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冒险的迁徙：先锋小说的叙事转换

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一直被看成是中华民族精神历程活生生的展示，那些伟大的作品如同前行的火炬，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新生。那些杰出的作家，总是被称为“闯将”、“斗士”、“民族的脊梁”。而“启蒙”、“救亡”之类的革命主题，“唤醒”、“抨击”、“揭露”和“歌颂”一类的说法，经常构成现代以来的文学史叙事中的点睛之笔。“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尽管与“五四”文学传统的直接联系甚少（中间横亘着一段文化空白），然而，文学的规范体系，讲述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讲述方式）却是如出一辙。作为一种历史话语，作为一个时期的真实写照，文学讲述的主题、破除的那些禁区、触犯的那些禁忌、引发的那些争议，都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序列之下加以确认，所谓“轰动效应”，无不是意识形态的热点效应。而所谓“大写的人”——这个“新时期”文学的最高规范式，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直接成果。作为人们的思想、愿望、幻想、情感和心灵的全面概括，“新时期”文学无疑是这个时代（想象中）的精神丰碑。

然而，这座“丰碑”同时铭刻着一个时代，一种文学规范体系的终结。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文化秩序的深刻变动，文学必然要发生深刻的变革。这是一次不自量力的反叛和挑战，因为人们面对着的是庞大的历史、是业已确认的权威话语，而挑战者不过是些初出茅庐的散兵游勇——正是这种景象本身喻示着一个理想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怀疑时代的开始。这样一个全面转折的时代已经不可避免，并不因为人们是否有把握在文化上迎来一个更有希望的时代，仅仅因为“新时期”的神话已经讲完。

事实上，叙事方式的革命性转换一直是当代文学期待已久的变革，那些“新时期”神话的讲述者不少人早已疲惫，只不过历史的限定使他们绝大多数人无力摆脱这座“丰碑”的阴影。这种“变革”过去一直寄望于对“外来阴影”的模仿，现在则同时要依靠对个人存在的极端体验。马原以后的先锋派（或称之为“后新潮”），尤其是在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北村等人那里（以及在“新生代”的诗作里），文学写作根源于个人的经验，那些苦心孤诣构造的叙事方式，那些想入非非的符号之流，那些无所顾忌的诗性祈祷，确实创造了我们时代最尖锐的艺术感觉方式，预示了文学观念，特别是小说叙事向着“后现代主义”方面转换。本章在综合性的视野里着重分析先锋小说叙事的转换流向，以期对背离“新时期”文学规范的叙事革命有一整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