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求业之精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岁
七月初四日（1842）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六月二十八日接到家书，系三月二十四日所发。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男等合室相庆。四妹生产虽难，然血晕亦是常事，且此次既能保全，则下次较为容易。男未得信时，常以为虑；既得此信，如释重负。
六月底，我县有人来京捐官[1]（王道隆）。渠在宁乡界住，言四月县考时，渠在城内并在彭兴歧（云门寺）、丁信风两处面晤四弟、六弟。知案首是吴定五。男十三年在陈氏宗祠读书，定五才发蒙[2]作起讲[3]，在杨畏斋处受业。去年闻吴春冈说定五甚为发奋，今果得志，可谓成就甚速。其余前十名及每场题目，渠已忘记。后有信来，乞四弟写出。
四弟、六弟考运不好，不必挂怀。俗语云：“不怕进得迟，只要中得快。”从前邵丹畦前辈（甲名），四十三岁入学，五十二岁作学政，现任广西藩台。汪朗渠（鸣相）于道光十二年入学，十三年点状元。阮芸台元前辈于乾隆五十三年县、府试皆未取头场，即于是年入学、中举，五十四年点翰林，五十五年留馆，五十六年大考第一，比放浙江学政，五十九年升浙江巡抚。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业之不精耳。两弟场中文若得意，可将原卷领出寄京；若不得意，不寄可也。
男等在京平安。纪泽兄妹二人体甚结实，皮色亦黑。
逆夷在江苏滋扰，于六月十一日攻陷镇江，有大船数十只在大江游弋。江宁、扬州二府颇可危虑。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
同乡王翰城（继贤，黔阳人，中书科中书）告假出京。男与陈岱云亦拟送家眷南旋，与郑莘田（郑名世任，给事中，现放贵州贵西道）、王翰城四家同队出京。男与陈家本于六月底定计，后于七月初一请人扶乩（另纸录出大仙示语），似可不必轻举妄动，是以中止。现在男与陈家仍不送家眷回南也。
同县谢果堂先生（兴峣）来京，为其次子捐盐大使。男已请至寓陪席。其世兄与王道嶐尚未请，拟得便亦须请一次。
正月间俞岱青先生出京，男寄有鹿脯一方，托找彭山屺转寄。俞后托谢吉人转寄，不知到否？又四月托李昺冈（荣灿）寄银寄笔，托曹西垣寄参，并交陈季牧处，不知到否？前父亲教男养须之法，男仅留上唇须，不能用水浸透。色黄者多，黑者少。下唇拟待三十六岁始留。
男每接家信，嫌其不详，嗣后更愿详示。
男谨禀
解读
这封家书虽内容繁杂，但最主要的部分在于曾国藩劝勉四弟、六弟“考运不好，不必挂怀”。以此信作为《劝学卷》的第一篇，意味着“学”对于儒家士大夫而言，有着精神上的追求与生存上的必需两层含义。尤其是至清一代，“学”所蕴含着的“功名”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超越了“学”本身，这与先秦儒家孔子所提的“学”已有了不小的差异。
首先，是“捐官”对于学的影响。书信第二段提到了同县王道隆捐官之事，在倒数第三段也提到了谢果堂先生为次子捐盐大使之事，可见“捐官”在清朝是很常见的事情。作为与科举制并行的选官制度，捐官在清朝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更盛，且形成了严格的制度规范。捐官，又称纳捐，在清朝有常捐，亦有例捐。捐官，说到底是政府为补充公费，遂向民间出卖官爵的一种行为。例如清康熙年间，因征讨准噶尔军费不足，就以纳捐的方式来补充军费。从而使这一年中仅山西省所捐县丞就有上万人。然而，从整个清朝来看，捐官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大家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捐官？其中“功名”之惑是很大的成分。而正途所得的功名本应是考试所取得的，这与一个人的学问、能力有关。无奈“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功名”所承载的意义远超越了对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的肯定，它是一种荣誉、象征，同样更能带来实际的“好处”。这恰恰是儒家所批评的“今之学者为己”的私欲之学。“纳捐”的常态化，使“功名”的功利意义被推向了极端。尽管，在儒家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科举与权力的紧密联系，使得这样古老的教训成了虚文。士以学为本务，“以仁厚知能尽官职”（荀子）。从这一层面而言，功名乃是一种肯定。如果超出了这个界限，则会产生很多与学相悖之事，或精于钻营，或贪图虚名，对于“学”本身是一种戕害。但是，对于“纳捐”与“学”的关系，还可以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因为取士途径的单一，所以清朝士人希望通过科举而考取功名，取得官职，做到“学而优则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儒林外史》中所讥讽的范进中举，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让我们看到了落榜生员苦闷而无助的人生。有一些本有学问，却在科场总是失利的人，通过“纳捐”，同样可以获得一次机会。例如雍正朝的李卫就是捐官出身。清制规定，捐官者可以捐得一定官职，但能否出任职位还是需要经过一定的选拔的。在这种情况下，捐官中也可以挑选到一定的优秀人才。
其次，是“科举”对于学的影响。信的第三段中，曾国藩安慰四弟、六弟，科场考得不顺利，也不要介怀，这也只是运气的问题。而且，还列举了一连串的实例，劝慰两位弟弟不要担心。只要有朝一日考进，便不必担心日后的前程。不难看出，以曾国藩出身田野的家庭背景，大多数的士子们若想有一番事业作为，科举是他们唯一可选择的道路。混杂着个人的理想、生存的需要、仕途的期许，科举一方面令人才有了发光的机会，而另一方面也使得“为学”变成了功利性很强的“事业”。南宋时期，朱熹就曾提醒过，如若科举不立德行，则很容易造成“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太学，成了名利场，当选的士子只是成绩突出的“考试机器”；士，不再苛求个人学业，而不过是滥竽充数之人。这样的话，科举便失去了它选拔先进的作用。因而，对于“科举”必须有一种谨慎的态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平、公开，使寒门士子也有了入仕做官、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一旦其客观性、严格性遭到了破坏，一旦丧失了“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的志向，科举就很容易沦为一种机械的工具。
信中曾国藩宽慰二位弟弟，并列举出一系列例子，其深意更在于帮助少年人更加坚定个人的志向。“些小得失，不足患，特患业之不精耳”是说一些小的得失，不必放在心上，而真正要注意的，是学业是否精进。从而让二位弟弟从取士的功利心中解放出来，去看根本之所在。“学”的精髓，在于是否勤奋，是否理解，是否觉悟。学，是一种觉悟自身的过程。而学本身所带来的一系列于自身的影响中，功名最可能成为负担。如能本于“学”的精神，则更易进入天地的境界之中，如此便能“唯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朱熹语）。
注释
[1]捐官：又称“纳捐”，是在秦代就已出现的一种“卖官”行为。清代的“纳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与科举制度并行，成为取士选官的重要途径。国家允许士民通过捐一定数额的钱银，获得相应的官职爵位，还可以捐封典（名）、虚衔和穿官服的待遇，甚至可以捐国子监的监生。
[2]发蒙：出自《易·蒙》：“初六，发蒙。”旧时指儿童初识字、读书。
[3]起讲：八股文中的第三部分，即议论部分。前两个部分是破题、承题，后面是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