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师的姿态——我看黄玉峰老师
作为语文老师，我们往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更多的尴尬。最近，网络上流传叶开先生的一篇文章，叫做“语文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老实说，这样的文章看多了，多少有些阅读疲劳。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这些批判远不如21世纪初那样激烈，当时，有人甚至用“误尽天下苍生”这样的语言痛骂我们这些语文从业者。但问题是，十年前的那种百家争鸣、一线教师热情参与的局面却难得一见了。
当众多的网友或赞同、或起哄、或喝彩、或反驳的时候，作为当事人的语文老师们，却保持了高度一致的、惊人的矜持与安静。该如何理解这种安静？淡定还是冷漠，不屑还是麻木？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这种冷漠却值得深思。
翻开近几年的语文学术杂志，批评性的文章、争鸣、商榷少了。再看看身边的同事们，前几年的那种理论思考、思想争鸣、学术争辩也难觅踪影。当年胡适先生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看看今天的局面，不仅“主义”不大有人谈了，连“问题”也少有人提了。
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我就曾听某校长将此解读为“语文老师不空谈了，开始务实了”。但我的判断，这是因为大家累了、疲倦了，开始识时务了。因为争来争去，语文教学的整体面貌并没有因为那些激烈的讨论发生变化。
事实上，语文教学越来越成为一个吃饭的活儿、技术活儿。阅读是个技术活儿，写作是个技术活儿，语文教学就是个技术活儿。
技术是什么？词典上的解释，技术就是“操作的流程、方法和技巧”。技术本身是没有价值色彩的，技术追求的是现实的功效与实际的功利。技术是可以标准化和程序化的，我们只需要反复操练、熟练掌握，就能熟能生巧，最终达到无招胜有招的最高境界。技术也是可以检测的，考试就是手段；标准也很统一，那就是答案。
技术主义与功利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一拍即合，珠联璧合。技术与功利的最佳组合，便是多快好省。按照功利与技术的逻辑，一切都可简单化，也最容易使人产生成就感、效率感，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情。
如果语文教育彻底沦为技术与功利，而没有了思想、文化和学术的内容，那语文教育就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现实恰恰就是如此：技术主义与功利主义合谋，让语文教育陷入了叶开先生所说的“最危险”的境地。不仅如此，它还使得我们语文老师也陷入了“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因为按照技术的法则，训练能出成果，时间就是效率，只要你肯花费时间、花费精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总能提高一分半分。在这种残酷的日复一日的操练中，在越来越耀眼的效益中，不知多少青年才俊被“煮”了。
诸位觉得夸张吗？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夸张。
不妨看看写作教学。人们批评写作教学是“三无产品”，即所谓的无法、无序、无效。我不太同意这样的判断。比如说方法，如果将写作当做技术活儿，以咱们中国之大、能人之多，怎么会缺方法？其实连绝招都不少。开头18招，结尾36式，9种结构，10种过渡，这样的东西还少吗？市面上有一本书叫做《创新作文秘籍》，这个题目已经显示了作者不讲逻辑，但既然敢称为“秘籍”，那肯定不是毫无来由。
我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无价值追求”“无生活内容”“无个性创造”。
我们的写作教学在技术主义与功利主义路上滑的太远了。
语文教学缺什么？在我看来，语文教学最根本的缺陷在于，它缺乏价值关怀，缺乏文化底蕴。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黄玉峰老师，理解黄玉峰老师的语文教育思想和他的探索，研讨才更有意义，因为黄老师身上有许多今天的语文改革最需要而我们最欠缺的品质。
我觉得黄玉峰老师至少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思想者的教育姿态
姿态决定了你的高度。王栋生老师说“不跪着教书”，这是一个教师的姿态。教语文，不仅不能跪着，而且还得有独立自主的思想。“思想者”的姿态，是黄玉峰老师几十年语文教育的姿态。
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待学生上。我们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黄老师希望学生“活”得像个人。我理解这句话，就是让每个学生都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立足于培养掌握某门专业与技能的“人才”，还是培养独立自主的“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
中小学教育关注的，首先应该是活生生的人。过分强调中小学培养“人才”的功能、培养人才的效率，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你会不由自主地将学生按照你的人才标准来塑造、来改造、来异化、来扭曲。结果牺牲的是学生的个性与灵性，这就走到了教育的反面。
语文教育在人的培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习语文，首先是学习一种表达方式，这实际上也是在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理解和认同一种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通过语文，我们帮助学生构建他的人格，他面对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他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他对真善美的理解与把握。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人生的底色，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族的未来。黄老师提出“教育要为民族负责”，我想他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思想者的姿态也决定了黄老师对待文本、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他关于苏轼、关于李白、关于杜甫、关于鲁迅的很多观点，也显示出一个思想者的姿态和一个学者的眼光。我们培养的是当代的人，任何文化资源都是来帮助我们的学生形成现代人格的。包括传统文化在内，再优秀、再悠久，它的价值也是为了孩子的成长。
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但不是为了文化而存在。相反，文化是为了人而存在的。黄老师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真实的、生动的从而也是复杂的历史人物。这样的阅读理念，让学生与那些历史人物保持对话的平等姿态，这就是很伟大的成果。
黄老师对教材始终保持一个思想者应具备的审视与质疑态度，这使得他经常能够得出许多精辟的真知灼见。看阅读教学。学文言文，究竟是为了什么？《鸿门宴》是名篇，写的据说是史上最有影响的一顿饭局，觥筹交错之下是刀光剑影。问题是，我们教给学生的是什么？刘邦的隐忍智慧？为人处世的计谋方法？还是要吸取刘邦得天下的经验？刘邦的成功能给我们的学生什么启示？阴谋诡计吗？看了余秋雨的一个讲演，他问道：中国文化能否减少一点权谋色彩，增加一点大道文化，或者大爱文化？我想余先生活了大半辈子，经过了“文革”的风风雨雨，成名后的日子也过得波澜起伏，估计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心态有别人所不能体悟的深切感受，他的话值得我们玩味。
我们渲染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是要当代青少年遇到挫折也去归隐南山吗？那我们怎么建设现代社会？比较一下陶渊明与梭罗的《瓦尔登湖》，哪一个更为现代中国所需要？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是回到庄子，还是像梭罗那样静下心来，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与社会建设的资源？我们鼓吹李白对名利的蔑视，是不是要引导学生在遇到挫折之时，学会李白式的自我欣赏与自我安慰？李白式的独立人格与现代公民的独立人格是一码事吗？
我们的传统文化教学，美其名曰尊重先贤，很多时候却演变成了为传统的辩护与粉饰。学习传统文化难道就是为了敬畏传统，继承国粹？试问，如果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会尊重学校的门卫与勤杂工，连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外来民工都充满歧视与不屑，“不与陌生人说话”成了警世通言，又怎能真正敬重千百年前的陶渊明？继承什么呢？当我们鼓吹继承与弘扬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对这些传统做了清理与审视，这样的清理与审视是否足够理性？
《跨越百年的美丽》一文将居里夫人的科学追求与她作为一个女人对美的追求对立起来，黄老师说文章将居里夫人塑造成了“假修女”，这绝不是找碴儿。
思想者的姿态还表现在，黄老师对现实生活尤其是现实文化生活的深度参与。真正的思想者是不会置身事外的。尤其是教育。埋头于故纸堆，或许可以做个好学者，但一定做不了好的中小学教师。很多人用研究文本来替代研究社会，用研究历史来替代研究现实。这其实是在扼杀语文学科的现实生命。
我们应该引导学生面对风起云涌的社会，面对波澜跌宕的人生，面对现实的文化。黄老师主张的“大语文”，其实也包含了关注现实的意思。
“韩寒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当年的讨论，有人苦口婆心，有人激愤昂然，有人痛心疾首。黄玉峰老师却说：当千军万马闯独木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一个韩寒走自己的路呢？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恰好从侧面印证了黄老师作为一个思想者的风采。有时候我也想，要是韩寒真的一无所成，人们该怎样议论黄老师的言论呢？我的结论是，即便这样，也无损于黄老师作为独立的思想者的价值。
二、学术化的教学取向
有人说教学是一门艺术，有人说教学是一门技术。任何比喻都可能存在陷阱。艺术是追求完美的。技术呢，则强调实用与效用。“艺术”取向的人可能会因为追求表现形式的完美而影响教学内容，我看到一些所谓的专家评课，看重的是教学的起承转合，很多公开课其实已经异化为表演课。其实，这样的课让赵本山来上也许更合适。而“技术”取向的人，则往往过于实际而陷入短视，甚至连每个细节都要追问其设计的目的何在，容易陷入死板。
我听过黄老师的一些课，看过他的一些课例，黄老师的课堂教学取向，我觉得可称之为“学术化取向”。总体看，黄老师更注重语文的文化内涵与文本的学术分析，注重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思路与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而教学的技术与形式，似乎倒在其次。他上《世间最美的坟墓》，基本上是一讲到底，但对背景材料的梳理，对思路展开的逻辑线路，对文本涉及的历史文化，都是条分缕析。他将文本解读理解为一个研究与思考的过程，一个质疑和论证的过程。这样的课堂教学绝对不会是“满堂灌”。
语文教学之所以不受欢迎，一个原因就在于内容的浅薄，而与这种浅薄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技术与方法上的过度追求。为什么花样百出而备受冷落？追究深层次的原因，与教师的学养不足密切相关。尤其是高中。当代高中生的成长背景与自身的文化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越来越明确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我发现，让学生跟你做试卷容易，让他服你也简单，因为他需要分数；让学生跟你自由讨论、自由写作，就没那么简单了。有时候我想，有些老师之所以特别热衷于甚至迷恋题海战术，也许与这种训练中教师的地位不可挑战有关。
现代文教学量不足，质不高。从内容看，小品短制居多，讲点小道理，抒点小情感，玩点小清新，一眼即可洞穿，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看几个关键句就知道其所谓言外之意，真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高中阶段是人的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形成和成熟的关键时期，可我们的阅读材料内容浮浅，思想不足，理性不足，文化底蕴不足。贫瘠的土壤中怎能长出参天大树？
生长在信息时代的高中生们，他们的阅读趣味怎么样？我们提供的读物，其内容及格调与80年代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
至于于漪老师批评的“碎尸万段”的阅读教学方式，现在差不多还是常态。
学术化听起来很神秘，但直白点说，就是多做点研究，多讲点逻辑。缺乏学术训练的人，考虑问题往往想当然，想当然就是非理性，就是简单化。现在的社会，从道德理性、文化理性到法律理性，都欠缺。学生作文中有很多非理性，华丽的语言背后往往是荒唐的、混乱的逻辑。包括高考满分作文，这与我们忽视了逻辑化、学术化的教学有关。
三、赤子般的精神底色
毫无疑问，黄老师是个很有个性风采与人格魅力的人。我有幸与黄玉峰老师一起参加过一些学术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一个老师教梁实秋的《雅舍》，老师理解为“梁实秋的恋于雅舍乃是逃避现实，有缺乏民族责任感的嫌疑，真正的知识分子具有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责任意识，是决不回避现实的”。上课老师的态度执拗而坚决，让我很不能理解。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与自由选择。两种理解之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当时黄老师站起来与上课教师争论，很激烈。黄老师脸都红了，情绪极为激动。我坐在旁边，心想，以黄老师这样的年龄与身份，为什么要如此争执？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可以不在乎名利，但一定在乎对事实与自我见解的维护。黄老师较真、认真，这一点是我们很多人缺乏的。
黄老师主张语文老师应该有一颗“童心”。童心者，赤子之心也。有人说他是永远的“五四青年”，有人说他是“语文教育的叛徒”，当叛徒是需要激情的。教育本身应该是有理想色彩的，因为教育是面对未来的。一个没有缺憾感的人，不会是一个好老师，道理很简单：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很骨感。
黄老师对体制的某些弊端有清醒的认识，但从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他说你把教室门一关，直接影响学生的还是教师；他对语文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但他主张改良，这是很务实的思路。我们常说哈姆雷特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常常加以嘲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思想的矮子，行动的巨人”，想也不想，或者想也没想清楚，就盲目地、勇往直前地蛮干。怕就怕这样的折腾。
语文教育经常冒出一些惊世骇俗的黑马，每一匹黑马的横空出世都让我们艳羡不已；但一阵狂风刮过，这些人又都销声匿迹了，而黄老师，则始终以他犀利的思想、厚实的文化学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向我们展示语文的价值、语文教师的魅力，成了上海语文教学的一个符号性的人物。再次借这个机会表达我对黄老师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