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与问题思考

近年来，我国制定了发展信息资源产业的战略与规划，发展信息资源产业成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选择。本节通过梳理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相关研究成果，从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模型与评价方法、信息资源产业发展问题与策略以及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环境与政策三个角度进行文献回顾，进一步阐述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研究现状。

2.5.1　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模型与评价方法

在有关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模型的讨论中，唐守廉等（2014）通过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建立了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系统模型，将信息资源产业系统分为资源子系统、相关产业子系统、经济增长子系统及产业发展环境子系统四个子系统。通过对该模型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我国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受到文化资源丰富程度和信息通信网络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信息资源产业在未来几年中将保持较快的增长，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带动作用。杨帆等（2015）在回顾内生增长模型和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全要素生产率（TFP）研究，提取8种影响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内生要素和外生要素，最终提炼出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三类决定性因素。模型揭示了我国信息资源产业T FP增长的人力资本、专业化和技术溢出等内部因素以及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和产业政策等外部因素对我国信息资源产业T FP增长的影响。肖英等（2008）在对传统索洛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建立了稳定增长状态下的信息资源开发模型，分析了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相匹配的信息资源开发增长率，以及影响信息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认为信息资源开发可持续增长的实现与劳动力增长率、技术进步率、政府效率增长率、用于信息资源开发的劳动力比例、资本比例等因素有关。侯卫真（2010）从信息资源本身和信息资源产业两个角度构建了IR信息资源影响力模型，通过产业转型系数和资源转型基数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和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水平，判定一个地区的信息资源影响力，从而为地区的发展决策和战略制定提供依据和支持。

在有关信息资源产业发展评价方法的讨论中，胡芒谷（1997）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评价信息经济的发展规模，从社会信息化角度评价信息化的发展水平，由两个角度提出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并对北京和天津两地的信息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比较。钱明辉等（2015）从信息资源产业的内涵解析出发，结合产业竞争力评价方法，设计了信息资源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拟合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指数（IRIDI）来对该产业展开测评，揭示了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中所存在的区域差异大、发展水平低、政策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 《2014中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报告》对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作出了客观的描述和科学合理的评价，研究开发了“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指数”。该指数可用以反映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领域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情况，界定这些地区和行业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水平，既可以作为分析认识问题的基本工具，也可以成为国家有关部门的产业政策工具。

通过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模型的构建以及产业发展评价方法的研究，可以有效揭示我国当前信息资源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识别不同产业间的发展特征，了解信息资源产业的影响因素，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而从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来看，一方面，我国有关信息资源产业模型与评价方法的研究数量较少。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章，有关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模型与信息资源产业发展评价的文章仅有数十篇，数量极其有限，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形成了一定的阻碍。另一方面，与信息资源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信息资源产业有关模型体系的建设与评价方法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集中于全国整体情况或信息资源全行业的研究，针对其中具体行业或具体地域的研究数量不足。总体上来看，我国信息资源产业虽然近年来发展态势较好，但与信息资源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模型构建以及体系建设等定量研究方面存在着数量不足、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信息化的进程以及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我们应从国家战略层面给予重视，在社会社会层面给予关注，在企业层面给予扶持，尽快缩小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2.5.2　信息资源产业发展问题与策略

在有关信息资源产业发展问题与策略的讨论中，朱幼平（1996）于1996年首次提出信息资源产业10大问题，包括：电子化、多种发展模式、信息资源开发定位、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的质量、信息机构“三个面向”、信息机构的机制与体制、信息资源共享、信息资源管理与政策、国际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普及全民信息意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有关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的建议和策略，这对于加快我国信息资源建设，推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与总结，可发现目前我国信息资源产业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是信息资源产业间发展不平衡。信息资源产业在不同产业间发展差异较大，在同一地区或不同地区间93个细分行业在产业规模、发展上均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成果显示，在11个中类产业中，咨询与管理服务业、代理经纪中介业等行业，无论在产值、税收贡献还是企业数量及从业人员等方面都名列前茅，其中2015年咨询与管理服务业总营业收入达1．1万亿元，企业数量约为62万个，接近350万人从事相关工作。而由博物馆业、档案业等细分行业所构成的中类产业博物展示业由于其经营特点等因素发展情况一般，2015年全年总营业收入仅为2．8亿元，接近1 500家企业以及16万从业人员，与其他中类产业相比，在产业规模上相差较大。根据前期研究结果，北京市各个信息资源产业细分行业发展得比较均衡，而广东省则只有少数几个信息资源产业的细分行业（如软件业）比较发达。同类细分行业之间的差异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优势，其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可能各有侧重。但一些比较基础、受地域影响较小的信息资源产业细分行业在各地区之间仍存在巨大差异，如知识产权服务业、质检技术服务业等信息资源产业细分行业在不同地域存在较大差距。这对于缩小地区差距、平衡发展信息资源产业是不利的（钱明辉等，2015）。信息资源产业结构的合理均衡对信息资源产业的平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信息资源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各个产业之间的比重是否均衡，直接影响到产业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是信息资源产业地区间差异较大。2015年中国信息资源产业整体发展势头良好，地区间排名与2014年相比变化不大，整体规模稳步提升。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信息资源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也较高，地区间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问题，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程度基本可划分为三大梯队，从沿海向内地呈阶梯状分布，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悬殊。从2015年信息资源产业全行业统计情况来看，北京信息资源产业总营业收入高达7 657亿元人民币，企业法人单位数约为42万个，从业人员超过300万人。相比而言，部分西部省份如青海省当年营业收入仅为85亿元，企业法人单位数为4 200个，从业人口约为11万，西藏自治区营业收入为23亿元，企业法人单位数1 060个，10余万从业人口。从营业收入角度而言，北京地区信息资源产业是西藏地区的300余倍，可以很明显看出产业发达与产业落后地区间的差异。在我国的信息化进程中，信息化进度不一和信息分布的地区不均衡现象逐渐凸显，信息化过程加剧了国内各省（市、区）之间的信息分化，信息贫富差距伴随着信息化建设的深入也日渐扩大，东部地区的信息化发展程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的今天，如何有效改善中西部地区在信息时代深陷“信息贫困”的窘况，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所面临的重要挑战（王冬放，2015）。

三是产业发展较薄弱，就业贡献率偏低。在市场导向和政策扶持的双重作用下，信息资源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2013年信息资源产业对我国G DP的贡献率为5．61 %，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4 %。但是，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起步较晚，基础相对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着不小的差距。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内容产业在信息产业销售额中的比重已经接近50 %；英国仅数字娱乐产业年产值对该国GDP的贡献率就超过7．9 %。从就业贡献的角度看，我国信息资源产业的就业贡献偏低。根据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发布的相关数据，2007年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近200万，已成为英国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之一，根据2010年欧盟发布的数据，欧盟文化创意产业除了创造大量产值外，还创造了700万到800万个就业岗位。我国人口众多，经济不够发达，当前就业、再就业形势严峻。信息资源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时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大力发展信息资源产业，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而且，科技信息资源的开发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促进我国的产业和产品升级，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容纳更多的国内就业（宣小红，2008）。

四是信息资源产业政策研究不深入，缺乏系统性。前期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信息资源产业相关政策缺乏一定整合性，各细分行业出台政策各自为政，政策制定上缺乏整体性、系统性，这对于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有一定阻碍。近年来，韩国对信息资源产业政策给予高度重视，这对于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有一定启示作用。一是通过制定信息资源产业战略规划，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指明方向。韩国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对文化产业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二是完善法律法规，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规范，保证信息资源产业的健康发展。早在1999年，韩国就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奠定了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制基石。三是出台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信息资源产业是知识和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产业，韩国在税收、资金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以扶持从事信息资源产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为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朱雪宁，2009）。信息资源产业政策的完善，不能停留在书面论述和先验分析上，需要在借鉴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梳理现有政策规章，整合地区差异，总结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讲究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的逻辑导向关系。中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现有信息资源产业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认识梳理评估不足，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先进政策还没有进行有系统性的分析介绍（钱明辉等，2012），这样一方面不能对中国信息资源产业政策现状提出清晰的见解认知，另一方面也阻碍了中国信息资源产业政策的适时改善。

基于上述对于信息资源产业发展问题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促进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策略。韩芸（2006）对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提出了有关战略决策等的意见，包括：加强政策和信息引导，制定信息公开法，推进政府部门信息机构改革，引导民营信息内容企业加快发展，加大对信息资源产业的扶持力度，以及规范竞争秩序等。赵京等（2012）认为我国信息资源产业在网络基础设施运营、知识产权保护、网络信息安全及行业技术标准统一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并针对上述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关对策措施，以规范健全我国信息资源产业。朱雪宁（2009）从信息资源产业人才角度出发，提出我国当前信息资源产业人才短缺等问题，并分析了其成因，提出了我国解决信息资源产业人才短缺问题的对策。朝乐门等（2014）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五个层面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构建目标体系，并提出了信息资源产业的促进策略。

在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进程中，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对于国家经济战略转型，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有重要的影响。总体来看，我国信息资源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多集中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产业间结构待优化、信息化基础建设不充分以及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信息资源产业的发展。着眼未来，对于信息资源产业，我们更应该关注对信息资源产业欠发达地区给予经济扶持及政策性倾斜，同时利用信息资源产业规模经济等特点，通过发达地区的帮扶，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应该关注信息资源产业间结构优化与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更应该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力度给予扶持，让区域间基础设施再平衡；更应该关注通过建立信息资源产业专业研究院，启动专项基金对信息资源产业研究给予扶持等，提高产业研究质量。

2.5.3　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环境与政策

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的出发点和路径是研究产业政策制定的基础。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对产业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和方式有清晰的认识，并实现产业政策结构和支持体系的持久创新（Hearn等，2004；Potts等，2008）。学术界认为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出台路径至少有两种：一种是产业专家影响地区决策，涉及产权保护、物权法律、环境等各方面的政策制定。产业专家往往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政策取向中立，但其非选举性导致了其言论的不担责，使得政策意见上存在一些问题（Stone，2000，2008）；另一种是商业主体，尤其是大型公司在利益驱动下主导的产业政策制定，这种“权力区位”（geography of power）是“对现代社会的侮辱和对未来生活的威胁”（Richard，2000）。不过，在政策出台路径的问题上，也存在这样的观点：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不是追求同质化和“新殖民主义”统治，而是多方的参与和博弈的结果，各方均有通过不同的渠道和途径影响政策走向的可能，政府提供对话、联络、参与、创新的机制，将极大促进产业理念的成熟，但绝不能认为可以找到最终解决之道（Prince，2010）。有学者研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信息资源产业中的创意产业发展政策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一是政策制定结构，二是政治目标和动机。在产业发展政策制定中，决策者、活动家、议会和政府官员、文化企业家、研究人员和学者的互动能促进创意产业的迅速发展。

在有关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环境与政策的讨论中，如前文所述， 《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指出，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中央在“十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了加速发展信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2004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 （中办发〔2004〕34号）也指出，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总体任务之一是强化全社会的信息意识，培育市场，扩大需求，发展壮大信息资源产业。2010年10月，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面提高信息化水平”，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相应地，我国学者也对中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展开了研究。赖茂生等人从信息的采集、公开、传播、利用以及信息市场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初步的探讨，认为我国应当制定适宜的信息资源法律法规，来规范现实社会中的信息活动，并与国际信息政策法规接轨，共同处理世界性的信息问题（赖茂生等，1997）。王素芳在分析美日两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法规的基础上，重点回顾了中国目前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法规的制定现状，并针对中国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法规制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策略建议（王素芳，2004）。马费成等进一步考察了中国信息资源政策与法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进展，指出中国信息资源政策与法律研究存在分散、政府实践与理论研究步调不一、缺乏统一协调等问题（马费成等，2007）。宣小红列举了现行信息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设立综合性的信息资源管理部门、实行分类管理、加强监管、给予扶持、颁布《信息资源法》等具体的建议（宣小红，2008）。她认为中国信息资源产业在产业布局上有产业分类上尴尬、社会对信息资源产业认识含混的问题，提出产业政策应形成分级管理体系，对信息资源产业中存在着的“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实施不同的管理政策（马费成等，2007）。另外，还有学者对国家间、地区间信息资源产业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比如，朱雪宁从政策环境、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内容等三个方面对中韩两国信息资源产业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韩国信息资源产业政策制定对中国的启示（朱雪宁，2009；朱雪宁等，2010）。赖茂生等人从人才战略及政策、市场战略及政策、技术研发战略及政策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信息资源产业政策展开了比较研究（赖茂生等，2008）。

综合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尽管对信息资源产业发展环境与政策的探讨早就开始，但已有的讨论还是局限于一般性的产业政策理论研究框架之内，缺乏针对信息资源产业政策与环境的系统性研究。有关信息资源产业政策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对信息资源产业政策的认识、评价须建立在对现有国内外公共政策梳理评估的基础之上，更加注重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实证性研究，包括对产业的扶植、鼓励、调整、保护、限制的效应及力度，以及产业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效果和长期影响；第二，探讨信息资源产业政策的基本工具、决策机制、执行力机制和评估机制等方面的问题，这对展开深入的政策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多形态的，相应的产业政策也有发展政策、组织政策、结构政策的不同，所以，对信息资源产业政策要进行多层次、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目标纳入信息资源产业发展政策的考虑范围，分析产业发展政策对产业增长、结构优化、方式转变、地区协调、产业技术进步、环境保护、收入就业等方面的影响，统筹协调信息资源产业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等问题，促进中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实现全面性、协调性、进步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