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出版自由（Lenin on Freedom of Press）

列宁关于西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论述，以十月革命划界，前后的论述的着重点是不同的。十月革命前的17年，他主要在西方国家生活，充分利用了那里的出版自由从事革命活动，与沙皇专制制度相对照，列宁说过许多赞扬和肯定西方出版自由的话，例如他说：“在美国，自由是最充分的。”（22卷210页）“在美国和其他先进国家，不存在中世纪特权。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是平等的。”（24卷392页）英国政治上完全自由，“是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23卷176页）。在比利时，“政治自由早就成了人民的财富”（23卷138页）。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工人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7卷72页）。但在偶然的情况下，他也揭示了西方自由的局限性，指出：“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12卷96页）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资产阶级与苏维埃俄国的矛盾激化，西方资产阶级媒体关于苏俄的报道在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列宁对此极为愤怒，他在列举了许多这类事例之后曾说：“同志们，情况是非常清楚的。全世界的报刊辛迪加——那里的新闻自由，就是99%的报刊都被腰缠万贯的金融巨头所收买——展开了帝国主义者的世界大进军”（41卷113页）。鉴于这种背景，列宁这个时期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论述，几乎全部是坚决否定的，使用的言辞相当激烈。不过，即使这样，他还是肯定了出版自由的历史贡献，写道：“‘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42卷85页）综合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论述，他关于西方出版自由的基本看法如下：

一、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仅以取消书报检查为前提，是不彻底的，取消书报检查后，许多拥有资本支持的大媒体为少数人所有，并不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二、这种自由是以巨额金钱为基础的自由，甚至连西方的免费报纸“都是靠登私人广告的收入维持的”（32卷229页）。

三、这种自由表现为一种垄断性的行业自由，“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报刊。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33卷47页）。

四、这种自由是经营出版业来影响人民群众的自由。列宁从这个角度使用过十几种对西方出版自由的定语，如假的、毒化人民的、欺骗人民的、愚弄人民的、蒙蔽人民的、麻醉人民的、转移人民视线的等等。

五、出版自由作为一种民主权利，在西方表现为形式民主。他写道：“资产阶级的民主只限于宣布形式上的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权利，例如集会、结社、出版的权利。至多也就是一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取消过这几方面的全部立法限制。”（36卷169页）列宁认为，苏维埃俄国使得出版的权利回归了人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联邦那样做了和正在做着那么多的工作来使群众摆脱僧侣和地主的影响。我们是世界上把‘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42卷85页）。

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出版自由、新闻法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设想。他认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他设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使报刊摆脱资本的控制，印刷所和纸张就要首先分配给代表人民的国家，其次分配给在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堡）获得10万~20万选票的两个大党，最后分配给拥有一定人数（如1万人以上）的人民团体.（参见32卷226-231页）同时他许诺，一旦恢复秩序，报刊将在最广泛、最进步的法律下，在对法院负责的范围享有充分的自由。到1918年年底，俄国还有资产阶级的商业报纸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党报各两百多种。后来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拒绝与布尔什维克合作，资产阶级的反抗也相当强烈，为捍卫新生的国家政权，列宁才在短时期内一举封闭了这些报刊。 1921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俄国短时期内曾重新出现数百家私人出版社和私人报刊（即耐普曼报刊）。（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