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世人都惊诧于中国在最近40年里经济的飞速发展。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9.79万亿元，约合6.04万亿美元，超过日本的5.4万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中国的GDP达到82.71万亿元，合12.2万亿美元，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对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自然有理由把它看成是一个奇迹，但是，这个经济发展的奇迹绝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单一的发展奇迹。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谜”的话，那么这个谜底的破解不单在于经济本身，而恰恰需要从政治方面获取“密码”。《当代中国政治》这本书，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围绕政治的基本问题，阐述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改革、政治的领导核心、政治的主要制度以及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独具特色的政治优势。可以说，通过这本书，能够了解与把握当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包括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观察视域。
作为本书开篇的导论，有必要先就政治是什么、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焦点和目标等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作出探讨，以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本书。
一、“政治”是什么？
在中国，“政治”这个词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为先秦诸子所使用。例如，《尚书》中有“道洽政治，泽润民生”，《周礼》中有“掌其政治禁令”。显而易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政治即意味着治国理政、造福于民。
在古代中国，对政治的理解，多半把“政”与“治”分开阐释并分别使用。“政”的含义主要有四种，一是指国家的权力、制度、法令，如“政者，制也”“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夏有乱政，而作《禹刑》”；二是指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如“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三是指统治者的修养和教化，如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四是指君主和大臣们的治理活动，如《宋史·欧阳修传》载：“其在政府”，“同心辅政”。“治”的含义主要有两种，一是指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管理活动，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这与“政”有着相同的含义；二是指与动乱相对的安定的状态，如“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把“政”与“治”合用，就全面、充分地体现了上述这些基本含义。
在西方，“政治”的英文为“politics”，起源于希腊语的“polis”（“波里”），其意为“城邦”。公元前8—前6世纪，政治思想随着城邦制度的产生而逐渐形成。古希腊时期，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卫城、市区以及附近数公里之内的若干乡村组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实体，是最早的一种国家形式。古希腊的雅典，每当商议公务时，公民就集合于城邦的卫城中，对公共事务做出共同的决定。政治，是人类社会普遍的一项活动。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与政治活动息息相关，人可以说是天生的“政治人”。因此，政治从一开始就是指有关国家的治理、参与、决定等公共活动及其活动程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思想家都频繁地使用了政治的概念。公元前386年，柏拉图写了《国家篇》（通译为《理想国》），以后又写了《政治家篇》，研究国家、统治者、社会分工和等级关系等政治问题。公元前326年，亚里士多德写成《政治学》一书，标志着政治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诞生了。从城邦的结构和意义出发，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是对城邦进行的治理和管理。这种治理和管理，也意味着是公民对城邦事务的权力，因为，城邦乃是“一个公民集团”[1]。
由上可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从一般的意义讲，政治就是国家公共事务治理的思想理论、制度机制以及实践活动。政治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和公权力，诚如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所说：“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2]可以说，政治乃是用公共的权力对众人之事进行治理。这通俗地解释说明了，政治固然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但归根到底必须为了人民，有益于人民，也要服从于人民。
二、中国的国家建构与发展
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家，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5000多年。在经历了史前阶段和夏、商、西周等王朝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秦朝于公元前221年建立，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式的封建帝制国家。秦朝奠定了中国封建国家的基础格局，为以后的汉、唐、宋、明、清等历朝历代所承袭。
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封建的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911年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同盟会等组织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帝国主义势力竭力诱胁革命力量向湖广总督、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妥协。在内外胁迫下，革命势力作出让步，孙中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即举袁世凯当大总统。革命势力对袁世凯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真正实现国家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分裂状态。
1921年，中国诞生了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纷纷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抗议当时卖国的北洋政府。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和市民。学生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救国救民的新思想。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上海成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掀开了壮丽的画卷。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历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后，于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1956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道路。经过10年的努力，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形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但是，从总的方面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仿效了“苏联模式”即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经济上实行僵化的计划体制，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文化上推行教条主义、搞说教化，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盲从心理，导致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国民经济和政治生活陷入困境。
1978年，针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端，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
了解当代中国政治，一定要注意到现阶段进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形成的呢？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首次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此后，在中国共产党从十三大到十九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题目中，都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党的十三大：“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四大：“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的胜利”；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十六大：“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十八大：“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九大：“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向前发展的宏伟规划，也是中国要为之建立的一整套治国理政的政策大计。对于这样的宏伟规划和政策大计的论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读本》中，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根本途径、内在要求、根本原则、本质属性、必然选择、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集中表现为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建设，推动国防建设、祖国统一、和平发展和“中国梦”的实现。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观察和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可以清晰地看到它决定了当代中国政治的脉络走向，确立了基本的政治方略。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当代中国的政治选择是社会主义方向，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允许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求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避免滑向僵化保守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要求必须既要立足中国，又要面向世界，中国要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世界，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积极吸纳人类政治文明，大胆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群众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体，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来看，人民群众切实担当起了国家主人的责任，通过民主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依法积极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充分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项事业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人，在依法治国中处于主体地位，起着主体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过法治的方式实现当家作主，人民以法治的方式治理国家，人民是依法治国的力量源泉。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必须保证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当代中国的政治核心问题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即以这样的政党作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政党被视为当代各国政治的枢纽点，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唯一执政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在实际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并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是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社会理想的政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的必然表现。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新的时代条件下，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决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强保证。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求当代中国构建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它有一个根本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有三个基本制度：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它有四个具体制度：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需要不断完善，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四、依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
观察和认识当代中国政治还要注意到一个显著特点，即当代中国政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依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构成当代中国政治的主流思潮。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科学揭示了政治的本质、特点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则反作用于生产力。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依次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从这种世界观和历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认为：一方面，政治意识是对政治存在的反映，政治存在决定政治意识；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政治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也包括了后来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提出了以下主要的观点：
第一，政治是公共机构和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也就是说需要一般政治。”[4]公共的政治机构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在居民被划分为阶级的状态下，具有阶级统治的职能；二是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诚如恩格斯所言：“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 [5]公共政治机构如果不举办和管理像水利这样的公共工程、公共事务，那么阶级统治本身也就无法维持。在阶级统治职能消亡之后，公共政治机构仍会保留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这表明，政治是一种公共物品，它产生于社会和人们的普遍需要，政治活动将与人类社会相伴随，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就存在公共事务，就需要公共机构，所以也就需要政治。
第二，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在阶级社会里，公共政治机构表现为国家的形态。一个阶级要取得和保持、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就必须掌握国家政权，控制国家机器。列宁指出：“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的机构”[6]，国家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7]。国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是社会政治活动最集中的场所。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一切政治活动、政治关系、政治现象都与国家政权有关，都是以国家政权的舞台为中心的。各种政治因素，如阶级、政党、政治组织、政治斗争、政治革命、政治妥协，也都是围绕国家政权展开的。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才得以系统地推行本阶级的政治。因此，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8]由此可见，国家活动的内容、形式、过程，构成政治的中心。
第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密切相关，政治以经济为基础，反过来也服务于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根源于物质的生产关系，政治关系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社会的具体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9]。“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经济关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关系。但是，政治关系并非消极地反映经济关系，而是具有巨大的积极、能动的反作用，即列宁所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1]。所谓集中表现，就是指政治反映了经济关系中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要解决根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不能只着眼于经济本身，而有赖于从政治上加以解决。在阶级社会里，要想解决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经济利益问题，只有走开展阶级斗争、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的政治之路。因此，列宁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12]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以及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问题，也要在国家的宏观政策指导下进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行。
第四，政治的关键在于制度。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决定着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从而也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文化意识形态。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结构，主要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部分，并且建立了与其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国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历史唯物主义同时认为，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代表着经济基础与生产力前进的根本要求和方向的国家上层建筑及其各项制度，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基础与生产力的发展。
第五，政治具有客观规律性。列宁指出：“政治是一门科学，是一种艺术。”[13]政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发展不是偶然的、盲目的，而是受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制约，有着自身客观的、固有的规律。通过社会实践，人们就能够不断地揭示、认识和掌握政治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是一门科学。由于政治涉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及社会生活、政治环境和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变动性，人们在实践中运用政治的客观规律不可能千篇一律地套用现成的公式，这就需要分析形势，把握时机，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更加灵活、主动地运用政治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以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因而，政治又是一种艺术。
五、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聚焦点及目标
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不能停留在纯学术的层面上，而要与中国的现实紧密结合，着力于解决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这就要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聚焦点和目标问题。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聚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因为，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来源于苏联政治体制模式。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特点在于：领袖集权、个人专断；职务终身制、干部层层委任；党内和社会缺乏民主、缺乏自由、权力不受制约监督。苏联政治体制模式的直接后果是，不能有效地运用民主方式选拔精英人才，致使平庸的人甚至是一些溜须拍马、心术不正的人占据了政治职位，以至于这套僵化的、死气沉沉的政治体制像一部锈死的机器，根本失去运转的机能。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不是针对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进行扎实有效的改革，终于导致了覆亡。这说明，苏联政治体制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它外强中干，弱不禁风，不符合进步的政治价值取向，在世界上更没有竞争力。这就给了我们一个警醒，不改革政治体制，迟早会酿成大祸。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转型期就是改革期，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目标表现为“八化”，即政治民主化、政治法治化、政治分权化、政治公开化、政治参与化、政治监督化、政治决策科学化、政治管理效能化。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已构成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道亮丽风景。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要实现的目标所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否获得成功，取决于能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这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四者关系中，其政治体制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主要特征，同时具有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稳定、团结、民主、和谐与长治久安的功能。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其总体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
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完全不同，当代中国建立和逐步完善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不同，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中，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不断创制、不断巩固和不断成熟，其间虽然也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走过了曲折坎坷的历程，但是，总体上它们适应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迅速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成和拥护，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13.
[2] 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61.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7.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5.
[6]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
[7] 列宁.列宁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29.
[8] 列宁.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8.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11]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07.
[12] 同④407-408.
[13]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