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篇 齐家之要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岁
四月十六日（1849）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足下：
四月十四日接到己酉三月初九所发第四号来信，次日又接到二月二十三日所发第三号来信，其二月初四所发第二号信则已于前次三月十八日接到矣，惟正月十六七日所发第一号信则至今未接到。京寓今年寄回之家书：正月初十发第一号（折弁），二月初八发第二号（折弁），二十六日发第三号（折弁），三月初一发第四号（乔心农太守），大约五月初可到省；十九日发第五号（折弁），四月十四日发第六号（由陈竹伯观察），大约五月底可到省。《岳阳楼记》，竹伯走时尚未到手，是以未交渠。然一两月内，不少妥便，亦必可寄到家也。
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温弟去年若未归，此时在京，亦刻不能安矣。诸弟仰观父、叔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事堂上，此我家第一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勤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1]、卢怀慎[2]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舃奕[3]一时，讵得[4]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以服劳，可以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诸弟见我之立心制行与我所言有不符处，望时时切实箴规。至要至要。
鹿茸一药，我去腊甚想买就寄家，曾请漱六、氓樵两人买五六天，最后买得一架，定银九十两。而请人细看，尚云无力。其有力者，必须百余金，到南中则直二百余金矣；然至少亦须四五两乃可奏效。今澄弟来书，言谭君送四五钱便有小效，则去年之不买就急寄，余之罪可胜悔哉！近日拟赶买一架付归。以父、叔之孝行推之，祖父大人应可收药力之效。叔母之病，不知宜用何药？若南中难得者，望书信来京购买。[5]极好。地方有盗贼，我家出力除之，正是我家此时应行之事。细毛虫之事，尚不过分，然必须到这田地方可动手。不然，则难免恃势欺压之名。既已惊动官长，故我特作书谢施梧冈，到家即封口送县可也。去年欧阳家之事，今亦作书谢伍仲常，送阳凌云，属其封口寄去可也。
澄弟寄俪裳书，无一字不合。蒋祝三信已交渠。兹有回信，家中可专人送至渠家，亦免得他父母悬望。予因身体不旺，生怕得病，万事废弛，抱疚之事甚多。本想诸弟一人来京帮我，因温、沅乡试在迩，澄又为家中必不可少之人，洪则年轻，一人不能来京；且祖父大人未好，岂可一人再离膝下？只得俟明年再说。
希六之事，余必为之捐从九品。但恐秋间乃能上兑，乡试后南旋者乃可带照归耳。书不能详，余俟续寄。
国藩手草
解读
这封信写于曾国藩祖父生病之后，他身处京城，无法在床前照顾，深感惭愧。也由此而生出对齐家之道的感慨，于是作书给四位弟弟，阐明齐家之道。
曾国藩在信中说，每当他细思天下的官宦之家，其富足似多半只能享用一代人而已。这些家中的子孙，一开始是骄横傲慢，之后不加收敛，愈发浪荡，最终坠入沟壑。一家之繁荣，能延续一两代的少之又少。若以在社会上的显赫地位而看，处于官宦之家之下的是商贾之家。商贾之家之人，为谋得利益而勤勉奋斗，是勤劳而节俭之人，这样的家风可以保益家族的声望延续三四代。在商贾之家后，是耕读之家。耕读之家是农家子弟，虽不比前两者富裕、显赫，但是却有着勤勉、朴质的风气。这样的家庭因其勤朴也可以延续五六代。而与财富聚集和声望不同，还有一种孝友之家。这样的家庭，奉行孝悌为本的家风，人人尊老而爱友，孝亲而恭弟，有着和谐的家风。如此家族，可以延续十代、八代。
孟子曾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即便是君子的遗风，历经五世的消磨便难以寻觅。因而，曾国藩感慨于家族运命之无常，极为谨慎地谈到，他的家族已经因为祖宗积累的家风，在他这一代获得了少年成名的成就。而在成就的背后，也令他时刻恐慌这些富贵会只一代便享用殆尽。因此，他对弟弟们说，要反复教育家中子弟，宁肯做耕读孝友之家，也不要做仕宦之家。所以，弟弟们一定要勤勉读书、朴质为人，万不可以科举虚名为人生的目标。如果不能看透这层道理，便是如李林甫、卢怀慎那样，即便做到了当朝宰相又能如何，权倾一时，却无法挽救家道中落、家族溃散的结局。所以，每次四弟说曾国藩升官是光耀门楣时，曾国藩都会自省，自己学识并不高深，却身居要位，尤其要多加谨慎。所以他说，自己时时有“上岸”之计。家族之绵延长存，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
《大学》中讲君子的修齐治平之道，谈的是君子最终要胸怀天下而治。曾国藩以宋儒之教为学，不会不了解这一道理。在很多与兄弟的通信中，也曾讲过要立乎其大。然而，在其官居要职后，反倒要脱离宦海。其中，似乎透露着一位儒臣在政治现实与个人追求间纠缠的复杂关系。昔日孔子问志于弟子，有志于治国者，有志于礼乐者，亦有志于教化百姓者，这些都是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的志向。唯有曾皙回答自己要在春天的自然里，与几个童子一同，游水嬉戏，和风而歌。这看起来是最没有抱负的志向，而孔子却回答，“吾与点也”，选择了与曾皙一样的志趣。难道是孔子也未胸怀大志吗？那么孔子作为儒家之创始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又该如何解释呢？《论语》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者坚毅挺拔，水者柔软温和。一个人的德性并非只有一面，有山的刚毅，就会有水的柔弱。有自强不息的气魄，就会有厚德载物的宽厚。入世做官，是儒者经济救世的社会理想；而退而还乡，则是儒者安贫乐道的个人信仰。曾国藩虽在外为官，而其心则还是赤子之心。正因是赤子之心，所以挂念家中，在他看来，祖父兄弟、宗族乡党，才是人生最终的归宿。
另外，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到了“安良会”。作为一种民间自发的组织，安良会反映的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民间自治形式。它由当地德高望重者来组织，由乡绅、富裕家庭筹措资金，由民众团结起来，维护一地的治安，惩奸除恶。曾国藩还特别强调，最好不要惊动官长，可见，这个民间组织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它可以自我消化和解决一些乡里纠纷，而若是更为重大的问题，才会上报官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这种安良会，还传到了美国等华人社区，当然，它后来转变为青帮，似乎也与其最初的创制有着联系，这就不得不需要小心审视了。
注释
[1]李林甫（683—753），唐玄宗时期任宰相十九年。为人善于权谋，后被杨国忠诬告，抄没家产，子孙流放。
[2]卢怀慎（？—716），唐玄宗时期官至宰相，但常以自己学问不足而推诿政事，被讥为“伴食宰相”。王夫之评价其“清而慎”，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中的一位。
[3]舃奕：音tuō yì，光耀，显赫。
[4]讵得：怎能，岂能。
[5]安良会：清地方乡绅及民众共同发起组织的地方安全自卫组织，由当地居民自筹经费而建。目前可查得同治年间《公办安良会》抄本，其中述安良会主要职责为“正俗清盗乃可安良”。与孙中山私交甚好的司徒美登亦在少时抵达美国后成立过安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