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计熟事定，举必有功
与其他种种计划相比，中长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堪称“人类最雄心勃勃的集体事业”（注：A.F.Robertson, People and State: An Anthropology of Planned Develop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
在这个星球上，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稍加思索，我们就会意识到，人类最独特之处便在于其规划未来的能力。虽然有些动物看起来也具备这种能力（如黑熊在冬季蛰居过冬、鸟儿筑巢），但生物学研究发现，其他动物看似事先规划的行为不过是本能的展现，而不是有意识筹划的结果。而人类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计划，从计划今天的晚餐到计划下一次度假，从家庭财务规划到子女人生规划。与其他动物行为形成更强烈反差的是，“建筑摩天大楼与发射宇宙飞船需要大量预先谋划”（注：Daniel D.Chiras, Human Biology: Health, Homeostasis, and the Environment, 3nd ed，Sudbury, MA，Jo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2005, p.11.）。不仅现代人具有规划未来的能力，看看埃及的金字塔、英国的巨石阵、意大利与突尼斯的罗马斗兽场，每一样都展示出人类谋划未来的超凡能力。除了惊人的单体工程奇迹外，古人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系统工程奇迹，如雅典卫城，秘鲁的马丘比丘，中国的长城、都江堰、大运河、坎儿井等等，不一而足。
进入近现代，人类开始尝试思考规划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德国经济学者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也许是这方面最早的先驱者之一。虽然他并没有明确使用“经济计划”或“计划经济”的说法，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出版）却明显包含了这种意思。他的一句名言是：“固然，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培植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如果一个植林者选择树秧，主动栽培，在几十年内达到了同样目的，这倒不算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吗？历史告诉我们，有许多国家，就是由于采取了那个植林者的办法，胜利实现了它们的目的的”（注：［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00~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这句话的矛头所向是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鼓吹的市场至上论，李斯特的目的是为政府干预经济、主导发展提供理据。
同样,在讲到未来新社会制度时，马克思（1818—1883）多次提到对经济实行计划调节的必要性, 但也没有使用“经济计划”或“计划经济”一词。（注：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其实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计划性。1891年，他在评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指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2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设想，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5卷，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不过，马克思对未来新社会计划调节的设想还十分抽象。他的忠告是：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应怎么做,“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 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在经济思想史上,最早提出“计划经济”这个概念的也许是列宁（1870—1924）。他在1906年的《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断言,“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3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这时，他对“计划经济”的内涵仍语焉不详。
几年以后，一位德国人沃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1867—1922）提出了自己的计划经济理论。（注：《大英百科全书》对此人的介绍完全没有提到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拉特瑙今天已几乎被人遗忘，但哈耶克（Hayek，1899—1992）却清楚地记得：“我之所以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影响特别大的是拉特瑙的著作，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计划主义者”（注：“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Friedrich A.von Hayek,” Oral History Progr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1983（interviews with Hayek conducted on October 28 and November 4, 11, and 12, 1978）, p.11.）。当哈耶克还是一位少年时，拉特瑙已发表了一批文章，逐步勾勒出一套计划经济模式。虽然拉特瑙的理论充满了内部张力，并非完美自洽，但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蔑视是毋庸置疑的。难怪有人把他称为“计划经济的一位先驱”（注：W.O.Henderson, “Walther Rathenau: A Pioneer of the Planned Econom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4, No.1，1951, pp.98-108.）。
一战开始后，拉特瑙的理念有了变为现实的机会。（注：Fritz Redlich, “German Economic Planning for War and Peac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6, No.3，Jul., 1944, pp.315-335）.经他说服，德国战争部下设了一个新机构，负责征用与分配关键性原材料，统管的原材料最多时达到约300种，甚至包括“农民牛马厩里的每一种粪肥”，以满足军需生产。（注：参见［美］R.R.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没落？》，34~39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英］尼尔·弗格森：《纸与铁》，第二章第二节“战争经济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除了生产方面的计划外，德国在战时还先后建立起了战时粮食公司、中央饲料局、中央马铃薯局、战时动植物油脂管理委员会、中央水果蔬菜局、战时粮食局、帝国谷物局、帝国服装局等机构，把人们基本消费需求也纳入政府计划管理的范围。（注：参见［德］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第一章第19节“战时经济与战争经费”，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其实，在一战期间，不光是德国，其他西方国家也用计划的方式组织国家战争物资生产。例如有经济史家把此时的美国经济称为“彻头彻尾的计划经济”（a totally planned economy）。（注：Murray N.Rothbard, “War Collectivism in World War Ⅰ,”in Ronald Radosh ＆ Murray N.Rothbard,eds, A New History of the Leviathan,New York，E.P.Dutton ＆ Co., Inc.,1972, p.66.）
十月革命后，列宁坦承：“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注：《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4卷，2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战时德国用计划方式引导经济发展方向的做法给列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他阐发自己的计划经济理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注：参见任晓伟：《论德国“一战”期间的计划经济及其对列宁的影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原点》，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3）。）反过来，列宁的理论又影响了后来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斯大林时期苏联计划经济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断言：“苏联的计划经济，多少师法德国在1914—1918年期间实行的战时计划经济”（注：［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上），6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持类似的看法：“从历史角度看，先于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才是计划理论之父。拉特瑙在一战期间便在德国组织了史上第一个现代计划经济，列宁对苏俄计划问题的处理方式参照的正是德国的先例”（注：Edward Hallett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 Vol.2，New York，Macmillan，1952, p.363.）。
列宁在世时，俄国于1920年建立了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当年年底便推出了第一个全国性经济复苏与发展计划。次年2月，俄国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几年后，该委员会开始制定带有“控制数字”的年度计划。列宁去世后，苏联于1928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二战之前，它的头三个五年计划（1928—1940年）非常成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5.3%，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1%，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成就，使苏联在不长的时间里便从农业国一跃变为世界工业强国。（注：Robert C.Allen, Farm to Factory: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viet Industrial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53.）
新中国成立时，苏联已进入战后恢复性第四个五年计划尾期。那是一个经济计划在世界范围内高歌猛进的年代。计划是如此走红，以至于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Lewis）在1949年出版的《经济计划原理》一书中宣布：“除非近乎神经失常的人，已没有人再信奉放任主义了……事实是现在我们都是计划主义者了”（注：［英］阿瑟·刘易斯：《经济计划原理》，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那时及其后一些年里，不仅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实行计划体制（注：Marie Lavigne, The Socialist Economies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New York，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4.）.，西方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荷兰、法国、瑞典、挪威）也以不同方式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引入计划的理念（注：Stephen S.Cohen, Modern Capitalist Planning: The French Model，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日本战后马上全面恢复了战时的统制经济；即使在1949年转向“市场经济”，也同时推出“经济复兴计划”（1949—1953年度）；其后，以1955年12月“经济自立5年计划”为开端，日本政府的长期经济计划一直维持到今天。这意味着“日本的经济虽然也算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制度性基础中, 包含着在战时计划、统制经济的基础上导入的要素”冯玮：《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经济史研究新动向》，载《历史研究》，2004（5）。。有日本学者干脆把本国经济体制称作“计划经济”。（注：参见［日］高桥龟吉：《战后日本经济跃进的根本原因》，1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更是不甘落后，纷纷在政府中设立计划部门，推出发展计划。（注：Albert Waterston, Development Planning: Lessons of Experienc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在谷歌扫描过的3 000万册图书中，英文“五年计划”（five year plan）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频率可以看作这种体制安排在全球受重视程度的指标。图1—1显示，点燃人们对计划理念兴趣的第一个转折点是苏联于1928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后50年，除二战前后外，五年计划的热度逐步升温，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点。当时，逆潮流而动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例外：美国、瑞士、列支敦士登、中国香港。（注：A.F.Robertson, People and State: An Anthropology of Planned Development, New York,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4,p.7.）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制定与实施五年计划也许并不令人意外。一直到70年代末以后，五年计划的理念才开始呈现颓势，并于1990年后大幅衰退，其最显著的表现是苏东国家一一转轨：放弃公有制与经济计划，拥抱资本主义。
资料来源：https://books.google.com/ngrams/graph?content=five+year+plan＆year_start=1900＆year_end=2000＆corpus=15＆smoothing=3＆share=＆direct_url=t1%3B%2Cfive%20year%20plan%3B%2Cc0。
那么实行经济计划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1980年的情况（经济计划理念越过巅峰开始出现颓势，但一窝蜂的转型还没有开始）也许很能说明问题。表1—1列举了1980年各个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排序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排序以及两个排序之差。第一个排序可以用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个排序可以用来衡量社会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程度。如果一个经济体的两种排序相等（排序之差等于零），说明前者决定了后者，但其社会经济体制本身并没有改善人类福祉的能力。当时实行所谓“自由经济体制”的中国香港便是如此。如果两种排序之差是正值，则说明，哪怕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经济体制也可以在改善人类福祉方面有所作为（如中国内地）；正值越大，体制优势越明显。反之，如果两种排序之差是负值，则说明，即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经济体制也可能在改善人类福祉方面拖后腿（如沙特阿拉伯）；负值越大，体制劣势越明显。明眼人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表1—1中，“两个排序之差”正值最大的头30多个国家或地区几乎全是实行经济计划的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包括了多数人口大国，占全球人口很大的比重。这说明，无论实行计划经济会带来其他什么问题，它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方面功不可没。
资料来源：UNDP，“2010 Report Hybrid.HDI Data of Trends Analysis，”http://hdr.undp.org/en/media/2010_Hybrid.HDI.data.xls。
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理念风光不再。在1991年底苏联解体前，已存在70年的国家计委于当年4月被撤销。在此前后，原本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五年计划，转向所谓自由市场经济。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政策计划工作的日裔美国人福山大胆地断言：采取计划机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只有自由资本主义一途，别无选择。（注：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Summer 1989，pp.318；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 1992.）然而，这种妄自尊大的资本主义必胜信念注定是明日黄花。
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转型国家”情况并不是都很美妙。早在转型之初，已有人预测到，这些国家在情况好转之前一定会经过一段让人心酸的“泪谷”（valley of tears）。（注：Ralf Dahrendorf, “Europes Vale of Tears,”Marxism Today, May 1990, pp.1823.）但谁也没有想到，“泪谷”竟然非常深、非常长。图1—2显示了人均GDP在转型国家的变化情况。在28个苏东转型国家中，只有5个勉强能在10年以内让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有17个国家花费了10~20年才使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荒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更糟糕的是，直到转型的第21年（即2010年），仍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这些国家的人民还在“泪谷”中挣扎。如乌克兰，它2010年的人均GDP只相当于转型前的3/4，即使一切顺利，也许还要上十年才能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对这些国家而言，转型的代价是它们经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严重得多的经济衰败，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在不少转型国家，犯罪横行，不平等急剧扩大，并出现了人类和平年代鲜见的预期寿命大幅下降，成百万人过早逝去现象。（注：David Stuckler,Lawrence King,＆Martin McKee, “Mass Privatisation and the Post.communist Mortality Crisis: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Lancet,Vol.373, No.9661，2009，pp.399.407.）作为对比，中国的表现堪称惊艳。在1989年，中国的人均GDP大大低于所有28国；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其中半数国家。
资料来源：Bolt, J.＆ J.L.van Zanden，“The First Update of the Maddison Project，2013，”“Re.Estimating Growth Before 1820，” Maddison Project Working Paper 4， http://www.ggdc.net/maddison/maddison.project/home.htm。
2007年，在一篇回顾计划理念兴衰的论文中，长期研究苏联计划体制的荷兰学者迈克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得出结论：如果计划机制不完美，单靠市场机制也不可能带来什么好结果。（注：Michael Ellman,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t Planning,” in S.Estrin, G.Kolodko，＆ M.Uvalic eds.，Transition and Beyond: Essays in Honor of Mario Nuti，Basingstoke，PalgraveMacmillan, 2007.）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共识”肆意蔓延的美国后院，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已变得十分明显，以至于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到2008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面临破产倒闭的厄运。迫不得已，从冰岛到爱尔兰，从澳大利亚到日本，从英国到美国，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结果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发出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注：Jon Meacham ＆ Evan Thomas, “We Are All Socialists Now,” Newsweek, February 16, 2009.）。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制定中长期计划就意味着不相信市场万能，而是相信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预测未来的确十分困难，因为影响未来的变量太多，准确预测未来的每一个细节既无可能，又无必要。在这个意义上，哈耶克断言人类不可能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现实与未来的所有细节无疑是对的。（注：参见［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但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不能全面、准确、及时地把握现实与未来的所有细节”并不等于完全不能了解现实与未来。如果完全不能了解现实，哈耶克凭什么批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如果完全不能了解未来，哈耶克的信徒们凭什么相信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永远带领人类社会取得最好结果？只要现实与未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知的，计划便是可能的；只要计划是可能的，就有必要制定计划，明确奋斗方向，力争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尽量扩大人民的福祉。
中国学者都十分熟悉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l，1928—）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批判，但恐怕不了解他对计划的真实看法。科尔奈认为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是愚蠢的。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中，他有关计划前景的论述值得在这里大段引用：
在2014年初出版的新书《活力、竞争与过剩经济：两篇剖析资本主义本质的论文》里，科尔奈不再纠缠以短缺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而是试图解决以过剩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供需平衡问题，科尔奈没有像某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样盲目地推崇“看不见的手”，而是诚恳地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与其他转型国家不同，计划理念在中国无须复兴，因为它只有改变却从未消失。虽然中国于1992年宣布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于1998年将“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于2003年再将后者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但“计划”二字的消失并不意味着抛弃了五年计划。（注：参见胡鞍钢、鄢一龙、吕捷：《从经济指令计划到发展战略规划：中国五年计划转型之路（1953—2009）》，载《中国软科学》，2010（8）。）按江泽民1992年的讲法，“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注：《江泽民文选》，第1卷，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实施了12个五年计划，其中3个五年计划是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制定与实施的。虽然2008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仍以领跑他国的速度持续增长，当之无愧地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注：参见孙宇挺：《高盛:中国过去十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美国》，见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j/2010/10.30/2623046.shtml。
中国的五年计划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是引导各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纲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奇迹之路就是以一连串的五年计划为基石而铺就的。越来越多的外国观察者也认识到这一点。2011年底，哥伦比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访华后撰文，盛赞中国展现了一个更具优势的经济模式，其亮点是谋划未来的能力。在文章的结尾，他表示希望看到美国也能制定出“有前瞻性的、长远的经济规划”（注：Andy Stern, “Chinas Superior Economic Model: The Free.market Fundamentalist Economic Model Is Being Thrown onto the Trash Heap of History,”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 2011,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970204630904577056490023451980?mg=reno64.wsj＆url=http%3A%2F%2Fonline.wsj.com%2Farticle%2FSB10001424052970204630904577056490023451980.html.）。他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讨论，因为斯特恩曾担任过美国一个主要工会的主席，并且是奥巴马白宫的常客。值得玩味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在带有强烈亲商色彩的《华尔街日报》上，而该报的中文版把这篇文章的标题译为“中国有计划经济，美国也应该有”，恐怕是有意误导读者。
如果说斯特恩可能因为不了解中国而做了误判的话，那么麦健陆（James McGregor）可以说是位“中国通”，他1990年任《华尔街日报》驻中国总编，后来担任过道琼指数中国总执行官、美国商会中国分会主席，现任安可顾问公司的大中华区主席，与中国打交道20多年。他的新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威权资本主义的挑战》中反反复复提到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并提醒读者理解中国的五年规划有多么重要。（注：James McGregor, No Ancient Wisdom, No Followers: The Challenges of Chines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Prospecta Press, 2012.）在他看来，“我们（指西方国家）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设立目标、制定计划，全力推动整个国家向前走。中国人已扬弃了旧式五年计划，不再告诉工厂从哪儿得到原材料、生产什么、如何定价、销售给谁。他们现在规划的是，如何在五年内构建国际领先的硅片产业，如何将中国变为汽车制造大国”（注：Bill Powell, “Five Things the U.S.Can Learn from China,”Time, November 12, 2009,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938734.00.html.）。
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也许比麦健陆更了解中国，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出版过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担任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研究生院院长，可以算得上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通”之一。尽管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批评多多，但他完全同意麦健陆的看法：“我想我们已经认识到，规划能力正是美国所缺少的。我们连一年规划也做不出来，更不用提五年规划了。我们一些人开始意识到，这对我们而言是个巨大的危险。”那么，为什么美国会缺少这种规划能力呢？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时，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注：Chen Weihua, “Time for US to Make Plans for the Future,”China Daily, November 18, 2011, http://www.chinadaily.com.cn/opinion/2011.11/18/content_14115844.htm.）.
这就触及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了。2012年，一位在美国金融界摸爬滚打多年，并在北大担任过访问教授的华裔女强人李淯（Ann Lee）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为《美国能从中国学到什么？》。作者认为，美国的政治体制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短视社会”（short.term.oriented society），因为美国政客们最关心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在下一次选举中获得足够的选票，他们成天唇枪舌剑、争吵不休，看起来热闹非凡，但对国家长远发展方向却漫不经心，更无法在重大战略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正好相反，共产党领导使得其官员避免了短视的选战思维，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期战略规划上，宝贵的时间与资源不必荒废在无穷无尽的竞选活动中。用李淯的话说，“争辩民主需要一个、两个还是三个政党才能恰如其分地代表公众利益其实忽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出这样一种制度，它将不遗余力地为最大多数人可持续的前途未雨绸缪”（注：Ann Lee,What the U.S.Can Learn from China: An Open.Minded Guide to Treating Our Greatest Competitor as Our Greatest Teacher，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2012,p.90.）。更何况，在竞选中，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政客开出的往往是大而无当的空头支票，被人戏称为“竞选承诺”（election promise）。这种“承诺”既不庄严，也不慎重,难以兑现，根本不算数。（注：参见维基百科election promise条。）而制定与宣布包含具体奋斗目标的中长期规划则不同，它意味着政府主动交给民众一把评判自己表现的标尺。有了这把标尺，民众就不那么容易被糊弄了，政府也可以借此鞭策自己尽量朝着规划指引的方向前进。（注：Ann Lee,What the U.S.Can Learn from China: An Open.Minded Guide to Treating Our Greatest Competitor as Our Greatest Teacher，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2012,p.117.）在书的最后一章“共创大同”中，李淯呼吁：“空谈没什么用。必须制定行动计划，不管是五年规划也好，二十五年规划也好，必须要有一个路线图，用它来督导各相关方为实现既定的里程碑而努力奋斗，这样做意义重大，也便于监督。”（注：Ann Lee,What the U.S.Can Learn from China: An Open.Minded Guide to Treating Our Greatest Competitor as Our Greatest Teacher，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2012,p.201.）为李淯这本书作序的是全球最大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他在序言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在美国，“短期战术思维经常替代了周密的长远规划，华盛顿如此，华尔街也是如此。美国可以从中国学到什么？答案是，很多很多”（注：Ibid.，p.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