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年黑格尔运动与《文学总汇报》
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晚生代”。其前辈和这一派别的重要成员有大卫·施特劳斯、奥古斯特·冯·契希考夫斯基、阿尔诺德·卢格、费尔巴哈、麦克斯·施蒂纳、莫泽斯·赫斯等人，而代表性人物则是“博士俱乐部”的主将、曾经被马克思称为“尊敬的兄长”的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弟弟埃德加·鲍威尔等。
从总体上概括体系博大精深而又异常庞杂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特征是很困难的，我们只能笼而统之地指出以下几点：（1）从“激进”的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原则，甚至还由此批评黑格尔未能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以至辩证法的革命性未能得以完整体现。（2）有向“纯粹主体论”回归的倾向，即习惯于用自我意识来解释历史的发展，把历史归结为观念史、思想史。（3）其宗教思想抛弃了基督教的正统观点，继承了黑格尔的思辨神学而又没有像黑格尔那样把哲学和宗教同等地为视为绝对精神的一种形式，所以具有无神论或泛神论倾向。
然而，又必须指出，在这些共同特征之下，是青年黑格尔派各个成员极具个性、异彩纷呈的思想、观点和体系，它们共同构成了青年黑格尔运动虽然短暂但可圈可点的发展历程。
1835年，施特劳斯《耶稣传》的问世拉开了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序幕。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封建专制势力相当强大，政府的高压政策和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都很难问世，唯一可以自由争论的是由路德在宗教改革中所争取到的作为人的权利的宗教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当时的德国，“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当时的德国还保持着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制度，宗教不仅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存在提供理论依据，而且教会的僧侣阶级还渗透并控制着社会、国家、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一切现实的问题都表现为宗教问题。因此，青年黑格尔派从思想和观念出发来批判与变革现实的运动就首先要从批判宗教开始。
《耶稣传》的副标题是“经过批判整理的耶稣传”。施特劳斯认为福音书的记载大多是不可靠的，它们只不过是原始基督教团体在无意中形成的一些神话和传说。真实存在过的耶稣也不是什么神祇，只是一个到处漂泊的犹太传教士。显然，这样的观点不仅大大触怒了基督教神学家，而且由于隐含着对黑格尔关于哲学与宗教同一性的否定，在黑格尔学派内部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了黑格尔学派的公开分裂。由此，青年黑格尔运动正式开启。
首先是契希考夫斯基展开对黑格尔观念论哲学的批判。1838年，他出版了《历史哲学引论》，指出黑格尔哲学只能解释历史，而不能昭示未来，而人类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历史规律的认识，重要的是要把这种认识付诸行动，并在行动中进一步认清人的本质。“实践的哲学，它对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最具体的影响，真理在具体活动中发展——一般说来，这就是哲学的未来的本分。”[2]契希考夫斯基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赋予“实践”范畴重要意义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布鲁诺·鲍威尔、赫斯，间接地也对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很大的影响。
布鲁诺·鲍威尔思想的发展则带有转折性，即经由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走向了对黑格尔的宗教和哲学的批判。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出版之时，布鲁诺·鲍威尔刚与他的老师马尔海奈凯一起整理、出版了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讲演录》一书。当时他站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施特劳斯的神话学说以维护黑格尔关于哲学与宗教同一的原则，并因率先在黑格尔派机关刊物《科学批判年鉴》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施特劳斯的文章而名噪全德。从此篇文章开始到1837年末1838年初，布鲁诺·鲍威尔在《科学批判年鉴》1836年第86期、1837年第41期和第109期，《思辨神学杂志》1837年第2期上发表了多篇批判文章。然而，事情至此却发生了逆转，随着对福音书更加深入的研究，他对从前的观点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怀疑，最终促使他站到论敌一边，成为最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相继出版的《符类福音作者考证》《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宣告》等著作中，布鲁诺·鲍威尔对福音书、宗教、黑格尔哲学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解释，并建构起他的“自我意识哲学”。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只有自我意识。“运动不是由实体完成的，而是由自我意识完成的，自我意识才是真正无限的，它把实体的普遍性当作自己的本质，包摄于自身。”[3]
谈到青年黑格尔派社会影响的扩大，不能不提编辑家卢格。他在哈雷创办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简称《哈雷年鉴》）曾经是这一派别最重要的期刊，为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通过办刊实践，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逐渐领略到普鲁士政府缺乏民主、自由、理性的本质，因此，刊物采取了日益激进的立场。1841年6月，《哈雷年鉴》被禁，卢格将其转移至德勒斯顿，改名《德意志年鉴》重新出版，马克思和布鲁诺·鲍威尔成了它的定期撰稿人。
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也算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只是他的哲学思想与其他人的观念论相比更为另类。在《哈雷年鉴》上，费尔巴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彻底批判了宗教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他的人本主义哲学。他认为，“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自然、人、人的本质是哲学的基础，因此，他的哲学把黑格尔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他的唯物主义原则，尤其是他把研究的视角转向自然和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唯物主义信念，建构“新唯物主义”哲学有至关重要的启迪。
当费尔巴哈用一种独特的交往方式——“爱”来说明人的时候，在观念论哲学中走得最远、致力于追求人的“唯一性”和“独自性”的施蒂纳却认为，费尔巴哈仅仅在神学意义上解放了人，将人从人之外的彼岸世界拉回此岸世界，然而，同时又创造了人之内的彼岸东西，即人的抽象，并将人的抽象当作了哲学的最高原则。抽象的人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施特劳斯的实体、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一样，都不可能作为哲学的基础，因为现实的存在只能是个别的对象，一般、共性等不过是人的臆想，是根本不存在的。基于这种观点，施蒂纳试图把他的哲学建立在真正的感性的个人身上，他以单个的现实存在着的自我为原则，建构了他的“唯一者”哲学。
赫斯是最早转向空想共产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也是这批人中跟马克思、恩格斯走得最近的一个。和契希考夫斯基一样，他把行动当作自己哲学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不是存在本身，而是行动，才是第一性的、最初的和最终的因素，而作为行动主体的“自觉的我”是全部哲学的出发点。他对货币本质的论述，对实践层面异化的揭露，对生产、交往、交换的探寻，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展望，都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和研究非常接近，但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生活过程对人类历史的作用、人的生产活动对实践层面异化产生的影响是他所不理解的，因此，在唯物主义地解释历史、在科学地论证共产主义等方面，他最终没有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
显然，青年黑格尔运动的发展、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关于自由与进步的观点及其追求，与普鲁士国家的本质是不相容的。1840年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新国王登基，在实行了短暂的却是伪善的开明政策后，就与自由派发生了冲突，进而对一切形式的自由主义进行镇压。加之新任文教大臣艾希雷恩已经不喜欢风光不再的黑格尔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因此受到了打压。残酷的现实激起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反抗，他们公开主张推翻德意志专制制度，摧毁教会，制定宪法，实行出版自由。于是，从1842年起，普鲁士政府对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许多人被解除了教职，机关刊物遭到粗暴的查封。与此同时，外部的打击使得原本蕴藏于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分歧逐渐表面化，最终导致了这一派别的分裂。到了1845年，青年黑格尔运动中的代表性人物有的销声匿迹，不再有影响力，有点则干脆跳出了黑格尔哲学的圈子——这样，青年黑格尔派便不存在了，青年黑格尔运动到此终结。
《文学总汇报》的创刊和发行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是息息相关的。青年黑格尔派解体后，其成员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以费尔巴哈、马克思、卢格、赫斯、恩格斯为主要代表；另一派以布鲁诺·鲍威尔、他的弟弟埃德加·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为代表。前者主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后者主张唯心主义和自由主义。马克思和卢格于1844年2月在巴黎出版了《德法年鉴》，而鲍威尔兄弟等人于1843年12月在沙洛顿堡出版了《文学总汇报》。
除理论观点与政治主张上的分野外，布鲁诺·鲍威尔把《文学总汇报》办成与《德法年鉴》唱对台戏的刊物、把自我意识哲学奉为世界的全能主宰、对一切现实的群众运动采取蔑视态度的做法，也有他极其直接的实际考量和“现实依据”：《德国年鉴》和《莱茵报》刚从哲学转向政治，就被普鲁士政府轻而易举地彻底摧毁了，而人民群众对这种精神的镇压又漠不关心，毫不表示反抗。这一切都使得布鲁诺·鲍威尔决心放弃对“群众”的任何幻想，选择另外一条道路。这一点在他所表述的关于《文学总汇报》的纲领中可略见一斑：“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4]
然而，沉浸在对自我意识的自我满足当中，以与社会相对立、与群众相背离为宗旨的鲍威尔兄弟及其伙伴，以为自己就是批判的化身、绝对精神的化身，但事实很快证明了他们梦幻般愿望的非现实性。
《文学总汇报》1843年12月问世，由布鲁诺·鲍威尔编辑、由埃德加·鲍威尔在沙洛顿堡创办的出版社出版。他们原来的设想是办一份每周4期的文学报，但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拒绝，于是只好选择发行不需要任何许可证的月刊。到1844年10月，《文学总汇报》总共有11期行世。起先，它在报界获得的评价不一，有好有坏，比如《科尼斯堡文学报》认为第2期具有十分锐利的洞察力和表达方式，而《曼海姆晚报》只说它的发行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但后来赞成的声音逐渐减弱，还有论者将它与卢格、马克思等人创办的《德法年鉴》相比较，说它根本代替不了后者。到第8期出版时，更有人直接质疑它的“逻辑性”“通俗性”“和谐的风格”，连带鲍威尔兄弟是否适合主持文学刊物都遭到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布鲁诺·鲍威尔被迫宣布停刊，不到一年的时间，《文学总汇报》就消失了。
回顾《文学总汇报》的办刊过程，我们看到，除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就内在缘由来说，一方面，鲍威尔兄弟回到“纯粹的”哲学、“纯粹的”理论、“纯粹的”批判当中的思想倾向和蔑视群众、蔑视宗教、蔑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的现实策略，使那些攻击群众与批判政治和社会的激进主义、谴责共产主义的论调成了《文学总汇报》的主题和内容；另一方面，刊物的撰稿人除了埃德加·鲍威尔和尤利乌斯·孚赫之外，其余的是被视为“文痞帮”的“小小著作匠”，如恩斯特·荣格尼茨、施里加、卡尔·恩斯特·赖哈特和弗里茨·贝克等。因此，《文学总汇报》上刊出的文章屡屡出现空洞而夸张的词句、普通大众难以理解的内容，很难在“群众”中得到任何同情，于是其短暂的命运也就在所难免了。
让我们清点一下，从1843年创刊到1847年更名为《批判者同现代反对意见的争论》，《文学总汇报》发表了《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著述》《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哥廷根学报近百年来在哲学、文学、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学术活动》《卡尔·莱哈尔茨为我的著作〈普鲁士资产阶级〉的第一印张的辩护》《批判》《裁缝之歌》等一系列文章。虽然它们在当时的知识界中只获得极小的成功，但作为思想史的记录，作为我们甄别和厘清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创造的参照系，仍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1]［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
[2]［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818—1844）.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154.
[3]［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1818—1844）.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296.
[4]［德］布鲁诺·鲍威尔.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著述（1）／／聂锦芳，李彬彬，编.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犹太人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