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报刊的监督职责（Marx and En-gels on Supervisory Function of Press）

报刊广泛而公开的工作特点无形中赋予了它一种社会监督的职能，这种职能尤其有利于进行公开的政治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事政治斗争时经常借助于报刊的这种职能，因而他们十分看重它，从政治角度将它视为报刊的一种首要职责。 1849年，恩格斯在为《新莱茵报》辩护时指出：报刊的“首要职责——保护公民不受官员逞凶肆虐之害”（6卷280页）。1859年，德国报纸《总汇报》发表了揭露法国波拿巴政府间谍福格特的文章，马克思致信该报说：“当《总汇报》履行在我看来是报刊的首要职责，即揭发招摇撞骗的职责时，决不会有碍于我尽力帮助它。”（14卷755页）

关于报刊社会监督的特点，马克思多次做过形象的比喻。在《莱茵报》工作时他说：“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随时睁开的眼睛”（参见1卷74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在《新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再次指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参见6卷275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文版中的“使命”“职责”，德文原词是Beruf（英文对应词是calling），现在一般译为“天职”。这是西方新教各民族所共有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它包含有对尘世日常行为的积极评价，即把完成世俗事物的义务尊为一个人道德行为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上帝能够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55-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因而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所说的内容带有一定的神圣意味。新教是奠定世界交往意识的宗教形式，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来说，新教是一种巨大的观念上的进步。马克思曾把传播新教精神规定为《莱茵报》的任务之一，他写道：“《莱茵报》是把北德意志精神——新教精神引进莱茵省和南德意志来的第一家莱茵的和整个南德意志的报纸”（40 卷31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Beruf这个词汇，表明他们对这个问题看法上的严肃性。既然把一种职能看作职责，那么它也就是一种权利或义务，他们也正是循着这个思路把报刊社会监督的职责看作报刊特有一种的权利或义务的。

报刊监督职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通过再现社会状况，尤其是令人不满意的部分，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此马克思说：“报界不仅要撇开个别人的特殊意见来表达人民的信念，而且要证明这种信念的内容是合理的，难道这不是报界对政府的责任吗？”（2版1卷313页）（二）评论权力组织和社会活动家的言行。就此马克思指出：“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难道有人想剥夺报刊评论人民代表的议会活动的权利吗？那末，又何必要报刊呢？”（5卷203页）

报刊的监督职责被提上日程，是由于出版自由的交往政策得以实施。恩格斯说：“自从获得出版自由时起，官员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举世周知的事情；这就根本改变了整个情况。”（6卷281页）马克思从相反的角度也做了同样的论述，他说：如果报刊进行揭露就要受到刑惩，那么“唯一有效的监督——报纸将变成无效的东西。……当不能让公众蔑视理应受到公众蔑视的东西的时候，究竟还有什么出版自由呢？”（5卷272页）而在书报检查制度下，情况如马克思所说：“这就极其轻易地造成了如下的结果：既不准报刊对官员进行任何监督，也不准报刊对作为个别人组成的某一阶级而存在的机构进行任何监督。”（2版1卷12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报刊监督的实质，是以它特有的形式唤起人民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以便改造世界，促进社会进步。马克思指出：“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2版1卷428页）恩格斯也说：“怎么能够做到既要谴责某一事物，而又措词温和，不想使别人相信被谴责的事物是不完善的，也就是说，不想以此煽起别人的不满呢？”（41 卷330页）

报刊监督的力量在于它是公开而广泛地传播信息的机关，因而会对被监督者产生一定的社会压力，例如，马克思引证过《泰晤士报》的一段话来评论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一封损害英国利益的信件。该报说：“我们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十分清楚，任何一个自命为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人在这些通信公布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11卷75页）报刊的监督当然也会直接促进各方面工作的改进。 1862年，伦敦市政当局沿泰晤士河修一条新马路，由于要从巴鲁克公爵的别墅边上经过而遭到他的反对，致使工程停顿。《泰晤士报》和工人报纸《雷诺新闻》都发表了揭露性文章。马克思引证了这些文章，并指出：“这里的报刊碰到这种情况是不会客气的。”（15卷551页）这件事由于报刊的干预而得到解决。

由于报刊与一定的阶级、派别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因而它们履行监督职责会受到各种经济、政治原因的牵制。但又由于存在不同阶级、党派的报刊，报刊的这种职责可以通过报刊的整体活动体现出来。1870年，英国政府迫害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英国报刊对此不作声，于是出现马克思讲的情形：“英国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注意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上的人们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32卷657页）在不涉及报刊根本利益时，报刊在一般问题的揭露上是无所谓动机的，只是由于司空见惯。恩格斯就此写道：由于“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大光彩的事件都常常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任何评论地登了出来”（2卷570页）。

强调报刊的监督职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他们多次成功地使对手在报刊监督的威胁之下就范。例如1875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最后一分册由于出版社新的经理政治立场的原因，迟迟不予出版。对此，马克思警告说：“如果法国政府想要出丑的话，我同欧洲新闻界有许多联系，可以像它所希望的那样，为它效劳。”（50卷459页）结果，这一分册得以出版。（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