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奇迹迷思

西方从来都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更不是一个地理优越的地方。农耕时代，无论中国还是印度，亚洲都是一个令西方人向往的地方，它们以为东方遍地都是黄金。只是大航海之后，亚洲前进的速度落在西方之后，荷兰、西班牙、英国迅速崛起；结果每一个崛起的西方帝国都把掠夺亚洲作为自己的目标，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东南亚很多地区仍旧是西方殖民地。

1965——1980年东盟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7.1%，东南亚人民终于先富了起来，再也不用看西方殖民者脸色行事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迅速崛起，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被称为“亚洲四小虎” 。

龙行有雨、虎行有风，有龙有虎，好不威风！

人们把“四小龙” “四小虎”奉为东方经济发展的典范，甚至把高度提升到价值观的境界，认为这个经济奇迹是儒家文化的胜利。

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这位教授对东南亚经济奇迹嗤之以鼻，尤其把“四小虎”统称为“纸老虎” 。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上发表题为《亚洲奇迹的迷思》（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的文章，强烈指责东南亚，顺便批评前苏联的经济模式： “如果说苏联经济有某种特殊力量的话，那便是它动员资源的能力，而不是有效使用资源的能力。大家都知道，苏联20世纪60年代在效率上远远低于美国。其次，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个有限的过程” 。

紧接着，克鲁格曼话锋一转，东南亚不知为什么成为靶子。他首先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住宿在新加坡光彩照人的饭店的客人，决不会想到它和莫斯科那蟑螂充斥的宾馆房间有何相似之点。怎么可以将欣欣向荣的亚洲繁荣和苏联迈向工业化的严酷事实相提并论呢？”

是啊，克鲁格曼怎么自圆其说呢？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像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惊人的资源动员来换取其快速增长的” 。这位教授尤其对新加坡的经济神话“不感冒” ： “这样的成就显然是一种经济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形成的基础是体能的而非灵感；新加坡通过资源动员获得的增长会使斯大林感到荣幸” 。

克鲁格曼还自封为先知，即使自己没有任何经济数字也能知道新加坡的奇迹无法再继续了，因为： “新加坡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种不可重复的一次性行为变化” 。得到统计数据之后，他再次语出惊人，令人吃惊的真相得以暴露： “新加坡的所有增长都能由可计量的投入增长来解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们的效率有所增长” 。

同样是在这篇《亚洲奇迹的迷思》中，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也给出了一个现在看来非常靠谱的预期： “如果中国增长以较现实的7%进行，那它届时的GDP便有美国的82%。这仍将是世界经济重心的一次大转移” 。

当然，克鲁格曼还有一个相当准确的预判，那就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东南亚人民在没有等到属于他们的21世纪，金融危机却不宣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