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20世纪以来出现在经济学、法学、社会伦理学和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近年来也一直是众多学者和企业管理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其中,推动了一场企业社会责任革命,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运动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截至2011年10月31日,已有9 382家企业及非企业组织加入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1]。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行动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广泛和深刻。中国100强企业中,43﹒6%发布了CSR报告,63﹒8%披露了CSR相关理念(黄群慧等,2009)。
欧美学术圈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和内涵的演变令人印象深刻。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清晰界定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实践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尽管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文献和书籍多如牛毛,但对其定义至今仍未形成定论。正如企业社会责任的支持者所言,“现今非常时髦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仍未得到一个清晰的界定”(Manne,1962),诸多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者至今仍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定义而努力着(Carroll,1991)。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企业社会责任这一称谓在广大研究者和实践者中尚不能达成统一。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思想由英国学者Oliver Sheldon在美国进行企业考察时首次提出(李伟阳等,2011)。随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拓展和深入。这四个阶段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社会责任概念的正式提出,60年代对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陈述,70年代对企业社会责任定义的扩展,80年代以后企业社会责任与其他概念和理论的融合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和初步发展时期,在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早期,社会责任(Bowen,1953;Da‐vis,1960)这一替代性概念是最早的雏形。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被进一步扩展,发展到企业社会回应(social corporate responsiveness)(Da‐vis,1971;Ackerman和Robert,1973;Fredrick,1978;Post和Mellis,1978),企业的社会行为(Caroll,1979;Sethi,1975;Swanson,1995;Wood,1991),企业社会绩效(social corporate performance)(Sethi,1975;Carroll,1979;War‐tick和Cochran,1985)以及企业伦理(Solomon,1992;Solomon和Hanson,1983)等诸多相关概念。由这些概念发展起来的理论也日益成熟,包括企业社会绩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企业伦理理论。此外,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衡量更具操作化,这也促进了有关CSR实证研究的兴起。90年代至今,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方兴未艾,特别是在全球化、新兴技术领域和商业实践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管理(Welford和Starkey,1996)、议题管理(issues management)(Wood,1991)、企业的可持续发展(Sanjay和Starik,2002)、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Epstein,1989)、三重底线(Elkington,1988)等概念的出现表明知识经济时代有关外部环境、社会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争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衍生出不同的概念,从而赋予企业社会责任丰富的内涵。这些概念都聚焦于阐述企业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各自所强调的重点和核心有所差异,致使很难确定上述概念之间的边界。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极具多样性,在将诸多行为———如股东利益管理、供应链管理、社区支持计划、劳动者权益、企业慈善、节能减排等———纳入这一概念时,没有厘清应该将哪些社会利他性的企业实践排除在外。而且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不同内涵的企业社会责任逐渐在多元化的全球商业中共存,但各国商业系统中文化和伦理价值的差异导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例如,我国的一些国有企业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将被动地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义务的实践也纳入这一体系中。显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框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基准点就不完全相同。基于此,有必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梳理,以深入揭示企业社会责任的起源、演变规律和最新的发展研究方向。
注释
[1]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全球契约2011年11月的简报。全球契约这个概念,1999年初由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倡议发起,次年,联合国全球契约活动正式启动,主旨是要求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特别是在遵循联合国方面的人权、劳工标准、环境环保和反腐败等十项原则上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