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读本(大众儒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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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反身而诚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岁

九月十五日[1](1841)

原文

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八月十四接家信三件,内系得父亲信一,叔父信一,丹阁叔信一。十八日男发家信第十二号,不知已收到否?

男等在京,身体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归,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间即言欲归,男始闻骇异,再四就询,终不明言。不知男何处不友,遂尔开罪于弟,使弟不愿同居。男劝其明白陈辞,万不可蕴藏于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责之,婉言导之,使男改过自赎。再三劝谕,弟终无一言。如男全无过愆,弟愿归侍定省,亦宜写信先告知父亲。待回信到时,家中谕令南归,然后择伴束装,尚未为晚。男因弟归志已决,百计阻留,劝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愿,欲与彭山屺同归。彭会试罢屈,拟九月底南旋,现在尚少途费,待渠家寄银来京。男目下已告匮,九弟若归,途费甚难措办。

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河南水灾,豫楚一路,饥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咏芝前辈扶榇南归,行李家眷,雇一大船,颇挟重资。闻昨已被抢劫,言之可惨。九弟年少无知,又无大帮作伴,又无健仆,又无途费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谧[2]之际,兼此数者,男所以大不放心,万万不令弟归。即家中闻之,亦万万放心不下。男现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从,则读书如故,半月内男又有禀呈;弟若执拗不从,则男当责以大义,必不令其独行。

自从闰三月以来,弟未尝片语违忤,男亦从未加以词色,兄弟极为湛乐。兹忽欲归,男寝馈难安,展转思维,不解何故。男万难辞咎。父亲寄谕来京,先责男教书不尽职、待弟不友爱之罪,后责弟少年无知之罪,弟当翻然改寤。男教训不先,鞠爱不切,不胜战栗待罪之至。伏望父母亲俯赐惩责,俾知悛悔遵守,断不敢怙过饰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谨禀告家中,望无使外人闻知,疑男兄弟不睦。盖九弟不过坚执,实无丝毫怨男也。

男谨禀

解读

曾国荃在家中所有子女中排行第九,故称“九弟”。他出生于道光四年(1824),小曾国藩十三岁。国荃十六岁随父上京,后住在曾国藩宅邸,与哥哥一家同住。此时的曾国藩恰值而立之年,又初为京官,家境并不富裕,但对于九弟的照顾则是体贴入微。然而,曾国荃在入京一段时间后,还是思乡情切,想回到湖南。这封信便是曾国藩向父亲陈情此事。

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家中长男,对自己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从兄弟友爱的角度来看,曾国藩对于九弟的生活起居、前程学业是极为关心的。然而,即便兄弟相处似平常,而九弟迫切归家的想法,依然让曾国藩内心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就是一种自省的萌芽,当得知九弟要离开的决定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推卸责任或懊恼,而是考虑自己是否有不对之处。在信的一开始,曾国藩即向父亲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困惑与担忧,并禀明自己不断向九弟询问,甚至提出让弟弟对自己“正容责之,婉言导之”的要求。这不仅是兄长对于弟弟的爱护,更是兄长自身人格修养的体现。

在儒家看来,修身的第一要务在于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即便没有学过什么知识,人也具备做善良之事的能力;即便没有经过复杂的思考,也可以对善与不善的事情做出基本的判断。就好像小孩子,虽然天真烂漫,毫无任何成人世界的处世经验,可是他也知道要亲爱自己的父母。到年长一点,便知道要尊敬自己的兄长。亲亲,这就是仁;敬长,这就是义。这不是什么复杂的道理,这正是天底下最根本的人道所在。正因如此,儒家有着“反身而诚”的修身功夫。反身而诚,就是反思自身,去发现自己的本心。曾子说,自己每天都要反省一天的行为是否恰当。在待人接物时,是否怀着一颗真诚之心。在与人协同做事时,是否忠诚踏实。每天学到的东西,是否有认真实践。“三省吾身”就是要从内心深处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以达到心与行的统一。

曾国藩客居北京,事业和生活都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作为兄长,对于弟弟赴京学习、日常起居却给予了加倍的关怀。奈何国荃一心要回乡,这时曾国藩的做法体现出儒家君子在修己上的功夫。他没有责备国荃,而是努力去与国荃沟通,在沟通不够顺畅的时候,则反身自省。

修身之始,在于能够自我反省,其境界则是达到“人不知而不愠”的豁达。而在这封信中,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儒家君子修身的第一步:“反身而诚”。


注释

[1]若无特别说明,书中所涉及的日期均为农历日期。

[2]恬:安静,坦然。谧:安宁,平静。恬谧:恬淡安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