民族通过战争和融合的方式改变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版图。日耳曼人诸分支之一的法兰克人在9世纪初成为西欧的霸主，建立了统一的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人与公教素有渊源，是日耳曼人中最先皈依正统基督教的民族。开创加洛林王朝的丕平（Pépin Le Bref，714—768）与公教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利益关系。丕平本是前朝的宫廷总管，但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实权，他为了成为真正的国王便与教会结盟，得到教会的强大支持后废黜了当时的法兰克国王。作为回馈，丕平率军击败了亚平宁半岛的伦巴底人，把战争得来的土地分了一部分给教皇，教皇国由此得以建立，罗马教会的势力和地位也大大增强了。

加洛林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查理大帝（Charlemagne，约742—814），经过连年征战控制了西欧大部分地区。随着查理统治的法兰克王国的扩张，公教得以不断推广，王权和教权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以“日耳曼—拉丁—基督教”的文明模式不断改造着欧洲。加洛林王朝被查理推向巅峰，不仅拥有庞大的疆域，而且还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的文化繁荣时期。查理拥护罗马教皇，他加强各级教会组织，命令居民严守教规和交纳什一税，使公教进一步巩固了在西欧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统治地位。查理重视文化教育，他设立学校，网罗欧洲知名学者前往首都讲学，派人搜集和抄写大量古典文献，督促贵族和教会人士致力于学习。在这个短暂的加洛林复兴时期，中世纪的教学传统被建立起来。阿尔昆（Alcuin或Albinus）引进了波伊提乌（Boethius，约480—524或525）的“七艺”论，其中包括用来学习交际的“前三艺”（trivium）即语法、逻辑和修辞，以及用来研究物质世界的“后四艺”（quadrivium）即代数、几何、天文和音乐，七艺后来成为中世纪学校教育的标准设置。查理让国土内的教堂和修院掌管学校，学校的目标是教会儿童阅读拉丁文，这些学校同时给那些不愿以宗教为职业的学生提供教育。阿尔昆推动了初等教育的发展，他和其他学者还通过准确的抄写，整理和保存了古典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典籍。^[1]此外，阿尔昆还编纂了大量教育书籍，其中初等数学教科书在中世纪广为流传。

教会的修院和学校成为中世纪知识群体最为集中的地方。早在6世纪，初创的本笃会就开始在修院附近设立学校，教育那些被父母或监护人献给宗教生活的儿童。随着本笃会影响力的增强，本笃会修院及学校普遍成为重要的学术中心。在修院及学校中诞生了中世纪早期的大部分学者和作家。许多修院专门设有供研习、抄写经卷的文书房，这使得拉丁语古卷在修院中得以重新抄写和妥善保存。查理死后，加洛林王朝逐渐衰落，但学术在欧洲却继续复兴。

在9、10世纪的欧洲，修院里仍然进行着抄写经卷的活动，修院、学校也仍然继续教学。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贵族子弟，他们接受知识主要是为了继承官职、出任军官或者在教会中担任职务。学校传授的知识主要是《圣经》和基督教古代教父的著作。但是，由于教会学校也要为统治阶层培养合适的接班人，因此有关艺术、哲学、逻辑和科学的一些内容也渐渐被加进来了，这成为古典知识在中世纪得以传承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和发展了古典知识。

中世纪中期，欧洲慢慢吸收了阿拉伯文化，学术复兴的速度逐渐加快。这一时期欧洲的城市不断建立和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形成，人们对于文字的使用有了更多要求，比如遗嘱、商业记录，世俗政权的统治阶层和教会的权力机构也越来越需要文字形式的档案、契约、司法记录等。人们可以通过掌握辩论、读写和计算的能力进入政府机构和教会，或者从事商业等需要文化知识的行业。这种种变化导致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大，修院和学校已无法满足不断增加的教育需求。11、12世纪，城市教堂里的学校和半世俗化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并发展起来，这些学校打破了修院、学校对教育的垄断，其中一部分在12世纪晚期及之后便发展成为大学。

13世纪初，第一批大学已经开始在欧洲各地建立起来。最早的大学采取的是当时手工业者联合会的形式，以抵抗城市贵族对知识行业的控制和干扰。在中北欧，教师将大学组织起来，以巴黎大学为代表；在意大利，大学是由学生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的联合体是由师傅与学徒共同组成的。大学的成员既包括教师，亦包括学生。中世纪大学不同于过去依附于教会或修会的教育机构和学术中心，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又与教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几乎所有学生和老师都是教会人士；学生毕业后，主要也是去教会任职，或去别的大学任教。大学和其他较低程度学校的区别在于：学生从各地集中在一起接受知识，学生的课程一般有人文学科、医学、神学和法律四类。人文学科是基础课程，内容为“七艺”，修完之后可以申请执教资格，也可以继续学习医学、神学或法律这三门高级课程。

古希腊的学术被欧洲人逐渐熟悉后，那些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是全新的哲学和科学知识，开始成为大学课程的新内容。13世纪中期，大学的文科课程偏重逻辑学和自然哲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成为课程的核心内容；数学课程主要研习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及波伊提乌的《算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在13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遭到神学家的怀疑和敌视，因为人们很容易从中得出与教义相矛盾的结论。在巴黎大学，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甚至被禁止阅读，禁令从1210年开始，持续了约40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以及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的内容，在大学中引起了激烈争论。其中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共相的实在性等，后来演变为经院哲学的主要议题。

大学在中世纪的整个社会体制中的地位以及与教皇、君主或贵族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最终演变为中世纪后期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教会希望借助大学扩大和巩固基督教信仰，王权则希望通过对大学的支持加强自己的势力，而大学的发展又需要教会和世俗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于是大学与教会和王权之间形成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中世纪大学的师生争取到种种权利，包括司法、税收、兵役、罢课以及其他各种特权。作为一种回馈，大学师生积极参与到当时的社会事务中，在教派纷争、王权更迭乃至政教斗争中，大学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

中世纪大学的课程培养了人们的理性精神、逻辑思维，传承了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传统。再加上相对自由、几乎可以争论一切的学术氛围，使大学不再像以往的修院那样主要局限于传递、注释或抄写的知识功能，而使知识分子能够更加理性地思考和分析人类思想领域中的各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步，并对当时和后来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注释

[1]“我们应该感谢阿尔昆和他的同事们：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罗马诗歌、史诗、散文和其他作品，有90％是通过加洛林时代的整理和抄写才保存下来的。”参见：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杨宁，李韵，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