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论报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Marx and Engels on Social Position and Role of Press）
19世纪报刊的规模和影响，已经能够使人们从整体上考虑它在社会上的独立作用了。马克思认为，报刊是一种居于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之间的媒介。因而他有以下论述：报刊“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而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2版1卷179页）；“报刊把物质斗争变成思想斗争，把血肉斗争变成精神斗争，把需要、欲望和经验的斗争变成理论、理智和形式的斗争”（2版1卷329页）。同时，报刊本身亦是一种思想世界，“它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自由报刊是观念的世界，它不断从现实世界中涌出，又作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唤起新的生机，流回现实世界”（2版1卷179页）。
基于这种对报刊的认识，马克思把报刊看作社会的一个有自身特点的组成部分。 1844年，他在批评阿·卢格（笔名“普鲁士人”）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区分一下（这个‘普鲁士人’忽略了这样做）‘德国社会’这个用语所包括的不同的范畴：政府、资产阶级、新闻传播界、最后还有工人们自己。这里讲的是不同的东西。这个‘普鲁士人’却把所有这些东西捏在一起”（2版3卷378页）。这四个社会的组成部分是有联系的，但马克思强调它们的不同点，把它们视为不同的社会系统。在这里，新闻传播界与政府、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并重。
马克思注意到报刊的各种政治倾向以及官方的和民营的、政党的和商业的等性质上的差异。但报刊在社会中的整体作用却不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它们的社会化性质所决定的。 1849年，他在批评《科伦日报》的一篇署名“孟德斯鸠第五十六”的文章时说：“为了向匿名的孟德斯鸠第五十六赎罪，我们忍受极大痛苦读完了他在《科伦日报》上发表的全部广告，并把他的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作为‘公共财产’提交普鲁士公众审议。”（6卷215页）这里涉及一个报刊理论问题，即个人精神上的私有财产，一旦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就不再仅仅属于个人了，而成为“公共财产”（Gesamteigentum），人们就有权进行评论。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谈到法国报刊时说：报刊“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7卷117页）。当时法国存在着总统的行政权力和立法国民议会的立法权力这两种力量。在现代社会中，报刊作为一种变个人精神财产为社会精神财产的媒介，与实际的权力组织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基本认识。关于这一观点的运用，最典型的是他论印度复兴的条件。 1853年他分析说：印度复兴需要三个条件，即用电报巩固起来的政治统一、现代化的印度人的军队、自由报刊。他认为：“在亚洲社会里第一次出现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9卷247页）用电报巩固的政治统一这个条件，也表现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中信息传通作用的高度重视。报刊的重要社会地位是在世界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不论报刊传播的事实和观点怎样，它们带来的积极效果是社会的沟通。
1860年，马克思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出版，他给德国、英国、美国的40家报刊寄去了样书或广告。在他开列的报刊目录中，英国列第一位的是《泰晤士报》，德国列第一位的是当时最大的报纸《总汇报》。 1872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第一分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研究，把样书寄给了31家各国大报刊，列第一位的是《泰晤士报》。从政治上分类，这些报刊绝大多数是有产阶级的，像《泰晤士报》《总汇报》这样的大报，还经常与工人运动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宣传目的外，主要是利用它们实现社会沟通。这些报刊只要发表书评、书讯或广告，不论评价如何，便实现了书、书的作者与社会最基本的沟通。所以，当马克思得知他的书的广告发表在德国官方的《新普鲁士报》上时，以高兴的心情告诉恩格斯：“关于我的书的广告（书商的）在《新普鲁士报》上也登出来了。”（30卷146页）并且该报的名称用了着重号。当然他不会忘记，当年他称该报为“该受绞刑者的小报”（6卷618页）。
由于报刊有一定的时效性，因而它们又是一种现实的或时代精神的交往媒介。马克思说，人们读报是为了在“报纸上去寻找当今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2版1卷141页）。在这个意义上，报刊的另一个社会作用是表达时代的社会征兆。 1858年，马克思曾用《法国内在生命复活的征兆》为标题，报道了法国报刊的活动。 1859年，他同样通过报刊来观察意大利的社会征兆，写道：“威尼斯和伦巴第的报道则更加明确，这些报道使我们强烈地感觉到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这两个省出现的那些征候。”（13卷178-179页）在观察俄国时，他仍然用报刊的发展来说明问题，写道：“时代精神——如此强烈地感染了他们……为了使读者对这些大胆的倾向有个大致的概念，只需要指出这么两点：在1858年，发行的日报已经增加到180种，可是还有109种新报纸宣布将于1859年出版。”（12卷723页）
报刊是现代社会中第一种可以超越地域、种族的广泛的传播媒介，在它开始发达的时候，马克思一方面看到了它的强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它使社会传播领域中的形象、语言出现了一致化的倾向，造成了新的广义上的千篇一律。他就英国表现出的这种问题写道：“报界的婆罗门制造的所谓‘舆论’，已经把人们的性格弄成了千篇一律，连莎士比亚恐怕都认不出自己的同胞。有差别的已不是单个人，而是他们的‘职业’和阶级。如果不看职业而只看日常生活，那末一位‘体面的’英国人同另一位就十分相像，连莱布尼茨也未必能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或者特种差别。那种大受赞扬的个人特性被排除于政治范围和社会范围之外以后，便在私人生活的怪癖和胡闹中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15卷490页）。
马克思很重视报刊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但并不认为掌握了报刊就掌握了一切。 1865年，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位委员莱·路易斯提出一项计划，把报纸看作一种巨大无比的“杠杆”，“只要创办一种《平民报》，他就能使英国在二十四小时内，或者至少在六个月内革命化”。马克思则向他提出了非常实际的办报条件，并嘲笑了他的“杠杆”，认为他“虽然很有钱并且非常自负，但什么也不值”（31卷127页）。这种对报刊作用的夸大想象，是昔日专制主义控制报刊使人产生了一种反向运作意识的反映，当事人反对专制主义，同时却潜在地想象用同样专制的手段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马克思很早就批评过这种肤浅之见，写道：“这种肤浅之见竟自吹自擂地说，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句陈词滥调就可以使天才的多年研究，自甘孤独历尽磨难取得的果实以及那种看不见但是使人慢慢耗尽心力的、冥思苦想的拼搏的成果，像肥皂泡一样化为乌有。”（2版1卷221页）（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