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革命（Communication Revolution）

19世纪初的英国发生了一场交通和通信革命，这场革命逐步扩展到各工业发达国家和一些殖民地，在传播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使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信息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世界进入密集型的社会交往时代。这场革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交往革命”。这里的“交往”，即Kommunikation（英文为communication），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5年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就将Kommunikation理解为物质的运输和信息通信两部分。现在的中译文多将之翻译为“交通”，而这个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文语境中仅指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输，没有信息通信的内涵。

恩格斯晚年曾对这一革命的主要表现做了如下描述：“近五十年来，交往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参见25卷85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

这场革命的诞生与工业革命密切相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工业革命与交往革命的关系时指出：工厂制度成熟到一定程度并普遍推开后，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的交通和通信业必须变革，以适应狂热的生产速度、巨大的生产规模、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大量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传递等新情况。于是，“交往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23卷421页）。

交往革命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19世纪初，其标志是蒸汽动力被运用于交通工具，恩格斯称之为“蒸汽交往的体系”（19卷316页）。“蒸汽不仅在陆路交往手段方面引起了革命，而且使水路交往手段具有了新的面貌。”（参见2卷295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这主要是指铁路和轮船的发明与普及。这些以蒸汽为动力的新的大型交往手段，把整个欧洲和北美联结为一个世界工业地区。关于它的意义，恩格斯写道：“蒸汽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汽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4卷521页）。这一阶段的交往革命，侧重于打通广泛物质交往的障碍，同时带去精神交往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交往革命的第二阶段发生在19世纪中叶，电报的使用和海底电缆的铺设是其开始的标志，马克思称之为“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23卷42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电报尚在实验应用，他们就已经将“电报的使用”与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并列为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了。在他们的著作中，“电讯立刻闪电般地传遍整个大不列颠”（15卷408页）、“各种电报像雪片一般飞来”（31卷154页）这样的描绘经常可见，字里行间表现出他们对电报应用的兴奋心情。电报本身是一种精神交往的新形式，它超越空间的能力和意想不到的时效，在精神联系上巩固了第一阶段交往革命的成果，并且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交往革命历史意义的整体思考。

1855年，马克思写道：“电报已经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证券交易所；铁路和轮船已经把交往手段和交换的可能性扩大了一百倍。”（参见10卷653页，根据英文原文重译）这就是交往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最初的图景。恩格斯晚年把这幅图景描绘得更为广阔，他写道：“由于交往手段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参见25卷554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当马克思把《泰晤士报》和通讯社的电讯看作现代精神交往的象征物时，他实际上也把它们看作交往革命的结果。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各处的论述，交往革命的结果还包括内河轮船、内陆运河、公路、现代报刊、一便士邮政厅和巨大的工业城市本身。这些大规模交往手段为19世纪的物质和精神交往的急遽扩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指出：“交往手段的增加和改良，……建立了精神与贸易的发展所必需的交往。”（参见47卷584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不少人曾经把1848—1860年英国的空前繁荣归于实行了自由贸易的政策，恩格斯从中看到的则是交往革命的结果。他写道：“其实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是由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一般交往手段的巨大发展”（参见22卷358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

交往革命不仅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也是现代生产大发展的弹力器，马克思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23卷494页）换句话说，交往革命大大刺激了资本“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4卷469页）的内在张力，强化了这方面的意识。

交往革命也促成了现代精神文明在世界的传播。在交往革命最早发生的英国，由于社会运输动脉把各种现代交往手段连接起来，因而路通到哪里，文明也就带到了哪里。英国最落后的地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与最先进的地区实现了文明的融合。就此恩格斯写道：“现在这里已经是道路纵横的地方，而这样一来也就给文明开辟了进入这个偏僻地方的道路。”（2卷294页）

被恩格斯称为“欧洲的中国”的奥地利，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专制统治下，采取严厉的书籍检查政策，形成了一片人为造成的安定局面。然而，交往革命敲开了这个封闭国家的大门，“这种屏障在铁路面前粉碎了。过去各地借以保有自己的民族特性和闭关自守的生活的花岗石岩壁现在再也不能起屏障的作用了……一条新的干线从的里雅斯特伸展到汉堡、奥斯坦德和哈佛尔，远远地伸出帝国的境界，跨过山脉，一直绵延到遥远的北海和大西洋岸边。参与全国的共同事务和干预外界的事态，已经成为必需的了。地方性的野蛮习俗日益消失”（4卷520-521页）。所有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交往革命面前，不论愿意与否，都经历了类似奥地利的历史过程。现代交往手段冲破一切阻碍，将文明传播到远方。

交往革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文明的传播，而且对于巩固已有的文明成果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印度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完全统一过全国，交往手段的落后和印度农村公社的孤立状态相互影响，使得这个国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英国人在印度布下了一个铁路网，建立了印度半岛的电报网，现代蒸汽轮船将印度与欧洲、东南亚连接了起来。马克思认为这将“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2版12卷246页）。

此外，交往革命也有力地阻止了文明的倒退。16世纪以前，意大利和德国曾是地中海、欧洲沿海贸易的中心，拥有当时最先进的交往手段，但随着新航路的开通，这种局部地区的繁荣由于没有条件更新交往手段，原有的文明开始衰退。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种历史的倒退才被交往革命的迎面冲击制止住，重新走向新的文明世界。对于交往革命的这种巨大作用，恩格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写道：“铁路和电报、现代化的蒸汽印刷机使得这种荒唐的倒退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它们正逐渐地和坚定不移地消灭封建关系和行会关系的一切残余”（16卷77页）。（陈力丹、王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