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平衡经济的困境
1583年9月10日，在知府王泮的允准下，利玛窦与罗明坚进入肇庆进行传教。为此，他们努力了几十年。1549年，沙勿略来到日本传教，“在日本的两年中，他体会到中国对天主教在远东传播的重要性。由于倭寇骚扰沿海，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受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及耶稣会会长依纳爵派遣的沙勿略到了广东沿海的岛屿，无法进入广州，1552年12月死于上川岛”[1]。沙勿略的去世并未影响传教士们到中国传教的积极性，相反，他身后留下诸多有关中国的资料，激发了更多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兴趣。自沙勿略去世到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赴肇庆建立第一个传教点，“共有32名耶稣会士、24名方济各会士、2名奥古斯丁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试图到中国定居”[2]，但这些人均未成功。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如此艰难，主要因为晚明施行闭关禁海，而传教士如此执着，主要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不仅在于有等待耶稣教化的众生，也因为彼时中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强国。明朝对外贸易一直很繁荣，而且一直处于收支盈余状态，巨大的贸易逆差让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如此国度对耶稣会士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如下观点虽然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但如今已经广为流传：“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国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从那时起，它们才终于联系在了一起。”[3]实际上，中国的国际贸易很早就已开始，比如与近邻日本的贸易，但直到明朝才与欧洲国家进行频繁且规模较大的贸易往来。最早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欧洲国家是葡萄牙，交易地在澳门。1578年开始，广州官员才允许非朝贡国进入广州进行贸易，之后，西班牙、荷兰等国也开始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这段时间，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国际贸易而使全球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弗兰克认为当时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而魏斐德则认为，可能有一半美洲的白银最终流入了中国。[4]国际贸易奠定了晚明社会坚实的银本位货币体制，也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总而言之，“地理大发现后的全球经济带动了晚明的进出口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的白银，不仅提供了一般等价物的银通货，为晚期社会的银本位货币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由于生丝、丝绸、棉布、瓷器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地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以及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市镇的蓬勃发展”[5]。
然而，明朝建国之初，国家不稳，北遭游牧民族侵袭，东受日本海盗骚扰，于是闭关锁国。在北方，修建长城，加强关防，应对游牧民族威胁的同时，也妨碍了中原与草原的交往。当然，相比海禁政策的严苛，陆地关防是比较容易越过的，因而明朝与北方的交往一直持续。明朝的海禁实施得很彻底，闭关锁国的局面大部分时间都很难被打破。虽然关于明朝是否一直严格执行海禁措施，一直有争论，但可以肯定，海禁一直是明朝的国策，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执行力度不同而已。加上中国本来的地理环境的作用，即西、北高山沙漠，对边境交往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因而陆地关防和海禁差不多就把整个明朝封锁起来。时宽时严的闭关锁国，使得明朝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没有获得类似西欧的优良社会环境。
赵宋以降，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经济基本上还是向前发展的。明太祖建国之初，主要经济思想是休养生息，发展农业，扩大生产。经过几十年稳定发展，明朝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到了永乐年间，社会经济极大繁荣，“郑和下西洋”即为最好的佐证。至明朝中期，手工业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如纺织、陶瓷、造纸、印刷等。到了晚明，手工业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农业中经营性地主明显增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明朝后期将近百年间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特别繁荣的时期”[6]。有明一朝，虽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处于顺差状态，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实际上中国的生产力并没有被完全激发出来，而是受到极大的限制，原因有二：其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古国，“重农抑商”的思想深入人心，一时难以改变，从而使很多人并未加入市场经济中；其二，明朝作为一个极为专制的朝代，朝廷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时至晚明，官员大力插手工商业，直接影响了晚明经济的发展。
“明前期、中期，封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国家经济政策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进步性变化和调整，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明万历中期以前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原因。”[7]然而，万历帝清算张居正之后，明朝经济政策开始逆向而行，上行下效，群臣仿效万历帝，压榨工商业，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彼时，统治阶级对工商业掠夺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
（1）商税沉重。中国封建统治者一向奉行“重农抑商”，朱明亦不例外。以“重本抑末”为名，对商业课以重税，借机渔利。其一，增加税收额度。如袁摈所言，“今立课税之法，比古之税商大重”，“又有古人之所未及焉者”[8]。其二，增加税收种类。“自隆庆以来，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也。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如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9]
（2）官吏压榨。晚明朝廷腐败，官吏横行，纵使莠徒，肆意欺凌商家。据嘉靖《天长县志》记载：“本县游手者众，镇市仅四处，而所谓经济者乃千余人，皆不力稼墙，衣食于市，物价之低昂，惟在其口。而民间之贸易，必与之金，甚至一肩之草，一篮之鱼，必分其值而后售，此天下之所未闻也。”[10]
（3）皇帝掠夺。前面已经提到，万历帝设立矿监和税吏，对工商业打击甚巨。比如对于矿税危害，谷应泰评价道：“当斯时，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11]明朝经济下行，最终让社会财富几乎全部集中在朝廷、皇帝、官员和少数依附于朝廷的大商贾的手上，贫富悬殊，朱门肉臭，民不聊生，朝堂之上又无柱石力挽狂澜，只能坐等亡国消息的传来。
整体来看，整个晚明的经济困境并非难以解决，张居正改革的部分成功说明这一困境还是有解决的可能的。但是，从张居正最后的失败到万历帝的怠政以及党派之间的继续纷争，说明整个大明帝国已经失去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基础，如此，他们唯有在失衡的经济发展中等待亡国消息的传来。
注释
[1]樊树志.国史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319-320.
[2]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794.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3.
[4]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202-207.
[5]樊树志.晚明史：上.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74.
[6]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下.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504.
[7]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上.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17.
[8]嘉靖.德州志：卷三：杂著志：散文：袁摈《重建德州税课局记》.转引自：王毓铨.中国经济通史：明：下.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530.
[9]张廷玉，等.明史（5）.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266.
[10]顾炎武.肇域志：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20-421.
[1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