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舆论（Marx and Engels on Public Opinion）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舆论”的概念出现频率很高。按照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政治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舆论附加了多种定语，如欧洲的、某国的、某年的、统治阶级的、工人的、小市民的、立宪主义的、军内的、爱好自由的等等。如果没有对舆论做出这类界定，那么它一般是指某一具体区域内的各阶层大体一致的意见、倾向或情绪表现。尽管他们有时把报刊称作“舆论界”，但并不把报刊等同于舆论。例如，马克思1862年写的文章《英国的舆论》便介绍了英国报刊的意见和舆论如何完全相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原始时代的舆论作用都很重视，在那个时代，舆论是一种社会的制约力量。马克思谈到人们对习惯法的服从时说：“在小的地区和小的天然集团里运用时，它所依赖的惩罚性制裁部分是舆论，部分是迷信”（45卷657页）。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21卷192页）随着商品经济向全世界的拓展，现代舆论具有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至少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共同利益越来越成为一定范围内的舆论形成的基础。以往社会的舆论建立在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舆论一旦激荡起来，矛盾不解决便难以消退。1829年，俄国封锁了黑海的出口，马克思描述了当时的情形：“这种封锁会损害不列颠在黎凡特的贸易，使当时英国的通常是迟钝的舆论鼎沸起来，反对俄国和反对内阁。”（2版13卷361页）以致俄国驻英大使感到：“在同民族偏见密切相关的<海商法>问题上向舆论挑战是危险的。”（2版13卷362页）这件事明显地表现出现代的共同利益与舆论形成的关系。

二、先进的阶层或发达地区的舆论越来越成为舆论的晴雨表。以往社会的舆论各地区的差别不大，现代社会的舆论因为不停顿的动荡而表现出各方面的差距。马克思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就注意到，“当时雅各宾俱乐部是公众舆论的晴雨表”（40卷374页）。恩格斯谈到德国的舆论动向时，一向以最发达的普鲁士地区为转移，他写道：“因为奥地利人未必能够列入文明世界，他们驯服地服从统治者的家长式的专制统治，所以普鲁士就成了德国现代历史的中心，社会舆论变化的晴雨表。”（2卷644页）

三、舆论越来越显得敏感，变化无常。现代的经济生活把每个人都同世界联结在一起，新发生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影响到人们的利益。就统治阶级的舆论而言，恩格斯说：“我们同时也看到，英国统治阶级的舆论（大陆上只有它能够为人所知）如何随着时势和利益的变化而反复无常。”（16卷549页）而统治阶级的领导人物则对一般舆论的变化有很大影响，马克思说：“社会舆论易于受个别人物突然垮台的影响。”（2版10卷340页）恩格斯曾经比较了英国舆论在对待非国教徒问题上的变化，他说：“历史的进步是阻挡不了的； 1688年的立法和1828年的社会舆论之间的距离是如此巨大，以至这一年连下院也察觉到它必须废除那些反对非国教徒的最苛刻的法律了。”（2版3卷57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舆论，还由于现代社会的人民参与程度较高，舆论的力量作用于社会的一切方面。马克思称舆论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2版1卷385页）。恩格斯评价舆论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作用时批评道：“难道议会不是在不断践踏人民的意志吗？社会舆论在一般问题上能对政府发生一点影响吗？社会舆论的权力不就是只限于个别场合并且只限于对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吗？”（2版3卷408页）在这里，他把舆论看作一种与立法（议会）、司法和行政平行的权力，但认为在自由的英国，舆论并没有取得这种权力，舆论监督也不理想。

无论是马克思讲的“力量”还是恩格斯讲的“权力”，原文都是“Macht”这个德文词，它同时有力量和权力这两种意思。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舆论概念的运用看，他们主要从三方面说明了舆论的力量：

一、舆论是对权力组织和政治活动家的制约力量。在他们写的时政通讯中，权力组织受制于舆论的事例比比皆是。例如，1860年奥地利实行新的议会选举，一些反对党和匈牙利民族的代表进入议会，便是舆论压力的结果。马克思就此事报道说：“皇帝的恩诏没有骗住任何人。各德意志省的舆论立即迫使旧的市议会（革命后皇帝所任命的）为目前人民投票选举的新人敞开了自己的大门”（15卷250页）。

二、舆论对立法，特别是经济立法，是一种推动力量。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意识到舆论“可以为国家立法提供最丰富、最可靠和最生动的资料”（2版1卷949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把10小时工作法案的通过看作工厂主们“怯懦地向舆论让步”（23卷328页）。

三、舆论实现了普遍的社会监督。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使用过“舆论的陪审团”“名誉审判席”“批判的法庭”等用语，恩格斯使用过“舆论的权力”“诉诸公众”“诉诸公论”等用语，其意思是一样的，即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周围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的制约。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特殊的精神交往形式，把传统、现实、社会关系、心理因素等交织在一起。

舆论不是一种有组织的观念状态，它既是对各种权力组织的一种制约力量，同时又可能受控于它们。分析统治阶级对舆论的种种控制行为，揭露其中的丑恶行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舆论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认为，现代对舆论的控制方式，其基本点是使舆论有所表现，同时不导致舆论危及控制者自身，这种方式被他们称为“安全阀”（11卷352页）。当舆论控制者的地位不稳时，他们往往会采取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的一些做法，以控制舆论，保障自己的地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被谈及较多的做法是以下三种：

一、有意转移舆论的兴奋点，减轻对焦点问题的舆论压力。最常见的是用对外矛盾转移内部问题（或者相反）的视线。 19世纪50年代克里木战争初期，英军备战不利，政府面临着遭到舆论谴责的危险。于是，内阁“提出了一项使举国惊讶的新改革法案”。马克思立即指出：“他们的打算无非是要提出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国内问题来转移公众对于对外政策的注意，难道这还不清楚吗？”（2版13卷105页）

二、迷惑舆论，使舆论顺从控制者。迷惑舆论的形式各有不同，但基本手段即是马克思讲的“造谣和隐瞒的艺术”（15卷338页）。

三、组织舆论和制造舆论，以控制真实的舆论。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斥责用语最多。召开有特殊安排的集会，便是组织舆论的一种。 1855年，在一些英国议员支持下的行政改革协会举行了一次集会，试图说明它得到了舆论的支持。马克思用批评的语调做了如下报道：“行政改革协会昨天在德留黎棱剧院组织了一次盛大的集会，然而，它不是公开的集会，而是凭票入场的集会。因此，协会的先生们感到毫不拘束，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他们声称，这次集会是为了给‘舆论’开路。然而，为了防卫这种舆论不受到外来的风的吹袭，在德留黎棱剧院的入口处布置了半个连的警察。只是在警察和入场券的保卫下舆论才敢于成为舆论，这是多么微妙的有组织的舆论啊!”（11卷33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尚没有机会阐发未来社会的舆论特点，但有两点是肯定的，即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所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17卷647页）；未来社会的舆论，将不会有很多传统因素的制约。如恩格斯所说：“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知道他们应该怎样行动，他们自己将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各人行为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21卷96页）（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