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解体与衰落：剧变时期的苏联哲学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俄国社会的复杂与多变都是令人感慨的：在20世纪的百年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消失的历史剧，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国里，仅此一国。[1]作为这种社会现象的理论反映，俄罗斯哲学同样因其复杂多变而让人费解。当然，我们在此论及的“俄罗斯哲学”，是指苏联解体以后的“当代俄罗斯哲学”。
研究当代俄罗斯哲学，绕不开在俄罗斯哲学史上存在了70余年的苏联哲学。
一、苏联哲学：双重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十月革命起至苏联解体止，苏联哲学有着长达7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岁月中，苏联哲学既陷入过黑暗，也经历过辉煌。它尽管曾经饱受政治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的干扰，但却仍在艰难的环境中历经曲折而顽强发展。
苏联解体后，苏联哲学迅速成为众矢之的，靶心首指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然而，对什么是“苏联哲学”，学界的看法却不一致。因此，当我们谈论苏联哲学的“双重性”时，首先要澄清的是，我们这里谈论的“苏联哲学”是指十月革命至苏联解体之时，在苏联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何谓“苏联哲学”，学者们的定义略有不同。有的认为它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组合，指出就其理论内容而言，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组成的“钢板一块”[2]。有的认为它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广义而言，它是苏联各民族哲学在苏联时期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形态，就狭义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传播、运用和发展，是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理论成果。[3]有的认为它是“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地域即横跨欧亚两洲因而兼受欧亚两种文明的影响，在一国范围内产生并被打上鲜明烙印即俄国的思想精神、文明传统、民族特性的“苏联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4]。有的认为它是苏联时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或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或“主流哲学”，强调它是被打上了浓厚的苏联时期意识形态烙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5]的哲学。
学者们的上述表述尽管各异，但又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共识：苏联哲学既属于或同于、又不属于或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如同我们不能将俄罗斯哲学等同于俄罗斯宗教哲学一样，当我们讨论苏联哲学时，我们同样既不能将其简单地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能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苏联哲学中有“主流”与“非主流”之分。前者作为“官方哲学”，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后者作为非意识形态的其他哲学形式（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语言学、科技哲学等），因其研究对象、内容与政治的关系较远，而受意识形态干扰较少。即便在被称为“主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它也有“官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的”马克思主义之别。前者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遭人诟病，后者却不乏从学术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所贡献。因此，苏联时期同样涌现出了一批富有创造性的哲学家[6]，他们的学术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然而，即便备受诟病、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诸多理论中，有着独特的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即使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一些领域，例如历史唯物主义领域”，В.П.图加林诺夫[7]、В.Ж.凯列[8]等人“也提出了许多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新思想”[9]。
鉴于苏联哲学就其研究领域、范围、内容、性质而言，均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当我们谈论苏联哲学时，必须区别三个层面的苏联哲学：第一个层面，是总体性意义上的苏联哲学，包括“主流哲学”和“非主流哲学”；第二个层面，是“主流哲学”中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个层面，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这里探讨的具有双重性的苏联哲学，则指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特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作为意识形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同样具有秉承和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特征。这种“双重性”，使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简称苏联哲学），既有值得肯定的成就，又有难以克服的弊病。
1.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苏联哲学逐步形成了“由界限相对分明的哲学学科组成的”“较为严整的体系”[10]
不可否认，苏联哲学的“体系化”，在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后，备受中俄两国学界诟病。但学者们并未完全否定其合理性，相反却十分强调“一分为二”地分析它的必要性，即既要看到它的理论局限，又应肯定其一定的理论价值。
苏联“体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价值何在？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一个虽然不够严密但却“基本上是科学的”[11]，虽然“不成功”但却在内容上“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12]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
它第一次以“体系”的形式，将散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哲学思想、观点，加以集中并做出阐释，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得以较为完整地呈现于世。它第一次以简要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和论域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围得以有了较为明确的界限。它从基本的观点、方法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勾连和论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得以明确和突出。所以，虽然它有诸多缺陷和不足，但它终究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正是这种“构建”，使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因此，一些学者进而指出，苏联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仍然不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的成果”[13]。这一点，从苏联时期由Ф.В.康斯坦丁诺夫[14]主编的教材，汇集了全苏联各个大学哲学教研室的意见，并在每两年一次的修订中，依据实际情况对部分章节、部分内容做出重要修改，可见一斑。因此，作为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历史作用是难以被消解的。
2.通过“体系化”的模式，苏联哲学在不相同的领域对许多问题展开过研究[15]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其一，自然科学哲学领域。由于苏联始终重视物理学、生物学、控制论的研究，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是哲学最集中的领域；生物学是当代自然科学的前沿；控制论则无论对社会科学还是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都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而苏联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上，就有可能做出比较客观的哲学结论。而且，它在这一领域密切注视国外的动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从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16]
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苏联哲学对辩证法、认识论等领域做过系统探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范畴、体系等问题有着集中论述。此外，哲学工作者们还撰写了一批较有影响的阐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在翻译、出版和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方面，其成就更是有目共睹。[17]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影响，有西方学者指出：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还没有被教条化时，它“在智能上更有意义的一面”，“表现在苏联有一批有才干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信奉辩证唯物主义，并且把这个思想体系看成是富有革新精神的可供选择的事物，而不是学院式的教条。他们中有些人在撰写赢得科学界赏识的著作时，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18]。
其三，社会哲学研究。苏联哲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除了继续研究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还适应当时时代的发展趋势，研究了科技革命、文化进步、生态环境、全球化等相关领域中的哲学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其四，人的哲学研究。苏联哲学界自1956年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理论界开始涌动人道主义的思潮并陆续有相关人道主义的论文面世后，就开始了“人的问题”的哲学研究。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明确写进了人道主义的内容。在全苏联范围内掀起的人道主义宣传高潮中，苏联哲学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便将“人的问题”列为哲学研究之重，相继出版了一批从哲学角度探讨“人的问题”的著作和论文集。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哲学的权威杂志《哲学问题》多次举行圆桌会议，力求通过哲学各分支学科学者间的相互配合，以及哲学家与各具体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的彼此合作，从多学科角度开展对“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19]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哲学对“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热度，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而且制定了《人、科学、社会综合研究》大纲[20]，在关于人的本质、价值、异化、人性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并出版了相关研究论著。苏联解体前夜，由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И.Т.弗罗洛夫[21]担任主编、苏联学者集体编写的《哲学导论》出版了，该书一改苏联传统教科书的范式和体例，将“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第九章至第十八章的内容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改革上确立了富有创新性的体系。[22]
其五，文化哲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伴随着人的哲学研究和对科技革命、全球化带来的有关人文问题的思考，苏联哲学开始将文化问题置于哲学研究的范围。1966年В.М.梅茹耶夫等集体编著的《共产主义和文化》问世后，苏联学界逐步形成了一股研究文化的热潮，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其间，哲人几乎都被文化问题所吸引而涉足此领域。苏联对文化哲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并形成三个高潮时期：（1）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研究由沉寂到复兴的时期。中心是确立文化研究在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作用。（2）20世纪70年代末，以1977年6月《哲学问题》杂志举行的“文化、历史、当代”圆桌会议为标志，其后涌现出大量文化学的著作，内容涉及文化的概念、文化与社会进步、科技进步、文化与人的活动、文化的进步与衰落等有关文化本质的探讨。（3）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开始与世界文化研究接轨，逐步走出纯文化学研究的范围，试图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结合中，探索文化的性质与特征，力求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揭示文化现象的本质、规律。其间，出版了10多本文化哲学专著。[23]此外，一些哲学教科书增加了“文化”一章。《哲学问题》杂志先后开辟了“世界哲学和文化遗产：历史与当代”“文化的哲学问题”“哲学—人—文化”等专栏。[24]
其六，伦理哲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苏联哲学界较少关注伦理的哲学问题，并且其伦理学的研究只涉及共产主义道德问题如集体主义、苏维埃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国际主义等，而这类问题严格说来只能归于科学共产主义或教育学，以至于没有独立的伦理学。但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加强了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探讨的领域包括“伦理学的对象；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政治、法律、艺术、宗教的相互关系；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25]。此外，在道德选择、教育伦理学、道德文化、道德交往等方面，苏联哲学都有所探讨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26]学界还多次召开全苏伦理学会议，出版了一批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伦理哲学的研究注重向实践领域扩展，开始关注伦理学的应用领域和道德实践问题，主要内容有个体道德意识的形成过程、道德与政治的联系、道德与经济的联系、规范伦理学、伦理学理论同共产主义道德实践的联系等[27]，显示出力求从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与道德教育实践的结合中探寻伦理哲学发展之路的渴望。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起，伦理哲学研究为迎接和适应弥漫于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思潮，学界的伦理学研究全面展开了对价值哲学的研究，并在20世纪70年代将道德价值问题作为伦理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28]
另外，苏联哲学在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哲学、心理哲学、教育哲学、全球化问题等领域，也是成果累累。鉴于本书所指的苏联哲学主要指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上述研究领域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说来相对疏远，故在此恕不阐述。
3.苏联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使命
这种“实现”具体体现为：适应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主题，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斗争性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适应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需要，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以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适应俄国民众的现有文化程度，通过借助恩格斯通俗性的著作及其相关解读，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可见，“体系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从理论维度还是从现实角度看，都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苏联哲学何以“体系化”并最终构造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对此，学者们从历史的、政治的、观念的等角度，有着较多的和较为详尽的分析，其关键点最终又无不聚焦于斯大林个人及其苏联体制。鉴于相关探讨较多且不属于本书的主题，故在此不赘述。
苏联哲学尤其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面则是，它——作为“官方哲学”和“国家哲学”——既强调客观必然性、科学理性，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主观教条性、凝固僵化性。
1.哲学功能上的过度“入世化”，即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明显的功利色彩
真正的哲学不仅应当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即反映现实，而且应当是自己时代的号角即干预现实。哲学“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使命，决定了它的出路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作为理论，它负有世界的“哲学化”即唤起主体理性的使命；作为实践的结晶，它负有哲学的“世界化”即引领社会现实的使命。然而，一旦这种使命的履行超越了一定界限，将“理性”的哲学变成纯粹的“工具”，哲学沦为亦步亦趋现实的尾巴、最高领袖个人意图的辩词、利益集团的应景工具，过度“介入”现实的哲学就必然坠入主观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陷阱。
苏联哲学正是如此。它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与手段，而没有将其同时看作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将哲学功利化的做法，在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沦为现实的“应声虫”“追风影”的同时，也使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与评价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泛滥着特别功利的考量，以至虽然它也到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寻找论据，但往往从既有的政治立场出发，为我所用，并用以强化对其观点和策略的信念，导致在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完整性，过分突出那些与现实观点相合或相近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成了论证自己观点正确性的工具。于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答现实问题便常常流于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哲学那里，便常常成为苏联政治的实用工具。
2.哲学地位上的高度“越位化”，即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浓厚的救世意蕴
哲学虽“贵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但这只是就其理论表现形式而言，而并不意味着它有君临一切学科、指挥甚至越俎代庖一切科学研究的资格和权力。相反，哲学若不摆正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就难免陷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绝境。
遗憾的是，苏联哲学却因其高度意识形态化，而陷入了这种颠倒哲学与具体科学关系的“越位”之境。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视是具体科学的当然引路人，负有指导具体科学的使命和责任，具有评价其他学科是非曲直、正误真假的权力和功能，习惯于将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强加在具体科学上，甚至灌输到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范围、内容和形式中，使自己成为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太上皇”，便成为苏联哲学的常态。这种“越位”，在放大和拔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包揽、取代其他学科研究的极端，最终使哲学由引领变成旗帜、指导变成领导、权力变成权威、功能变成万能。这样，苏联哲学不仅因其“越位”而阻碍、限制、束缚甚至窒息了其他学科的发展，而且因其高高在上，缺乏具体科学的支撑而徒具其形，自身的发展和功能的正常发挥都不能不蜕化萎缩。
3.哲学属性上的高度“依附性”，即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哲学，由于与社会经济、政治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由于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形式之一，由于具有“化理论为实践”并服务现实的使命，而不能不具有意识形态性。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任何哲学要发挥实践功能，都不能不取得政治的“入场券”，与现实政治发生联系。哲学与政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决定了哲学服务于政治的范围和程度。然而，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不等于任何哲学都必然具有政治性（例如，逻辑学、语言哲学等，便不具有多少政治色彩），更不能在哲学的政治性[29]与政治化[30]之间画等号。否则，哲学将沦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工具，在丧失其基本理论素质即批判反思性、科学人文性的同时，成为政治的附庸。
然而，苏联哲学却在使哲学主观化、实用化的同时，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在执政党和国家权力的全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一套概念工具，支配着人们观察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31]，这导致了苏联哲学将其功能与政治意识形态等同，从而在丧失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使自己成为政治的装饰品。正是由于苏联哲学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生存基础，因而它将自己与政治的贴近等同于哲学的时代感，把哲学的理论功能简化为意识形态功能，把哲学的实践功能当作满足政治的需要，使其自己不仅蜕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某些只言片语的千篇一律、千书一体的注解，而且成为遵循最高领袖经典文本的“精确”复制品。苏联哲学就是政治的代名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点十分突出，以至“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更替、政治路线、甚至政策的每一变化往往都会影响到哲学的发展”[32]，“闻‘政’起舞”[33]成为苏联哲学的常态。这一点，从斯大林执政前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哲学事件，如哲学船事件[34]、批判德波林学派[35]、批判Н.И.布哈林的平衡论[36]以及批判《西欧哲学史》[37]等无一不被打上深深的政治标签，便可得知。
这一点，从斯大林时期哲学“为政治服务”的自觉性空前高涨，可见一斑。党的领袖自己就是第一号哲学权威（如斯大林），可以用各种形式直接干预哲学界的学术研究。哲学界的领袖[38]要为党的决议、党的领袖的讲话做出详细的哲学论证。整个哲学界则不仅肩负着教育民众的重任，而且负有为党的方针政策、领袖的思想言论提供合理性、合法性论证的义务，以至在每届党代会前，哲学界都要总结上一届大会后落实决议的情况。在新一届党代会结束后，哲学界又要制订落实新决议的计划。于是，整个哲学界充斥着对斯大林思想言行的阿谀逢迎，而哲学主要成了诠释和论证斯大林著作的工具。斯大林的理论则被视为哲学的绝对真理、金科玉律，评判一切哲学是非的标准，“斯大林追求和创造了他作为列宁的继承人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给予他一种权利，即只有他这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恰当阐释马克思主义”[39]。
这一点，即使在斯大林去世后，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苏联哲学界几次大的理论活动都是政治指挥棒下的“政治运动”。例如，50年代中期苏联哲学界轰轰烈烈的斯大林哲学思想批判[40]，尽管对苏联哲学界的思想解放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却难以免除“批前朝之名颂当局之实”的嫌疑，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迎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60年代初期苏联理论家倾力投入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论证[41]，尽管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但却难以免除“借发展之名行假冒之实”的嫌疑，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衔接赫鲁晓夫“两全理论”的手段。60年代中期全面展开的“两种辩证法”宣传，尽管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但却难以免除借“否认斗争性”为名，以哲学“同一性”论证社会生活“和谐性”的嫌疑，且在很大程度上为当政者刻意掩盖社会矛盾服务。即使50—80年代带有强烈反斯大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色彩的人的哲学研究，也总是难免陷入为领导人的政治意图和现行政策做论证、做辩护的困境。[42]
这样，苏联哲学因受领导意图、政策导向的强大制约，其研究思路往往围绕既定课题，在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因此，缺乏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是苏联哲学发展的常态，“70年来，俄国的人文科学（包括哲学）长期被用于为国内决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人服务，许多人文科学被强求一律地按‘唯一正确的学说’发展已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少有人能够按科学发展之内在逻辑的要求来发展科学”[43]。
4.哲学形态上的高度“封闭性”，即哲学与文化的关系上严重的保守性
苏联哲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致使它在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党性时，往往用历史虚无主义和独断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自己与世界哲学文化的关系。
它主张抛弃一切虚伪的哲学，同一切旧哲学及其意识形态彻底决裂，断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全部哲学既不能成为认识世界的工具，也不能在实践中影响世界，从而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采取了非科学的批判态度和一概“骂倒”的做法。例如，它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西方哲学流派统统看成“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帝国主义统治集团耳提面命硬造出来的”，一律斥为“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哲学”。[44]这种状况虽然在斯大林去世后有所改观，但是，拒绝研究和探讨俄罗斯传统哲学、宗教哲学，将现代西方哲学一概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官方有关社会科学的决议总是将西方哲学视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对象而非学术研究对象，强调对它的严肃批判的“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做法，却始终如一。这导致了苏联哲学长期以来，在空间上将自己封闭在一国范围内，在时间上将自己凝固在当下状态中（除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传统）。而且，因为它从无“对手”“敌人”，所以，它虽然在表面上“战无不胜”，实则却是“不战而胜”。这种对自身文明传统和世界文明及其传统的拒斥，使哲学在苏联时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并最终上演了“不堪一击”的悲剧。封闭性的典型表现便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这主要体现为：
其一，以简单贫乏的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理论。（1）解读模式上，以简单化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以费解马”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费尔巴哈化；“以恩解马”即以恩格斯通俗性、论战性的著作《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观著作《自然辩证法》去理解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2）解读内容上，以贫乏化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限定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围内，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则有“二元论”[45]“推广论”[46]“先在论”[47]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限定在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48]，而忽略了英、美、德、俄的人类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忽略了其他西方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49]；将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做“掐头去尾”[50]的简单处理，致使其理论缺失了世界历史观、交往论、异化观、自由观、人的发展观、价值观、文化观、文明观的踪影，从而没有真正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和特征。（3）解读方法上，以“原理+例证”的叙述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苏联哲学贫乏化、简单化的解读模式和解读内容，在导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片段结论中提炼所谓“原理”的同时，形成了教科书化的“四部曲”解读程序：收集汇总马、恩、列、斯的警言用语；从“革命导师”的语录中，归纳概括、引申阐发相关“原理”；选择事实、实例加以论证；“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以证明苏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51]“程序化”的解读方法，进而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限于既定的解读模式，使苏联哲学在更加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同时，也更为简单、贫乏、封闭、僵化。
其二，以主观随意的方式，构造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体系化”中演变成纯粹的教科书模式。[52]尽管被“体系化”的苏联哲学教科书模式的形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53]，尽管自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哲学界也在极力改变被其“模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然而这一体系的诸多理论欠缺仍然显而易见。这一由“两大板块、六个层次”[54]构成的苏联哲学理论框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存在着许多误解和缺失：（1）世界观层面。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因抹杀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最高问题之间的差异，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视为哲学的最高问题或元哲学问题，导致了对那些不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哲学的贬抑。在实践观问题上，仅从近代唯物论的“物质”视界，而缺乏从现实的社会、历史、人的视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与纯知识论的“实证科学”无异的哲学，从而误解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将“实践”概念局限于认识论的解释框架中。这种静态直观地认识自然、社会、人的观点，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的抽象性理解[55]，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等的抽象性理解。（2）方法论层面。将辩证法限定在自然观层面，且以“三大规律、五对范畴”的模式解读与理解[56]辩证法，以及“人化自然”辩证法的缺位等。（3）历史观层面。在关于社会历史的本质、规律等问题上，重规律性轻人的实践性，重客观必然性轻主体选择性，重必然因果性轻“或然因果性”[57]。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上，重阶级斗争理论甚至片面夸大和无限发挥该理论，轻生产力理论。在人的问题上，总体上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观，即便有关于人的理论，也是重作为整体的“人民群众”轻作为个体的“现实的个人”。在人的自由问题上，重认识论意义的“必然自由”轻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自由，等等。此外，在对“上层建筑”的阐述上，将“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地位，把政治、法律等设施只是置于与社会意识相适应的地位”[58]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义，等等。
不仅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苏联哲学的“封闭性”，还使“体系化”“政治化”的教科书哲学在“霸道”的学术氛围中结出了学科歧视的恶果：一些本可涉及的学科（如法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因意识形态等原因被人为禁止而销声匿迹；一些本应繁荣、发展的学科（如马克思主义人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等）因长期被忽略而发展缓慢或自生自灭。“根深叶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遮蔽”那些“严重贫血”或“营养不良”学科的阳光时，使苏联哲学这棵“大树”只见树干而不见树叶。
5.哲学内在本质上的明显片面性，即哲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关系上的“两极跳”状态
“两极跳”的表现形式是，或者只讲客观的规律性、必然性、科学性，而否认或取消人文性、主体性的价值（主要在20世纪20—50年代的斯大林时期），或者一味强调人文性、主体性，而否认或淡化科学理性、客观必然性、规律性（主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至苏联解体前的20世纪80年代）。
虽然苏联哲学在斯大林时期视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唯物史观为哲学研究之理论指导的做法，有其合理性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它却往往只从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的角度来理解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而忽略与否认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包含的主体性、能动性内容，从而使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蜕化为只有科学性、真理性而无人文性、价值性的理论。这种认识偏颇导致了苏联哲学长期以来在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上，偏重客体性厌弃主体性、注重科学性轻视人文性、强调理性反对非理性的片面性，使“整个学术研究都被科学化。科学成了学术研究的标准、典范和理想”[59]，成为苏联哲学最典型的特征。这种片面性，既是苏联哲学僵化和教条化的原因之一，又使它成了与人疏远、隔膜甚至对立的“冷面法官”。苏联哲学的这种片面性，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发端的人的哲学研究中，仍然难以避免。[60]而且，由于哲学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哲学指导思想上的这种重科学、理性，轻人文、价值性的倾向，渗透了整个社会，“社会普遍重视数学—自然科学类而轻视人文—审美类”；在学校教育中，“重视教学技艺，轻视人本身，即轻视学生和教师的个性和人格”[61]，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遍现象。
这种只强调科学理性、客观必然性的片面在斯大林去世后发生了转向。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主导的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清算，在打破思想禁锢之笼、掀起讨伐声浪的同时，也为苏联哲学打开了向西方哲学的开放之窗。“开放”在使苏联哲学有机会接触和了解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使许多学者迅速走上了推崇和追随西方人道主义之路。受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苏联哲学推崇西方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强调主体性才是哲学研究最高的和唯一的原则，应当以人在世界中的存在为出发点，去解释和解决一切哲学问题；“人的尺度”应当取代“物的尺度”，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与标准。然而，人道主义思潮在苏联理论界的迅速蔓延，在使苏联哲学一改先前片面强调客观必然性、科学理性而走向强调人文性、主体性乃至抽象人本主义的同时，也使哲学界对“究竟何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诸多困惑与疑虑。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甚至以宪法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并通过大量出版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建立了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教育体系[62]，以便普及马克思主义。照理，这种由国家宪法规定的形式所强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当在苏联人的精神世界中确立起坚不可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目标。然而，正是斯大林时期对意识形态过严、过死、过于集中的管制，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政治化，造成了思想的停滞、理论的僵化、主流意识形态严重脱离时代和民众，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感，以至一旦斯大林去世，一旦思想牢笼和理论禁区被打开与破除，整个社会便极易由反斯大林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走向逐步背离或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极端。这股“背弃”之风，首先在深受斯大林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害的学术界得到了积极呼应。来自学术界的反省和批判，在猛烈冲击苏共长期秉承的政治化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于是，斯大林逝世后的近40年里，苏联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状态：在社会层面，人们总是力图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报刊不断攻击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整个舆论导向也在嘲笑和鄙弃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层面，苏共一如既往地强调意识形态控制，以至赫鲁晓夫后来以不无矛盾的心态承认，“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63]，但又不得不沿用那套已经过时但看起来却尚有作用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办法。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面对大学生对政治理论课普遍感到“索然无味”的现实，苏共“除了重新编写《苏共党史》、大量印行马恩列著作及勃列日涅夫著作外，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64]。被严重政治化、简单化、贫乏化、教条化的苏联哲学，也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现实生活的严重脱节，既不能解释苏联面临的各类实际问题，又不能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性介入，更没有达到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变社会、塑造新人的目的。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们心目中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丧失说服力、感染力乃至生命力，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二、裂变：苏联哲学的解体
苏联哲学的双重性潜藏着分裂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种子一旦遇到相宜的土壤、温度、水分等外在条件，则溪流变为滔滔洪水便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任何人都回天无力。
在谈苏联哲学解体之前，有必要区分“苏联剧变”与“苏联解体”。
正如有学者指出，过去人们谈到“苏联剧变”和“苏联解体”时，往往将两者等同。其实，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剧变”指社会制度变化的剧烈性；“解体”指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分裂问题。对苏联而言，“剧变”指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解体”指苏维埃联盟的分崩离析。两者间的关系在于：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是国家分裂的原因，国家分裂是社会根本制度变革的结果。就影响力而言，由于苏联的宪法和联盟制度的设计本身就隐含了国家分裂的可能性，从法律上讲，“解体”（分裂）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解体”不足以涵盖国家分裂和社会制度更替等众多内容，比起社会制度的变革，其影响力要小得多。社会制度的更迭，无论从法律还是从政治价值观来说，都具有颠覆性。具体来说，苏联解体不一定导致苏共垮台和社会主义制度终结，但苏共垮台和放弃社会主义选择必然会导致联盟瓦解。因为当初成立苏联时的宗旨和联盟制度的设计本身，就决定了“联盟是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精神纽带是马克思主义，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取决于苏联共产党能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一旦失去这个核心，放弃社会主义，联盟瓦解的发生就成为可能。当然，即使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有发生国家分裂的可能，但这种情况下的分裂，在法律上是容许的，并且不见得后果就是危害性的。[65]
尽管苏联哲学的“双重性”是导致它“解体”的潜因。然而，它仍与苏联解体、苏联剧变息息相关，它是后两者的宿命。苏联哲学的“解体”，无疑是“苏联解体”之果。因为它作为“官方哲学”或“国家哲学”，已经随着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苏联哲学的“解体”，无疑又是“苏联剧变”之果。因为它作为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工具，已经随着苏联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而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1.国内外学者从政治角度（从体制、政党、领袖等方面）所做的分析
其一，“体制观”。这种观点将其原因归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认为正是集中统一的“一长制”政治体制[66]，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作为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一旦掌握在具有实体性政治权力的代表者手中，它便具有至高无上性。于是，意识形态在成为党的政治权力之正统性根据的同时，也为取得党内最高权力的领袖提供了合法性、正当性的支持。领袖个人的思想成为党的意识形态化身[67]，被赋予天然正确性和确定无疑性，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借助体制，意识形态“造神”；依赖意识形态，体制“推神”。“一长制”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必然朝着政治仆役的方向。于是，作为意识形态理论之基的哲学，便难逃“君临一切”的“官运”。苏联哲学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苏联哲学又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苏联哲学作为一种国家哲学，其哲学体系和解读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斯大林模式的特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被政治意识形态化”“被体系化”。
其二，“政党观”。这种观点在体制观的基础上，进而将其原因归为苏联共产党拥有的独特地位，认为由于苏联共产党无论在十月革命还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是唯一的实际领导者，其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决定了其执政理念需要以强调历史必然性和具有科学理性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其理论指导，它必然导致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国家政权的强力支持。这种“支持”从两个方向实施：
一方面是建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成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全党关注的对象和国家的事业。“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而进行的斗争，首先需要把社会主义的力量组织起来。1918年，开办了社会主义学院（1924年更名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其肩负的任务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迫切问题，1919年创办了为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培养意识形态工作干部的Я.М.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自1919年起，В.И.列宁的第一套全集开始着手出版（至1926年共出版20卷）。”[68]
另一方面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权对内、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肩负着为政治服务的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的政权确立以后，党立即发起了意识形态战线的进攻”，“极为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社会生活的所有范围内展开：在科学界、出版界、文学艺术界，在高校和普通教育学校中”[69]。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领域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苏共自20世纪20年代起，进行了四次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1）1922年，列宁领导的“哲学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将一批公开反对苏维埃政府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驱除出境的“哲学船事件”。此后，哲学界不再有人敢于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2）从20年代开始到30年代，对Н.И.布哈林的“平衡论”由争论转化为批判。这场批判在导致苏联共产党后来的严重“左”倾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同时，也开创了以政治斗争压服学术争论的先例。（3）1924年，辩证论者[70]和机械论者[71]之间展开的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顺应、迎接”还是“抵制、抗拒”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这一历史趋势，因此争论本身就带有政治色彩。德波林学派的观点由于顺应当时的形势，得到了联共（布）中央的支持。这场争论以1929年苏维埃政府依靠行政力量，宣告德波林学派对哲学虚无主义、机械论派的胜利而告终。此后，不仅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被允许，而且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和对实际生活的指导作用都不再被允许。（4）20年代末到1936年年底，М.Б.米丁、П.Ф.尤金等在斯大林的授意下[72]，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这场批判以М.Б.米丁将斯大林视为最高哲学权威，他本人取代А.М.德波林而成为苏联哲学界的新领袖收场。此后，苏联哲学彻底沦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开始了哲学由积极探索变为注释经典的历程。
“政党观”还认为，为了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苏共中央还定期就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任务制定专门的决议，为苏联哲学确定发展方向，明确苏联哲学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和解释执政党言行的公理性、正当性，由此使苏联哲学彻底成为“国家的”或“官方的”哲学。
其三，“领袖观”。这种观点在“体制观”和“政党观”的基础上，进而将其原因归为斯大林个人，认为正是斯大林的治国理念和哲学思想，开创了苏联建国后以党和国家的行政手段介入与干涉学术争论、学术研究的先例，以领袖个人的主观臆断作为评判和裁决学术矛盾、学术是非的对错标准，以至从20世纪末到斯大林去世，斯大林及其代言人通过抹杀学术与政治的界限，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甚至逻辑学、科学哲学等），甚至自然科学领域（生物学、遗传学、物理学等），通过一次次的批判，在将异于官方思想的观点斥为“唯心主义”的同时，给一批批著名学者和许多知识分子扣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大帽子，以“右倾机会主义”“人民敌人”的名义，将他们逐出了学术研究领域。
2.国内外学者从学术角度（集中于从主体角度，即从苏联知识分子身上寻找原因）所做的分析
为何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73]，无论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在其后的相当长时期，都表现为“集体失语”？且这种状况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担当者的苏联哲学家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人们往往将“失语”之因归于“专制”下的高压。于是，苏联哲学家似乎只是现政权的“恶帮闲”和“应声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的分化中便可以发现，苏联哲学家也并非随风起舞的“墙头草”，总是一边倒。十月革命后，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明显呈现三种分化趋向：少部分人欢迎革命并公开拥护新制度，在继续思想的自我改造中及时调整思想以适应苏维埃社会转型的要求，积极参与新政权的建设；部分人持反苏反共的敌对立场，宣扬唯心主义、宗教神秘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部分人继续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主性、公共性、批判性，在政治上持不干涉政治的中立立场和观望态度，成为社会批判者和良知代言人。
当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苏维埃政权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一条是通过法律制约、政治整肃、思想规训等方式，吸引和改造旧俄知识分子，使其在政治目标、人生理想、专业研究、创造方向上发生巨变，最终在思想、行动上忠于苏维埃政权，完成由旧向新的彻底转变。另一条是通过行政措施和政权培育方式，直接从工农干部和群众中培养，他们被视为最有前途和最有希望的“社会主义的、人民的”知识分子。这里，姑且不论少数苏联哲学家，在那个被“捏着鼻子、掐着喉咙”的年代，仍然在顽强地“发声、唱歌”，即便在那些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手培养起来的、被视为最有前途和最有希望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中，有“叛逆”思想的人也不是个别。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却又未能摆脱那个时代的烙印，即成了“无声世界”的殉葬品。
因此，在从主体角度反思苏联哲学时，人们普遍认为，苏联哲学沦为“国家的”或“官方的”哲学，哲学家们难辞其咎。无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例如，为生存计而不能不受社会、体制、政党、领袖等外在客观环境的制约，从而陷入不能自拔的政治“囚笼”），这仍然与他们长期的思想僵化和麻木不仁有关。而且，无论他们自觉还是不自觉（或心甘情愿或“想违而不敢违”），其中的多数人成为意识形态化哲学的营造者、教条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鼓吹者，都是不争的事实。他们的“作为”虽然情有可原，但又实实在在地使自己成为“官方哲学家”[74]或“官方哲学工作者”，在扮演党和国家之意识形态甚至领袖个人之思想观念的布道者、捍卫者的同时，成为使苏联哲学沦为“政治婢女”的推手。
客观与主体两个维度的分析，在为我们深刻揭示苏联哲学在斯大林时期的政治[75]与学术[76]之间[77]形成如此关系的根本原因，以便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苏联哲学的同时，也为我们比较当代俄罗斯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思路。
苏联解体前夜，苏联哲学便有了明显的解体征兆，这便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哲学开始发生“转向”。这一转向体现为苏联哲学试图从斯大林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理论模式，走向对哲学不同领域诸多问题的自由探讨。这一点，在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如果说，人道主义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苏联还处于“冰冻”状态的话[78]，那么，随着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苏联哲学发展史上一个以斯大林哲学思想为理论主旨和基本特征的时代便宣告结束了。历史开始了对斯大林哲学思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非得失的反思、评说和批判。反思与批判在引发理论界对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不满之时，也使苏联哲学界有了接触和了解西方早已存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机会。门窗一旦打开，精神的饥渴使人们自然地重视人的存在，强调人的本质、价值、地位、尊严的理论被视为哲学“拨乱反正”的利器。对长期思想禁锢的反弹，使苏联理论界由批判斯大林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迅速转向了对西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和追随。一时间，苏联哲学界乃至整个理论界，人道主义思潮迅速蔓延。由此，苏联哲学开始了由“教条”向“人道”的转向历程。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哲学界通过声讨斯大林时期的专制集权，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肃反”中滥杀无辜的“非人道”现象，已有为数不多的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著述发表和出版。20世纪60—70年代，在苏共公开打出人道主义旗帜的鼓舞和引领下[79]，哲学界掀起了人道主义的研究热潮，许多传统的问题被赋予人道主义的内涵。在本体论上，有哲学家明确地从人的问题角度解释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认识论上，有哲学家强调认识的主客体和目的“都离不开人”[80]；在方法论上，有哲学家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领域而不存在于自然界，对辩证法规律的认识离不开人，因而只承认主观辩证法而否认客观辩证法；在历史观上，有哲学家“主张应用三种方法考察人类历史：客观的、系统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把社会的发展理解为有规律的自然过程；主观的活动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把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人的能动性的过程和结果；人道主义的个性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历史的人的意义的表现”[81]。20世纪80年代，苏联哲学中的人道主义研究更是高潮迭起。仅在1983—1987年，苏联哲学界就出版了相应的研究著述1263部（篇），包括单行本、专著。[82]
对此，正如中国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哲学就在“高度统一”的表层下，暗中涌动着多元化的思潮。哲人们有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也有从实证主义、语言哲学，甚至从宗教哲学等不同的学术角度，从事其研究。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倾向以及潜在的流派。西方学者也认为，苏联哲学，如同其官方的政治文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和“真实的”“双重面孔”，而苏联文化人，则可谓“可见的”和“隐藏的”双面人。所以，无论苏联的政治、文化还是哲学，都是“顺从和反抗的混杂”[83]。
尽管苏联哲学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实现了从“教条”到“人道”的转向，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的“人道主义”哲学仍然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教条主义痕迹。所以，当苏联社会发生全面转型时，其哲学面临的危机便空前严重，其经历的痛苦便超乎寻常，其“解体”的命运便无法避免。于是，向苏联哲学做“历史性告别”便成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学界以及整个社会的当然之举。
理论是实践的产物和反映，这一特性决定了理论永远不能摆脱受时代制约的命运。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社会转型，在给整个社会带来全方位剧变的同时，也使曾经高居“天国”的苏联哲学不得不经历痛苦的蜕变而回归“人间”。
苏联哲学经历了怎样的解体过程？它终结于“改革”的失败中。
事实上，苏联政局速变[84]以来，苏联哲学便开始处于风雨飘摇中。
苏联解体前，由戈尔巴乔夫实行的以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为引导的政治改革，由自由派掀起的全面否定马列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的潮流[85]，引发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虚无主义思潮：历史领域的虚无主义，将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历史描绘成失误与悲剧交织的历史，以及以非学术的历史文学作品伪造和曲解历史事实[86]；文学领域的虚无主义，将颂扬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作品，统统当作挖苦、讽刺、嘲弄、戏谑的对象；道德领域的虚无主义，将所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都当作狭隘经验予以消解和抛弃，并重新举起70多年前被摒弃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一切”的大旗；精神领域的虚无主义，将摧毁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作为走出精神迷途的正确路径。[87]这一切，在进而推动理论界“百家争鸣”的同时，也引发了哲学界的思想分野：激进派、极端派是为数众多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反正统”自居，以“无知者无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大量耸人听闻之论攻击马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正统派、传统派是为数不多的理论工作者，他们以维护“传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中间派、温和派是为数较多的理论工作者，他们既反对极端派，也不赞同正统派，主张以批判分析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
此时，就大多数持中间、温和立场的理论工作者而言，他们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的20世纪80年中期，在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潮流渐成气候时，开始批判反思苏联哲学的。这种“批判反思”在初期，基本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一点，从当时出版的《哲学导论》和《认识论》[88]两书中便可看出。《哲学导论》尽管“生不逢时”，但它以“哲学导论”而非“哲学原理”为书名，以及认为哲学教科书不能代表和囊括所有哲学观点，第一次突破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模式，在为教科书式的苏联哲学画上句号的同时，也以苏联教科书的最后身份，为后世留下了苏联哲学的历史遗产。《认识论》虽然仍以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和出发点，但却通过吸取西方认识论和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努力将研究与国际接轨。这表明理论工作者和哲学家既渴望自由的研究与探讨，但又因受多年的政治高压与严控，面对变化而迟疑惶惑的为难心态。这一点，从当时代表苏联哲学研究最高水平的杂志《哲学问题》的表现，可见一斑。该刊主编B.A.列克托尔斯基在1990年第1期上发表的《致读者》新年贺词，便打破了多年遵循的、以“社论”体现党中央精神的惯例，第一次以个人名义向读者阐述刊物宗旨。文中既未对激变前夜的苏联社会做出相应的回应，也未对苏联哲学的前景提出明确的意见。《哲学问题》1991年全年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回顾历史事件和人物，既没有明确的编辑方针，也没有集中的主题，给人们以对整个事态观望和不知所措的感觉。这些，除了表明官方意识形态的失控，也表明饱受意识形态禁锢的哲学界在无旨可循、无命可听时的无所适从。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步步推进，在让苏联人似乎看到光明和希望的同时，也使整个思想界一扫昔日的沉闷寥落。伴随着“公开性、民主化”的亢奋声浪，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哲学主动的批判反思。
一时间，观点各异的“批判反思”出现在哲学界。[89]“坚持论”者反对以两种极端片面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主张“应当心平气和地、清醒冷静地和不抱成见地评价马克思主义”[90]，坚信“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死去，而且在可见的未来它还将经历自己的‘第二次新生’”[91]。“质疑论”者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将苏联改革中克服教条主义视为“一项伟大的成就”，认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解放，它使我们有理由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危机是即将消失的现象”[92]，要求以辩证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应以时代变化对它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反对将它的原理和预见视为永远不被推翻的东西[93]，并在具体分析中，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分为三种类型：创立时就是错的、反映的是当时的现实却未能预见到其变化的趋势、今天且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是正确的。[94]
反思本身无可非议。而且，正是“反思”才使苏联哲学界得以重新思考苏联哲学既往的正误得失、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尽管如此，剧变前夜的坚持论者、质疑论者，此时已不得不在整体上处于“守势”，他们无力也无法阻挡那种主要靠政权建立和维持的理论在此刻所面临的衰变现实与瓦解趋势。
当然，分析苏联哲学解体之因，除了社会环境的外因（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民主化、多元化思潮）和学界的内因，还必须关注社会环境中的经济、政治等外因。换言之，失去了国家政权支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迅速解体，与当时俄罗斯的社会现实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经济基础的改变，直接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地位的丧失。苏联剧变之初的俄罗斯民主派，在确定市场经济模式为改革方向后，在总结以往改革教训中实施了口头革命、纸上谈兵式的改革，采取了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行动。与之相应，曾经作为国家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成为急于在意识形态上推倒重来的国家主政者的首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俄罗斯社会全面转向私有制时，经济基础的改变自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政治制度的改变，导致了强力政治核心力量的消失。寻求理论支撑的各派政治势力，在纷乱忙碌的政治争斗、动荡复杂的政治格局中，自然将多元理念作为理论选择的途径而抛弃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由此，失去了社会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出路便似乎只剩下退出当代俄罗斯哲学历史舞台这一条路了。
社会心理的转变，促使官方和民众都选择了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模式及其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成了严重的禁锢。禁锢的恶果，一方面让俄罗斯人认为被严重政治化、教条化、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早已不适应俄罗斯社会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又让俄罗斯人受到涌动多年的自由化、民主化、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冲击，在来势猛烈的西方哲学文化价值观中看到了解救俄罗斯的希望和福音。于是，官方与民众都以为，只要尽快引进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或恢复俄罗斯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就可以在思想观念上迅速摆脱社会的精神危机。于是，期望尽快摧毁作为传统意识形态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以便整个社会形成向西方价值观转变或回归传统宗教文化的不可逆转之势，自然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心理。
终于，随着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随着铺天盖地的激进思潮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现，随着甚嚣尘上的攻击浪潮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冲击，随着狂飙突进的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思潮、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席卷与回归，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便迅速遁迹乃至烟消云散了。
三、戾换：苏联解体之际的俄罗斯哲学
要描述和形容苏联解体之际，以及1991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社会现状，用“混乱”“无序”一类的术语似乎再恰当不过了。这是一个“尖锐的民族、社会和政治冲突，急剧变革和大转变的时期”，它使“某些早已沉积的矛盾，都纷纷地暴露出来，那些由来已久的痼疾和不久以前所受的创伤也都旧病发作”[95]。社会尚且如此，依附于社会之躯的哲学，其生存状态及命运便可想而知。然而，就像一个社会正常发展不可缺失刚性律令和柔性道德的监护一样，追赶现代化潮流的俄罗斯不能缺失理性的拷问和敲打。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俄罗斯哲学呈现出的是一幅情感讨伐与理智反思、“贫困”与“繁荣”、困惑与选择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的多维图景。
1991年年底的苏联“政治地震”，在给整个俄罗斯社会带来空前的激情与混乱的同时，也使它一度陷入空前的精神亢奋与灵魂失落的双重困惑和危机。人们在与苏联彻底了断时，表现出“一切从零开始”的决绝之态。与整个社会对苏联政权的厌弃相应，俄罗斯哲人展开了对整个苏联哲学的全方位讨伐。这场讨伐尤其随着А.А.波格丹诺夫[96]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97]一书的长篇评论（1909）、Н.И.布哈林在大肃反中被捕入狱后所写的哲学著作[98]，以及大批与苏联哲学有关的历史档案的公布，而进入了高潮。其间，呈现出两个相悖的极端倾向。
苏联解体终于给人们提供了向苏联哲学进行公开而彻底的泄愤的机会。一时间，苏联哲学是专制、集权的理论基础和辩护，是不折不扣的以国家政权为后盾的霸权哲学，是甘愿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奴隶哲学，是民主的“绊脚石”“枷锁”，是思想、精神的“樊篱”“罗网”，是人性的“牢笼”“地狱”等，成为人们评价苏联哲学的常用语。这场群情激愤的讨伐在被抹上浓厚感情色彩的同时，也使苏联哲学不仅从内容到形式，而且从价值到作用，都被彻底地否定了。[99]至今，这种对苏联哲学的彻底否定态度，仍然为俄罗斯年轻一代学人所主张和坚持。
对苏联哲学的这种态度，迅速在整个俄罗斯社会获得反响，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盛行“空前地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全面否定与列宁、苏联相关的历史”的思潮，它甚至“深入到中小学课本中”[100]。哲学与社会思潮互动，形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对苏联历史、哲学、文化的讨伐运动。
对苏联哲学的彻底否定态度还使人们在追寻原因中，把矛头对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被人们奉为英雄、具有革命魔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还被视为“可以解释一切的完善社会理论”[101]，随着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随着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和“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停滞，人们生活的每况愈下，而被视为造成过失和失败的罪魁祸首而备受指责，“必须找一个负有盛名的敌人，可以把所有罪过和失败都归咎于他，这里，马克思重新有用了：这就是，在理论上，允许再一次标出马克思理论的错误”[102]。于是，一时间，称“羞于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103]，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谁再谈论和引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愚蠢的做法”[104]，称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是“原罪”“笑柄”的代名词[105]的声浪，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些声浪与反共产主义的浪潮形成合流，共同冲击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价值堤坝，在否定以此为核心构建的“国家意识”中，失去官方保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迅速土崩瓦解。总之，整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人在“自我揭露”的狂潮中，情感压倒了一切，以至对影响整个苏联历史长达70多年之久的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106]
然而，俄罗斯学界在这场讨伐中所呈现的情感色彩还远不止于此。对上述两者的绝对怀疑和绝对否定，进而发展为对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的普遍质疑和普遍否定。这种质疑在苏联建国之初便存在，只是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上地位的确立，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及其存在的地位、价值，才成为不容争辩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质疑之声再次在处于“改革”高潮中的苏联哲学界中出现。1989年《哲学科学》第6期发表了А.Л.尼基福罗夫的《哲学是不是科学？》一文。该文在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地位，从本质上解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将自1985年苏联改革以来兴起的“反思既往哲学”推向了质疑哲学的生存和价值本身，并在质疑中得出“哲学从来不是，现在不是，而且我希望将来也永远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107]的结论。尽管质疑和否定招致了“再质疑”和“再否定”，如被指为鼓吹“反哲学”“无政府主义”，但却无法遏制排山倒海的淡化、抛弃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潮。
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俄罗斯社会对哲学（除了俄罗斯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都抱着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的态度，以至连权威人文科学院士都呼吁解散哲学研究机构、停办专业哲学刊物。由此，俄罗斯哲学开始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
我们没有理由贬低或责备俄罗斯哲人在遭遇长期思想禁锢和精神控制后，面对精神家园的荒芜表现出的狂热和“饥不择食”，但也必须正视由此导致的极端：在彻底摧毁苏联时期的精神偶像后，俄罗斯哲人陷入了“高度的傲慢”与“极端的自卑”[108]的分裂和困惑中。当出于社会良知和历史责任感，把解救社会混乱、精神危机的目光转向久别的自身哲学文化传统和现代西方文明时，他们立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迷恋。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俄罗斯哲人不仅大量翻译、出版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原著，而且随之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探讨、讲授、争辩及评论。在这场“欢呼”与“拥抱”的狂潮中，俄罗斯哲人不仅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力求与传统、与当代接轨，而且从体系构建到语言模式，都希望与以上两者别无二致。他们视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为拯救俄罗斯社会和知识分子的救主，对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不仅“从模式、理论、术语、概念都照搬”，而且力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用西方科学的成就描述俄国的现实”，从而使“用西方科学研究非西方型的社会，正在成为一种时髦”[109]。因此，如同地轴的两极：一极是，苏联哲人以“批判性”的面目，对俄罗斯传统哲学和历史文化采取极度蔑视、一笔勾销的虚无主义态度，对西方哲学乃至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奉行拒绝接纳的封闭主义态度；另一极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俄罗斯哲人以绝对开放的姿态自动袭用了包括俄罗斯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全盘肯定到全盘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哲学）或从全盘否定到全盘肯定（对俄罗斯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乃至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俄罗斯哲人这种渗透浓厚感情色彩，体现俄罗斯民族特性的“戾换式”[110]思维方式，在俄罗斯社会面临急剧变化之时，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反映。[111]对自己的文化，人们似乎难以摆脱在两极中跳跃的状态：或极度悲观、完全绝望，断言它“没有为人类的丰富思想贡献出哪怕是一个思想”[112]，所以必须“把历史的原野烧光”（原А.И.赫尔岑语），方有拯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希望；或极其乐观、满怀自信，宣称只有它才能给予世人精神慰藉和灵感启迪，才能给处于困境和挫折中的俄罗斯人以出路和光明。这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哲学、流亡哲学[113]的复兴和迅速升温中可见一斑。对异己文化，俄罗斯人也总是难以跨越这种极端思维的鸿沟：或视若瘟疫、洪水、猛兽、灾难，避之犹恐不及（这在苏联时期表现得最为典型）；或奉若上帝、神明、甘露、阳光，俯首帖耳，顶礼膜拜（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表现得最为突出）。
民族性格的两重性影响着俄罗斯哲人的思维，使他们往往面临重大历史事件或在社会急剧变化、转折的关头，渴望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寻求济世良方，但却往往以非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非理性”定义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因为苏联哲学曾经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给当代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注入了“科学理性”的因素，否则，便无法解释和理解苏联时期发达的自然科学及哲学。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和承认这种“科学理性”所具有的弊端。
其一，它在计划、权威、行政的控制、命令和指挥下，演化为一种近乎刻板的、机械的“理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或许能够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卓有成效，但是，在斯大林时代，辩证唯物主义是“安全机关用来摧毁精神意志的一种方法”[114]，是“被用来当作强制信奉正统观念的棍子”[115]。因此，它不能提供一种指导社会的手段而往往只是一种防范分裂的工具，一旦来自外部的压力减弱或消失，这种理性往往就会陷入盲目状态。
其二，由于它不能不服从、听命于权威，因而它与西方那种经过人文主义启蒙，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基础上的“科学理性”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往往导致它在社会大动荡时期失去方向且极易被非理性的东西裹胁。面对自己的、异己的文化遗产，难以保持一份理智、几许清醒，而往往在两极中跳跃：或从哲学文化的虚无主义跳向复古主义，或从哲学文化的保守主义跃向殖民主义。但无论如何，都会导致或者简直就是“思想的奴役，而非解放”，而一旦“思想的奴役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广大的圈子里导致理念的贫乏和理念的落后”[116]，它便不能不阻碍俄罗斯哲学的正常发展。
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哲学正处于改变自身以适应社会剧变的阶段。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苏联解体和苏联剧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哲学的同时，也决定了它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无序”“无中心”“无体系”状态，并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走出困境及其“复古性”探索与21世纪的重建“多元”哲学奠定了基础。
苏联哲学的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俄罗斯哲学的乱象，无疑为后来的俄罗斯哲学留下了许多亟待反思的问题：
（1）何谓哲学的本质和功能？如何全面理解哲学的本质？如何正确发挥哲学的理论功能与实践功能？
（2）如何认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哲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政治的阶级性、哲学的“斗争”形式与政治的斗争形式的区别何在？如何避免哲学沦为政治的祭品和纯粹的合理性论证工具？
（3）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罗斯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关系？如何回归苏联哲学、西方哲学、俄罗斯传统哲学的本来面目，客观认识、全面评价它们在人类思想史、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
（4）如何在与俄罗斯的社会现实和世界发展潮流的双重对接中，发展当代俄罗斯哲学？
没有对上述问题的深刻反思，当代俄罗斯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不可能扫清障碍，走向坦途。
这里，俄罗斯哲学界尤其需要面对的是：作为在俄罗斯当代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苏联哲学，尽管它无法代表俄罗斯哲学的整体，但是，它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无疑是俄罗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它具有诸多弊端，但是，它作为俄罗斯思想史上不能抹去的一笔，却不能不对当代俄罗斯哲学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就哲学理论的内容创造而言，正如当代俄罗斯哲学界普遍认为的一样：苏联哲学由于“被政治化”，明显具有领袖型、精英型的特征。当代俄罗斯哲学在戒除苏联哲学这一弊端时，强调哲学的创造不应是个别领袖、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独享权利，哲学最终反映的是民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世界。因此，民众对哲学最有创造性和发言权。然而，在现实中，当俄罗斯民众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哲学时，当国家因为社会转型和重建“新俄罗斯”需要哲学时，俄罗斯哲学的关注者就不能不是少数政要和知识精英，故而俄罗斯哲学谈不上任何民众的创造。就此而言，当代俄罗斯哲学在将哲学理论的创新者更多地投向民众时，并没有突出苏联哲学囿于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重围”，从而没能彻底割断在哲学理论的内容创新上与苏联哲学之间的联系。
这种影响就推行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式而言，当代俄罗斯哲学家普遍认为，苏联哲学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明显具有主观性、实用性、动员性的特征。当代俄罗斯哲学在力图消除苏联哲学的上述特征时，强调民众对所谓“官方意识”自下而上的自主选择权。然而，在现实中，俄罗斯政府在将“多元”理念作为国家意识的主调时，却是以恢复俄罗斯传统哲学、宗教哲学中蕴含的“俄罗斯思想”作为未来“国家意识”的主选的。尽管苏联剧变后，俄罗斯不再沿用马克思主义体系，不再沿袭苏联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的推行方式，但是苏联哲学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形成的“主观性、实用性、动员性”等特征却不会因为社会变动而自行消失。相反，在社会意识的惯性和文化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其会长期存在并持续作用。因此，当代俄罗斯哲学在摒弃苏联哲学依靠行政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其国家意识的同时，并不能彻底摆脱自己与苏联哲学之间在推行国家意识方式上的联系。
[1]参见贾泽林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7～8页。
[2]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4页。
[3]参见李尚德编著：《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5页。
[4]贾泽林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30～31页。
[5]贾泽林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31页；马寅卯：《何为俄罗斯哲学？》，载《哲学动态》，2006（9）。
[6]例如，З.В.伊利因科夫[Ильенков，З.В.，国立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苏联哲学认识论和辩证逻辑理论家，著有《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1960）、《辩证逻辑：它的历史和理论文集》（1974）等]、П.В.科普宁（Копнин，П.В.，苏联哲学家。1967年当选乌克兰科学院院士，1968年起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70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曾任《哲学问题》和《哲学科学》杂志编委。主要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逻辑学。为苏联科学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Б.М.凯德洛夫（Кедров，Б.М.，哲学家、化学家、科学史学家，苏联科学院哲学院士）、С.Л.鲁宾斯坦（Рубинщтейн，С.Л.，心理学家，苏联科学院心理学院士）、М.К.马马尔达什维利（Мамардащвили，М.К.，苏联哲学家，主要研究认识论、逻辑学）、В.Ф.阿斯穆斯（Асмус，В.Ф.，苏联哲学家、逻辑学家、美学家）、В.А.列克托尔斯基、И.Т.弗罗洛夫（Фролов，И.Т.，苏联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长期担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主席，《哲学导论》一书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研究的组织者、开创者）、В.С.斯焦宾、И.С.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И.С.，苏联哲学家）等。
[7]В.П.图加林诺夫（Тугалиннов，В.П.），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第一个将价值理论引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有《论生活和文化的价值》（1960）、《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理论》（1968）。
[8]В.Ж.凯列（Келле，В.Ж.），《哲学问题》杂志编委，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和文化哲学家。
[9]安启念：《苏联哲学：特点与评价》，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12）。
[10]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1页。
[11]黄楠森：《黄楠森自选集》，340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
[12]雍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见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主编：《200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3]李尚德：《俄罗斯哲学研究之管见》，载《社会科学辑刊》，2005（2）。
[14]Ф.В.康斯坦丁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Ф.В.），苏联哲学家，主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学问题。主编《历史唯物主义》（1950）和5卷本《唯物辩证法》中的第1卷《唯物辩证法 客观辩证法》（1981）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曾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1954—1955）、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62—1967）、苏联科学院院士（1964年起）、苏联哲学学会会长（1971年起），以及《哲学问题》杂志（1952—1954）和《共产党人》杂志（1958—1962）的主编。担任过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1956—1961）、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55—1958）。
[15]苏联哲学在1945—1982年集中探讨了下述问题和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的哲学、自然科学的哲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哲学史以及现代西方哲学。
[16]1972年意大利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的著作集《量子力学的唯物主义解释。苏联的物理学和哲学》，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参见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341页]
[17]苏联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年代又开始出版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此外，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些重要哲学著作的更新、更好的译本。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手稿也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陆续问世。1946—1950年出版了35卷本的《列宁全集》第4版。（参见黄楠森、庄福龄、林利总主编，易克信、吴仕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5卷，473页）
[18][英]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10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9]此时，苏联对人的哲学的研究侧重于四个方面：（1）哲学和人的问题；（2）对人的本质的探讨；（3）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4）全球化中的当代人的问题。[参见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256～257页]
[20]参见马积华：《前苏联社会哲学若干问题透视（1980—1989）》，77页。
[21]И.Т.弗罗洛夫于1989年1月受命组建“人科学全苏跨学科中心”，1990年创办了“человек”即《人》的杂志，1992年“институг человек”即“人研究所”“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了注册”，“在俄罗斯，‘人学’研究主要由И.Т.弗罗洛夫领导的‘人研究所’承担”（参见贾泽林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189～190页）。
[22]参见[苏联]弗罗洛夫主编：《哲学导论》上下卷，贾泽林等译。
[23]如Н.贡恰连科的《精神文化》（1980）、В.Ж.凯列的《文化的哲学问题》（1983）。
[24]参见马积华：《前苏联社会哲学若干问题透视（1980—1989）》，139页。
[25]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419页。
[26]参见金可溪：《苏俄伦理道德观演变》，“前言”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27]参见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420页。
[28]参见马积华：《前苏联社会哲学若干问题透视（1980—1989）》，177页。
[29]哲学对于无产阶级实践的指导价值，在于“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7页）。
[30]将哲学等同于政治，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代替哲学研究。
[31]W.W.Rostow，The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94，pp.98-99.
[32]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3页。
[33]黎学军：《苏联哲学史纪事本末》，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34]哲学船事件：十月革命胜利初期，俄国知识分子包括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尚可公开发表论著，“然而，在俄国内战和波兰战争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完全控制了国内的局势，把那些不按照官方意识形态行事的哲学家们扫地出门的时刻就到来了”（Frederick Charles Copleston，Russian Philosophy，New York，The Tower Building，2003，p.315）。尽管列宁不同于其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对旧俄知识分子的生硬做法，而是多有尊重并将其区分为“经过帮助教育之后可以转变为人民之友”和“帮助反革命的教授和作家”两类，但由于一些人的言论已超越了学术界限而有“颠覆”新生政权之虞，于是，“以何种方式限制思想家们的想象力问题就摆到了苏维埃领袖们的桌面上了”[黎学军：《苏联哲学史纪事本末》，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922年上半年，俄共（布）就查封反苏维埃言论的刊物、取缔反苏维埃党派、驱逐其代表人物等问题召开过近30次会议；1922年8月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对反苏维埃学者采取极端措施，随后人民委员会颁布了《关于行政驱逐》的法令；1922年夏，莫斯科、彼得格勒、乌克兰等地布尔什维克党地方政府对拟驱逐的学者采取强制行动；到1922年年底，100～200名苏联科学界、文化界、哲学界的著名学者被分批驱逐出境。被驱逐的哲学家包括：新康德主义者А.И.维杰斯基、新黑格尔主义者И.А.伊林、宗教神秘主义者Н.С.特鲁别茨科伊和Е.Н.特鲁别茨科伊、宗教哲学家Н.О.洛斯基和С.Л.弗兰克，以及曾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H.A.别尔嘉耶夫等。
[35]批判德波林学派：以А.М.德波林（ Деборин，А.М.，苏联哲学家，在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著述颇丰。1926—1930年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责任主编，1929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为代表的，包括А.М.德波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指导的哲学研究班部分毕业生，在以А.М.德波林主持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为阵地的苏联哲学学派。该学派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与机械派的论战中，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与正统派论战中达到全盛。20世纪30年代初，该学派被指“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具有“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在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批判后解散。
[36]批判Н.И.布哈林的平衡论：Н.И.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平衡论”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提出了“社会发展平衡规律”理论并做了详细论证。他认为“平衡”是动态的，其过程表现为三种形式：平衡状态、平衡的破坏、平衡在新的基础上的恢复。他运用这一理论解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国家经济平衡发展的“布哈林经济模式”。他的理论与斯大林的超高速工业化理论相左，由此引发了两人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争论。随着斯大林最高领导地位的确立，斯大林的思想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形势的变化，使Н.И.布哈林也由党内政治活动家和理论家，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的平衡论随后受到苏联哲学界的严厉批判。
[37]批判《西欧哲学史》：1946年，苏联哲学家Г.Ф.亚历山大洛夫[Александров，Г.Ф.，主要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史和社会学说史。1946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1947年起先后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苏联文化部部长。1940—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根据其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高级党校讲授的西欧哲学史讲稿，出版了《西欧哲学史》。该书曾被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为高校人文科学系教科书。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发布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要求不断把反对资产阶级残余和反对反动意识形态的斗争推向高潮。1947年1月，斯大林接见了М.Б.米丁.П.Ф.尤金、Г.Ф.亚历山大洛夫等人，就哲学问题和Г.Ф.亚历山大洛夫的著作做了系列指示，批评《西欧哲学史》陷入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背离党性原则。1947年6月，在联共（布）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全苏哲学讨论会上，展开了对该书的批判。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А.А.日丹诺夫（Жданов，А.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1934年苏共十七大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至去世，主管意识形态，在塑造斯大林意识形态模式和建立文化体制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在《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指责该书脱离时代、不问政治、崇拜外国、客观主义、无视党性原则。[参见[苏]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李立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А.А.日丹诺夫的发言，为将苏联哲学家的思想统一到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定下了基调，达到了使“哲学界能够在实现联共（布）中央整个战略意图中变得更有力”[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12页]的目的。
[38]他们兼具哲学家与党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的双重职责，如М.Б.米丁（Митин，М.Б.，苏联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50—1962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先后任《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哲学问题》等杂志主编、苏联哲学学会副会长）、П.Ф.尤金（Юдин，П.Ф.，苏联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50—1958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先后任《苏联图书》和《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们民主》杂志主编、《劳动报》主编、《苏联大百科全书》编委、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Ф.В.康斯坦丁诺夫、П.Н.费多谢耶夫（Федосеев，П.Н.，苏联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62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先后任《布尔什维克》和《党的生活》杂志主编、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副院长）都曾任苏共中央委员，Л.Ф.伊利切夫（Ильичев，Л.Ф.，苏联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58—1961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鼓动部部长、1962年起兼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1962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先后任《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真理报》和《消息报》主编）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哲学的重镇国立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主任都是由苏共中央直接任命的。
[39]W.W.Rostow，The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94，p.98.
[40]1954年年初，Б.М.凯德洛夫与顾尔根尼泽合写的《为深入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而斗争》一文，揭开了苏联哲学界批判苏联哲学教条主义的序幕，1956年《哲学问题》杂志第2期社论以综述形式展开的对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错误的批判，引发了随后苏联哲学界的批判热潮。其后，苏联哲学界有影响的哲学家纷纷投入这场批判运动。[参见黎学军：《苏联哲学史纪事本末》，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41]为了从理论上证明苏联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早在1936年，苏联在通过的新宪法中就提出了“全民国家”问题。苏共二十二大后，为配合意识形态部门的文化宣传，苏联哲学家从学术角度探讨了“全民国家”的理论，以证明苏联已处于“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同时，为了证明苏共的领导范围和社会基础的扩大、领导作用的增强，以便让全体人民认识到苏共的利益即自己的切身利益，《哲学问题》杂志1963年第8期社论拉开了论证“全民党”的序幕。随着苏共从20世纪50年代起平均每年吸收约52万候补党员，转正约50万人，苏联人民很快就都将成为党员，苏共则成为“全民党”。“在1952—1965年的14年间，苏共每年平均吸收候补党员大约为52万人，转为正式党员的大约为50万人。在1966—1980年的15年间，平均每年接收候补党员为58万多人，转为正式党员的平均为56万人左右。”[于洪君：《三十年来苏联共产党的变化》，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1984（6）]
[42]20世纪50年代后期掀起的人道主义宣传热潮，就有明显地为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主义造舆论的背景；60—70年代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就有配合勃列日涅夫宣扬苏联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目的；80年代对人的自由、个性的探讨，则明显具有应和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政治宣传的作用。
[43]Воронцов В.А.Приоритеты в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наук России//Вестник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фонда.-1998.-№1.
[44]参见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510～511页。
[45]二元论：辩证唯物主义主要研究自然存在，而研究社会存在的历史观不在其中；历史唯物主义主要研究社会存在，而研究自然存在的自然观不在其中。
[46]推广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斯大林选集》下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7]先在论：“推广论”的逻辑结论，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是先有辩证唯物主义，后有历史唯物主义。
[48]即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也将其局限于黑格尔与费尔巴哈，而忽略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康德哲学对他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存在误解，如忽略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对马克思哲学形成的巨大影响，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视为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从而将其“费尔巴哈化”。
[49]如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休谟、洛克、卢梭、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
[50]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视为“不成熟”而基本否定，将马克思的晚年著作视为具有“不可饶恕的学究气”而予以抛弃。
[51]参见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73页。
[52]这种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有助于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苏联民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但它对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化、贫乏化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3]它经历了六个阶段：（1）十月革命前的1909年、1916年，А.М.德波林对辩证唯物主义系统化的尝试；（2）十月革命后的1921年，Н.И.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化的尝试；（3）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奥古斯特· 塔尔海默等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合二为一”的初步尝试；（4）20世纪30年代初期，М.Б.米丁、И.拉祖莫夫斯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问世，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基本形成；（5）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版，苏联哲学体系和教科书模式最终确立；（6）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М.Б.米丁、Ф.В.康斯坦丁诺夫等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4次改良。（参见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第二章）
[54]两大板块：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观。六个层次：辩证唯物主义的三个层次（唯物论、辩证法、列宁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三个层次（经济基础论、阶级斗争论、意识形态论）。
[55]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三种：（1）“强调自然的自我运动，排除任何目的对自然的干预”，即在批判“神创论”时，走向了“在考察自然运动时，完全撇开人的目的对自然的干预”（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117、119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的另一极端；（2）“把自然与历史对立起来，满足于撇开社会历史条件，泛泛地谈论自然，从而实际上使自然抽象化、虚假化和虚无化”（同上书，120页）；（3）“把自然科学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剥裂开来，从而最终导致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分离与对立”（同上书，124页）。
[56]1938年出版的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只讲规律不讲范畴，只讲本体化的辩证法不讲逻辑与认识论的辩证法，只讲作为方法的辩证法不讲作为完整的哲学学科体系的辩证法，进而加剧了辩证法的贫乏化。
[57]社会历史规律通过大量偶然、随机、不确定的现象而呈现出“统计规律”的特征。
[58]胡为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上层建筑”的阐述及其影响》，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3）。
[59]张百春：《文化学研究在俄罗斯》，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6）。
[60]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人道主义研究，虽然它从人的需要、利益、价值、发展等角度全方位地展开，但是，它却主要局限于从社会的客观矛盾运动发展的范围和客体—主体的单一向度加以考证，因而无法实现由主体向客体的转换，从而使它对人的主体本质的揭示仍然是片面的。
[61]吴克礼主编：《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103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2]在中学、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规定高校学生必修“苏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这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在这套教育体系中学习的人达数千万。
[63][苏]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138页，北京，三联书店，1975。
[64]周尚文：《苏共在党建中的疏失及其教训》，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5）。
[65]参见王晓敏：《苏联剧变原因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辩难》，载《俄罗斯学刊》，2011（6）。
[66]十月革命后，苏联为恢复、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和重建国家，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统一思想、统一声音、统一行动等）在其后岁月中得以延续；为适应资本的国际垄断平台，战胜资本主义的国际竞争，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等。它具体体现为“斯大林模式”，即以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垄断的思想文化体制构成的集中、统一的制度体系。它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完成，苏联计划经济不再适应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而开始走向衰落，至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
[67]如斯大林主义在斯大林时期。
[68][俄]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239页。
[69]同上书，238页。
[70]以А.М.德波林为首，聚集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下的哲学学派。该学派主张将唯物辩证法贯彻到自然科学中，批判机械派取消哲学的观点。（参见黄楠森、庄福龄、林利总主编，林利、张念丰、余源培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5卷，341页）
[71]由国立季米里亚捷夫科学院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学者组成的学派。该学派断言，“科学本身就是哲学”，唯物辩证法不是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存在的必要，以机械运动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象形文字论。（参见上书，337～340页）
[72]1929年12月29日，斯大林发表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认为“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斯大林全集》，第12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随后，苏联哲学机构组织了专题讨论会，并从1929年年末到1930年年末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М.Б.米丁为代表的一派，批评哲学界领导人А.М.德波林等忙于解释哲学史，而使理论脱离社会主义实际；以Н.А.卡列夫（Карев，Н.А.）为代表的一派，与А.М.德波林等10人于1930年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5期发表《关于哲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M.Б.米丁等将哲学与社会主义建设直接联系的观点，认为斯大林的指示不适用于哲学领域。斯大林于1930年12月9日，以《哲学战线的状况》为题，对红色教授学院支部委员会发表谈话，要求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和各个思想战线展开“全面进攻”，并将德波林学派斥为“孟什维克修正主义”。
[73]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有“苏联知识分子”与“苏维埃知识分子”之别。前者泛指苏联境内从事不同职业和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包括对苏联政府持不同政见者。后者专指拥护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苏维埃知识分子在苏联早期即知识分子群体转型和角色建构时期具有特别的意义。[参见张建华：《历史断想：十月革命与苏联知识分子》，载《俄罗斯学刊》，2012（3）]
[74]曾经兼具哲学家与苏联意识形态领导者的М.Б.米丁、П.Ф.尤金、Ф.В.康斯坦丁诺夫等人，都极力主张哲学转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坚决地把哲学问题‘政治化’‘现实化’”（张念丰、郭燕顺等编译：《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206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75]按照常理，体制、政党是人建立的，因而它们取决于人；人又在体制、政党中生存，因而人应受制于体制、政党。在苏联，体制、政党、领袖三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苏联共产党为实现其目标、宗旨而建立的苏联体制，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保证并需要意识形态的强力支撑，因而党不是单向地受制于体制而是决定着体制的命运；政党需要造就自己的领袖来领导，但在苏联这种特定的体制下，领袖对党、社会生活包括学术活动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76]苏联哲学人才何以在斯大林时期难以出现？这既与其体制对人才之路的阻碍、堵塞分不开，又与哲学家们的主动迎合或“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可分。
[77]其实，不仅在斯大林时期，如前所述，即便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哲学仍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唯政治马首是瞻的状况。
[78]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发表的有关人和人道主义的论文只有数篇。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参考书如《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版，《简明哲学词典》第1、2版，《政治词典》，《文学百科全书》等，都没有“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条目。[参见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255页]
[79]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中明确写进了人道主义的内容。
[80]贾泽林等编著：《苏联当代哲学（1945—1982）》，269页。
[81]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331～332页。
[82]参见马积华：《前苏联社会哲学若干问题透视（1980—1989）》，78页。
[83][英]雷切尔·沃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怎样葬送了苏联》，张金鉴译，59页。
[84]标志之一是主要领导人走马灯似的快速更替：1982年11月，Ю.В.安德罗波夫（Андрóпов，Ю.В.）接替Л.И.勃列日涅夫（Брежнев，Л.И.）；1984年2月，К.У.契尔年科（Чернéнкó，К.У.）接替Ю.В.安德罗波夫；1985年3月，М.С.戈尔巴乔夫（Горбачев，М.С.）接替К.У.契尔年科。
[85]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苏联“所有职业演说家的演讲，都是从痛斥苏联的过去开始，而以赞扬西方结束”（[俄]В.A.利西奇金、Л.А.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赵海燕、殷剑平、宿丰林译，26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86]这一问题不仅出现在苏联解体前后，更成为21世纪俄罗斯历史作品的景观。例如，历史学教授苏沃洛夫“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前期历史，尽管其“研究成果”并无史料支撑，而“只是一厢情愿地想要证实苏联准备向法西斯德国进攻，因而苏联应该和法西斯德国共同承担二战始作俑者”，但销量却超过一千万册，是真正的史学著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的。因为广大受众被“那种精美的封面和信誓旦旦的解密保证所迷惑”（[俄]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彼得罗夫：《从历史碎片中重塑俄罗斯未来》，陈余整理，载《社会科学报》，2012-09-20）。
[87]参见杨金华：《虚无主义思潮与意识形态危机——苏联剧变的政治因素透视》，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5）。
[88]在该书“序言”中，Т.И.奥伊则尔曼从发展生产、实践标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两分、苏联哲学家的教条主义等不同角度，强调了“批判分析”的基本立场。
[89]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Н.И.拉宾（Лапин，Н.И.）主编，于1991年出版的《哲学意识：更新时的矛盾冲突》一书，收录了自1987年以来，哲学界知名人士对苏联哲学及其历史、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各种看法，它较为集中地显示了此时的哲学界对苏联哲学所持的批判反思态度。（参见贾泽林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哲学》，23页）
[90]Межуев В.М.“Умер ли марксизм”?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0.-№10.
[91]Толстых В.И.“Умер ли марксизм”?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0.-№10.
[92]Ойзерман Т.И.Доклад на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о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991.-№6.
[93]Степен В.С.“Умер ли марксизм”?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0.-№10.
[94]Момджян К.Х.“Умер ли марксизм”? Материалы круглого стола//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90.-№10.
[95][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徐葵等译，“前言”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96]А.А.波格丹诺夫（Богданов，А.А.），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在第三、四、五次党代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政治上成为“召回派”代表，组织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前进派”。十月革命后，是共产主义科学院院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哲学上，А.А.波格丹诺夫赞同和宣传马赫主义，在3卷本的《经验一元论》（1904—1906）中，创立了“经验一元论”，认为世界的基础是“要素的混沌世界”，“要素”即感觉，感觉产生人的心理经验，人的心理经验产生物理经验，物理经验产生人的认识，时空、因果性、规律性是经验的组织形式，真理是集体经验的组织形式。
[97]列宁为批判当时欧洲流行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和俄国马赫主义者А.А.波格丹诺夫，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于1908年2—10月在日内瓦和伦敦写成，1909年5月在莫斯科出版。
[98]1937年Н.И.布哈林被捕后，用一年时间在狱中写出三部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辩证法概论》、《时代》（小说）。苏联解体前，Н.И.布哈林的三部狱中遗稿一直被密封在斯大林档案库中，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90年代得以问世。该三部遗稿目前已被编入《布哈林文集》，并由重庆出版社于2015年年底出版。
[99]学者们甚至认为，苏联的“教条主义哲学并非脱离生活，相反，它深深地扎根于个人崇拜、践踏法制、经济停滞、道德蜕化的现实土壤之中”，“斯大林时期，正是哲学教条主义者曾‘热烈地支持’并参与了对哲学中的独创性思想，对千百个无辜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的‘斗争’，后来又把扼杀遗传学当作进行（不调和‘思想’斗争）的靶子”（冯绍雷：《20世纪的俄罗斯》，167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给苏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00]马绍孟、冯俊：《反思历史，关注现实》，载《哲学动态》，2000（11）。
[101]如前所述，尽管此时学界内部已经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反思，但这种批判在整体上还未能走出理论界的学术高墙。
[102][俄]弗·瓦·米洛诺夫：《马克思哲学遗产在当代俄罗斯的地位与作用》，车玉玲译，李尚德校译，载《社会科学辑刊》，2006（1）。
[103]安启念：《九十年代俄罗斯：社会转折与哲学走向》，载《高校理论战线》，1998（9）。
[104]聂锦芳：《万花纷谢一时稀——俄罗斯哲学研究现状分析》，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3）。
[105]参见夏伟东：《道德教育的“真空”由谁来填补——今日俄罗斯道德教育状况一瞥》，载《高校理论战线》，1998（12）。
[106]1991年，国立莫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В.А.瓦久林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时说：“当马克思主义还有人相信的时候，教条主义独霸天下，诚实的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被剥夺了发言权；现在这些人可以说话了，但马克思主义，不论是教条主义的，还是以科学精神解释的，都没有人相信了。”[转引自安启念：《奥伊则尔曼论历史唯物主义（下）》，载《哲学动态》，2002（5）]
[107]Никифоров А.Л.Является ли философия наукой?//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уки.-1989.-№6.
[108][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徐葵等译，49页。
[109]Пивоваров Ю.С.О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вопросах / Ю.С.Пивоваров，А.Д.Некипелов//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1998.-№4.
[110]贾泽林：《有关俄罗斯哲学传统之争》，载《浙江学刊》，1997（4）。
[111]对此，中俄哲学家有过分析，如俄罗斯宗教哲学家Н.А.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的命运》、Н.О.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С.Л.弗兰克的《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В.С.索洛维约夫等的《俄罗斯思想》，中国学者安启念的《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金雁的《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以及贾泽林、徐凤林等的相关文章。有学者更是将苏联知识分子的这种“戾换式”思维方式喻为“哥萨克情结”：“思想中总有一种‘我要成为批评者’的愿望”，“希望用自己的学识帮助俄国”，以己之笔澄清天下世事，不停地发动对现实的抨击而招来当局的镇压，当遭到挫折后又极易走极端。[参见黎学军：《苏联哲学史纪事本末》，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
[112]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145页。
[113]俄罗斯流亡哲学：十月革命后流亡于英、法、德、美、捷等国的一些俄罗斯哲人的思想及论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流亡哲学以压倒一切的优势涌入俄罗斯。其中，П.Я.恰达耶夫的8篇哲学书信在几年之内以5种版本出版，总共印了60万册左右，流亡哲学家的著作更是大量印行、重复出版，且供不应求。
[114][英]洛伦·R.格雷厄姆：《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叶式辉、黄一勤译，135页。
[115]同上书，109页。
[116][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7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