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
第一章 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节 劳动与生产力
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从分析人在生产劳动中的关系入手，揭示出人的本质的发展过程和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马克思从对人的劳动的物质性出发，一步一步揭示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马克思强调劳动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2]。他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劳动问题的系统论述，都是建立在对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分析之上的。
一、劳动主体
马克思指出人是劳动主体。《资本论》对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作了深刻的分析，论述了劳动主体的以下特点：
（一）劳动主体的物质性
马克思对劳动主体的规定，同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主体观是对立的。黑格尔在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本质是劳动的论点，这是黑格尔的一大功绩，但是他所说的人，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一个环节，是“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人类理性客观唯心主义化，作为世界的本体。他认为世界本体是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具有能动性，因而成为主体。绝对精神经过自身逻辑阶段的否定性发展，外化为自然界和人，通过人的意识的否定性发展达到自我意识。在人的自我意识的否定性发展中，人逐渐认识了自然、社会和精神现象的本质，最后终于达到对精神自身的绝对认识，达到绝对精神本身。黑格尔认为，在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中，劳动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分析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与依赖性时，以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说明了劳动的意义。他认为主人把奴隶置于自己和物之间，奴隶在劳动过程中就能够把自己建立为一个否定者，而劳动“这个否定的中介过程或陶冶的行动同时就是意识的个别性或意识的纯粹自为存在，这种意识现在在劳动中外化自己，进入持久的状态。因此那劳动着的意识便达到了以独立存在为自己本身的直观”[3]。黑格尔以奴隶的劳动为例说明了主体通过劳动把自己外化到对象中，从而得到了充实与实现，而主人因不劳动，他的意识反而是空虚的。从黑格尔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劳动主体，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而“奴隶”不过是自我意识的一个躯壳而已。因此，黑格尔否定劳动主体的物质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劳动看作现实世界中两种客观事物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劳动主体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4]人之所以要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因此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创造了人类社会，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而人类社会的这种发展，正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6]。
（二）劳动主体的能动性
马克思不但揭示了人的劳动的物质性，而且揭示了人的劳动的能动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在批判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是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斯密在提出这一科学理论的时候，并不能把它贯彻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全部说明中去，相反，他得出了庸俗的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值的结论。萨伊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抛弃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内容即劳动价值论，把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独立出来，提出了一套又一套庸俗经济学说，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李嘉图是把劳动价值论坚持到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但是，他不能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因而陷入形而上学，使得他的理论体系有许多不可克服的漏洞，得出许多自相矛盾的结论。有一些庸俗经济学家，打着坚持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旗号，实际上宣扬萨伊等人的庸俗经济理论。麦克库洛赫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给劳动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劳动下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由动物，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7]麦克库洛赫把人、动物、机器和自然力完成的结果和作用都称为“劳动”，而且说这些“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因此，利润是机器和原料进行“劳动”的工资，理应装入它们的所有者资本家的腰包。
马克思在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批驳了麦克库洛赫的劳动定义。他指出，“把作为人的活动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的劳动本身，与作为使用价值、作为物的商品所具有的物理等等的作用等同起来！就是他，把劳动的概念本身都丢掉了！”马克思说他这是“对李嘉图理论的最彻底、最无知的败坏”[8]。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强调的“劳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观点是科学的，因为只有人才是有自觉能动性的主体。
劳动主体的能动性还有一个重要表现，这就是劳动者不仅仅利用自身生理器官，而且利用工具进行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与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9]
马克思在讲到劳动者把劳动资料作为手段改造劳动对象时，在注释中引用了黑格尔这样一段话：“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10]黑格尔的这段话之所以受到马克思的重视，原因在于黑格尔在这里揭示了主体利用客体手段改造客体对象的重要意义。在《逻辑学》中，黑格尔用唯心主义的语言，说明了主体利用工具的意义。他说：“既然目的自身直接与一个客体相关，并使它成为手段，而且通过手段来规定另一客体，这就可以看作是强力，在这种情况下，目的显出与客体完全不同的性质……而这两种客体又同是互相独立的总体。但目的既然把自身建立为与客体的直接关系，并在自身和那个客体之间插入另一客体，这就可以认为是理性的狡狯。”[11]黑格尔说的“理性的狡狯”，就是主体的能动性。他在《小逻辑》中也说：那作为支配机械和化学过程的力量的主观目的，在这些过程里让客观事物彼此互相消耗，互相扬弃，而它却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但同时又保存其自身于它们之内，这就是理性的机巧。[12]黑格尔的这个体现了辩证法思想的观点受到马克思的重视。在马克思看来，利用工具改造劳动对象是人的能动性的最重要表现。他说：“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13]他还说：“只是有了用于新生产的最初的产品——哪怕只是一块击杀动物的石头——之后，真正的劳动过程才开始。”[14]
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15]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16]
马克思对劳动主体能动性的分析，主要是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的。马克思关于劳动主体的能动性的理论，体现了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特点，为他将劳动价值理论贯彻到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去奠定了哲学基础。
（三）劳动主体的社会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导言中，一开始就把人的社会性提了出来，同时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人看成孤立的人的观点。他指出，生产“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17]的生产。他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当然是出发点。但是这些个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人，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但是这种事情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会有语言的发展一样，这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还说，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和鲁滨逊一类的故事一样，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不过表示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的愿望。实际上鲁滨逊一类的故事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做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可是，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这种摆脱了自然联系的个人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马克思说，实际上，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而是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人类自产生之时就具有了社会性，不过这种社会性表现为人对人的依赖。只是到了18世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这种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不是直接表现为人对人的依赖，而是表现为人对物的依赖。[18]
揭示劳动主体的社会性，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特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劳动主体是有着社会规定性的人，但是它不能透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透过商品交换的表象，看到在物与物关系背后隐藏着的劳动的社会关系。因此，它认为资本是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而且要永远存在下去，是一个永恒的范畴。马克思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入手，揭示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进而把隐藏在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这里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为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劳动主体的社会性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重要特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对于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他所讲的人，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他研究了宗教的异化性质，但是他没有看到宗教的异化本质的根源在于劳动主体的社会关系，在于劳动的异化。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19]费尔巴哈不能对劳动主体的社会性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他的哲学只是半截的唯物主义，他的历史观仍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
劳动主体的社会性与能动性是两个紧密相联的特性。没有社会性就不可能有能动性。马克思说：“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20]马克思举例说明人的社会性使人类具有极大的能动性。他说，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开来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根本不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21]人类正因为具有社会性，是“社会动物”，才由此产生出一种任何非社会性的动物所不可能有的能力，即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没有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人的社会性。人正是在能动地改造自然界的劳动中形成自己社会性的。人的社会性的发展，是在人改造自然界的能动性的发展基础上实现的。人的能动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就是人的劳动。
二、劳动客体
马克思认为劳动客体是自然物，然而只有同人的劳动发生关系的自然物才是劳动客体，并不是宇宙中所有的自然物都是客体。马克思把劳动客体区分为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两部分。
（一）劳动对象
马克思把人在劳动中将劳动加于其上的一切自然物称为劳动对象。他又把劳动对象分为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与经过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这两类。
所谓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就是没有经过人的劳动加工的自然物。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22]不仅在人类最初的劳动中需要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就是在最发达的现代劳动生产中，仍然需要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如采矿业开采的煤炭和各种金属矿石，捕鱼业捕捞的各种海生动植物等。随着宇航工业的发展，人类将获得地球以外的天体上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
经过人的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称为原料。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23]有些原料只经过一次劳动加工就成为生产资料或完成的生活资料，而更多的原料，需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它们不断改变形态，不断重新作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劳动过程把它当作完成的生活资料或完成的劳动资料排出来。[24]随着人类劳动能力的发展，劳动对象越来越成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每一场生产技术领域里的革命都必然同时引起劳动对象领域的新变化。
（二）劳动资料
什么是劳动资料？马克思把劳动者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称为劳动资料。他把劳动资料分成两大系统：第一，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第二，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此外，马克思还把土地等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广义的劳动资料之内。土地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虽然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25]
关于劳动资料对于劳动的意义，我们在分析劳动主体的能动性时已经作了说明，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三）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联系
马克思对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作了区分，同时也分析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作为劳动中的物的因素，共同构成生产资料而被人所占有。马克思说：无论是劳动对象还是劳动资料，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26]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能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27]
第二，劳动对象能够通过劳动转化为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经过劳动过程变为劳动产品，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作为个人消费品进入人们的生活消费，另一部分作为生产消费品又重新进入生产过程。这后一部分产品，有的被当作原料，成为劳动对象，有的被当作劳动资料。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28]由于生产越是发展，劳动对象离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越远，又由于绝大部分劳动资料是由劳动对象转化而来，这样，人类世世代代的劳动能力就积淀在劳动资料中，使劳动资料成为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第三，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在劳动过程中由对立达到同一。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在劳动之前同样是客体，它们与主体相对立。但是，一旦进入劳动过程，劳动资料就站在劳动主体一方，成为劳动的传导器，成为主体活动的手段，成为能动的自然物（当然这种能动性并不是劳动资料自己本身产生的）。而劳动对象仍然站在劳动主体的对立面，成为受动者、被改造者。在劳动中，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之间发生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作用与反作用，它们成了对立物。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资料被消耗了，而劳动对象被改造了，劳动资料的作用，体现在劳动产品上面了。在商品生产中，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劳动产品方面，劳动对象的价值也转移到劳动产品方面。这样，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又由对立转变为同一。
因为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有以上三方面的联系，所以它们共同组成劳动客体，马克思把它们概括为生产资料。
以上分别介绍了马克思对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分析。下面介绍马克思关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观点。
三、劳动对象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主体同客体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就是劳动对象化。劳动对象化体现了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从马克思对劳动对象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把劳动对象化归纳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劳动活动的对象化与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一）劳动活动的对象化
马克思说：在劳动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物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29]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劳动“物化”，在有些地方称为劳动“对象化”[30]。因为劳动产品物化着或对象化着人的劳动，所以马克思把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的劳动产品也称为“物化劳动”[31]或“对象化劳动”[32]。
在商品生产中，商品的价值就是物化的或对象化的人类抽象劳动。马克思说：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的人类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物，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33]承认价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各种庸俗经济学理论在攻击和篡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首先反对的就是劳动价值论。例如萨伊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要素”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共同创造的，庞巴维克认为价值并非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也就是说，商品价值的源泉不是劳动，而是效用。
因为马克思的整个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一切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说，也首先把矛头对准劳动价值论。例如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就说：“马克思使价值理论成为他的理论结构的基石”，“谁都知道，这种价值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第二，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从来不曾顺利地起作用”[34]。他认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已经“代替”了并且“在许多方面要胜过”劳动价值论。其实，熊彼特的这个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恩格斯早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中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驳。我们在这里用不着论述劳动价值论本身的科学性。我们所要说的是，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整个体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哲学概括的劳动对象化理论，当然也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了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在往后的分析中就可以证明。
（二）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且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到他自己的控制。[35]这就是说，人在劳动中不仅改变了客体，而且也改变了自己。他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客体的面貌，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本质。劳动使人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即潜在的力量发挥出来，并在劳动产品上打下了这种力量的印记。因此，劳动的对象化不仅仅是劳动活动的物化、对象化，更重要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对象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说：“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36]。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财富不是别的，正是劳动者的才能、生产力的普遍性和人对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体现，正是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体现，正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
劳动对象化的直接产物是劳动产品。劳动产品中的一部分在新的劳动过程中成为劳动资料，所以，劳动资料实际上是劳动对象化的产物。既然劳动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所以劳动资料就成为人的本质发展的测量器。马克思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7]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劳动资料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候，说明了劳动资料的发展与人类本质力量的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他说：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取得的成规。[38]也就是说，劳动资料由手工工具发展到机器，同劳动者主要依靠经验操作手工工具发展到以自然科学技术发动机器紧密联系。这种发展反映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的一个质的飞跃。这也是人类本质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马克思在谈到机器的发展时，也指出机器这种劳动资料的发展反映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发展。他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动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39]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种发展显示了人类本质力量的发展。马克思说，自然界没有创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40]劳动资料的发展表明，人类改造自然的本质力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为智力，表现为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现代信息科学的发展证明了人类的本质力量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智能机器就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人类本质的对象化。
马克思关于劳动对象化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思想，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对象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黑格尔说，自我意识作为主体要想确立自己的本原、本体的地位，就必须把自己外化为对象，然后在对象中反过来认识自己，这样就产生了主体的对象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了黑格尔的对象化理论是唯心主义的。他说：黑格尔的对象化理论的“主要之点就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就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把人和自我意识等同起来）”[41]。费尔巴哈不同意黑格尔把主体规定为抽象的自我意识，他认为主体是现实的人。但是，他没有发现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劳动，从这方面来说，费尔巴哈从黑格尔那里倒退了。费尔巴哈只研究了人与宗教的关系，认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这是他的伟大之处。费尔巴哈仅仅揭露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然而更重要的工作他还没有做，这个工作就是揭露劳动的对象化所反映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内容就是研究这个问题。《资本论》在这方面坚持和发展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观点，从而为系统地研究劳动问题打下了哲学基础。
劳动对象化理论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条线索：既然人的本质对象化在劳动客体方面，那么，主体同客体的关系，也就是人同自己的本质的关系；主体同客体的关系的发展，也就是人同自己的本质的关系的发展。这样，关于劳动的理论，本质上就是关于人的理论；关于劳动发展的理论，就是关于人的发展的理论。
四、生产力是人们实践能力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从劳动过程的结果的角度说，劳动过程就是生产过程。正因为“劳动”与“生产”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的时候，有时候使用“劳动”范畴，有时候使用“生产”范畴。例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4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用“劳动”说明了这同一个观点：“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43]在分析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用“劳动”来说明[44]，有时用“生产”来说明。[45]
“劳动”与“生产”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一的，但又有区别。马克思指出，“劳动”侧重于从人的活动本身这个角度看人类同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46]马克思指出，“生产”则侧重于从活动的结果这个角度看这一过程。由此，马克思引出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力”和“生产力”。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47]。也就是说，劳动力是存在于个人的身体中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它是人进行劳动的能力，它存在于个人的身体之中。而“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是人们“以往的活动的产物”[4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分析了劳动与生产力的内在关系，他说：“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49]劳动既然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0]，而生产力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那么，生产力就是人们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
马克思在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初期阶段，就指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基础”。他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51]这就是说，生产力不是人们某一方面活动的结果，而是人们全部活动的结果。这种全部活动，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科学技术的创造；既包括在一定分工形式中进行的个人劳动，又包括这种分工形式构成的共同劳动；既包括劳动主体自身的发展，也包括劳动资料的发展。生产力就是人类各个方面的实践活动的综合的结果，它体现了人类实践能力的水平。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1~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1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同上书，208页。
[6] 同上书，12页。
[7]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Ⅲ册，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8] 同上书，198页。
[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0] 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册，4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 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中文2版，3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3] 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7卷，1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6] 参见上书，207~20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 参见上书，18～21页。
[1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3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1] 参见上书，362页。
[2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2～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3] 参见上书，203页。
[24] 参见上书，207页。
[25]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6] 参见上书，207~208页。
[27] 参见上书，44页。
[28] 参见上书，204页。
[2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252～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在此处并未提出“劳动对象化”概念，只是提出“非物化劳动”和“非对象化劳动”概念。笔者理解其逻辑中包含“劳动对象化”与“对象化劳动”的概念。
[31] 同上书，519页。
[32] 同上书，253页。
[33]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50~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4]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32~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5]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4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7]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8]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下，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0] 参见上书，219~22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8~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 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8~2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4]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508、512～514、5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4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6] 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201~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47] 同上书，190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9] 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0] 同上书，201~202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