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版自序

本书取名《无边的挑战》，可能使人兴味盎然，也可能令人大惑不解。20世纪 80年代后期实际是一个文化溃败的时期，年轻一辈的作家（先锋派）是在面对“新时期”危机的历史 前提下，而不得不走上形式主义革命的冒险道路的；况且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这是一次误入歧途。 我使用“挑战”这个字眼，似乎过于乐观；人们有理由怀疑，在文学的制度化体系依然严密的时代， “挑战”是否显得有些自以为是。

我承认80年代后期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变革，确实出于无可奈何，别无选择，但 是，终究有一批年轻的作家怀着这代人的艺术抱负，步入文坛。他们如此执着于强调个人化的艺术感 觉、风格特征，创造了我们时代最具个人特点的艺术经验，与既定的语言秩序、文化范型和经典（权 威）话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自觉还是无奈——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某种程度上，年轻一代作家 改写了小说的定义，并且改变了人们的感觉方式和阅读方式。现在，人们不仅将目睹他们的部分成功 ，若干年之后，也将看到他们创造的艺术经验被广泛吸收。就此而言，把“先锋派”酿就的艺术革命 称为“挑战”，并不为过。

在“挑战”前面冠以“无边的”，当然不是为了获取音节（听觉）上的快感。 “先锋派”的那些挑战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目标，随后也就变得没有界限，并且毫无保留地拆除了那 些根深蒂固的观念禁忌。这些极端的艺术经验开拓了无边的艺术远景，也断送了到达这一远景的现实 道路，它必然把那个艺术乌托邦悬搁于历史之上（外）。正像所有的艺术革命最后都以似是而非的结 果不了了之一样，“先锋派”的“挑战”最终也要消失在无边的艺术现状之中，消失在无边的沉默与 常规化趋势之中。对于我来说，“无边的挑战”意味着无所顾忌的诗意祈祷、变本加厉的叛逆行径、 没有结果的艺术游戏、没有终结的美学梦想、无主题变奏的文化挽歌——它从80年代后期文化溃败年 月的历史深处绵延而来，穿透当今的现实，并且还要绵延而去。许多年之后，人们会意识到这段旋律 的意义远远超出80年代末期。

本书的写作（因为某些原因）历经数年，某种意义上它重叠了几个时期的感受 。我不知道本书是否能为80年代与90年代的交合留下特殊的印记，或是为“潮涨潮落”的历史悲欢涂 抹上应有的颜色。支配我写作的，始终是藏匿于内心的艺术良知。当然，对“先锋派”的态度，随着 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引起一些情感上的变化，这使得本书既带有最初的激动，又显出后来的冷静。我 在写作伊始，与这些作家素昧平生，后来，他们大多数人成了我的亲密朋友。正如不久前我对格非说 的那样，在文学史上，总是有些批评家与一批作家的命运休戚相关，不管他们是同舟共济还是反目为 仇。多年以来，我相信自己兼有宽容大度和坚持原则的禀赋，这使我与他们的交往，不至于影响我的 判断和评价；相反，这种友谊倒有助于我加深理解他们的写作。

要在“20世纪”的历史框架内来理解这一辈作家确实存在困难。他们与“五四 ”时期文学传统的联系是如此之少，这并不令人奇怪，而他们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此之深，也同样容 易理解，这要归因于半个世纪以来人为制造的文化断裂。尽管如此，“先锋派”文学作为非常极端的 文化现象，却也使“20世纪”中国文化（或文学）的历史视野，具有了最新的和最生动的景观。我着 力于刻画80年代后期那些富有个性特征的文化经验，这也许有助于加深人们对20世纪文化变迁的印象 。确实，正如我再三试图阐明的那样，20世纪初和80年代末，并不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时代，更不是两 段针锋相对的历史，然而，它们的对比如此鲜明，却也令人触目惊心。我描述的历史图景，划归于“ 20世纪”大视野的名下，我想会产生一些发人深省的意义。

当代中国文学的经验或形势的变化如此之快，以至要给出恰当的历史定位十分 困难。几年前，我潜心关注“先锋派”的写作，师友们对我的做法大都持怀疑态度。我一度饱尝单枪 匹马的孤寂，却从未牟取独家经营的暴利。数年之后的今天，“先锋派”蜚声文坛，各家刊物争相以 头条位置刊出他们的作品，各种选本、文集远销海外，风靡国内。虽然这一切与我无关，但我依然感 到欣慰，当然也有一点悲哀——我知道一个流派、一种挑战、一种新型的艺术经验，被广泛接受、普 遍认同，它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了。“先锋派”并不仅仅徒有灰暗的“头角”，它还拖曳着丰满（美 满）的尾巴，这毕竟是令人欣慰的。

“先锋派”或“后现代性”，都不过是一段特殊时期的特殊话语。在80年代后 期话语匮乏的年代，能有这么一种话语，至少也给寂寥的文坛平添了一点生气（生动）。因此，如果 有人指责我的观点和评价多有夸大其辞或谬误纰漏，我既欣然接受，也泰然处之。

衷心感谢冕先生主编这套丛书，为我提供一次宝贵的机会，使我的“孤寂”可 以与广大读者分享；感谢我的朋友李杨，为本书的出版竭诚相助；最后，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在这 商业主义盛行的时代，鼎力扶持学术文化事业，功德无量矣。

陈晓明

1992年8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