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是当前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

（注：本文系作者参加“海峡两岸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的交流论文，全文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5期。）

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质量是当前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大家都知道，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在这样的改革大潮之中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发展着自己。应当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经过世纪之交这10年左右的改革和发展，大陆高等教育在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发展方面取得了跨越式成就。由此，大陆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巩固成果、优化结构、提升水平、增强国际性的新的关键时期，或者说新的阶段。在这个关键时期，最重要的是做强大陆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就是其中的核心问题。做强高等教育是当前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而质量问题又是做强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是最大挑战中的最大挑战。也就是说，要以质量问题作为切入点，来做强大陆的高等教育。我的看法是，如果在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能够做强高等教育的话，大陆高等教育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能够站在世界的前列。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做不强，我们很可能制造出一个庞大的、低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如果对最近10年来大陆高等教育的成绩进行简单归纳的话，我想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包括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体制、内部管理体制、招生和就业体制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2.大陆高等教育的教育教学体系、教育教学制度、教育教学内容、教育教学方法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种变化无处不在。

3.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思想和理念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是潜移默化的。比如大学生就业问题，大学生、家长和社会对大学生就业的观念都随着变革发生了改变。

4.适应新时期需要的高等教育的布局结构已基本形成。我们经常讲到的几个“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三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同时并存；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大学和单科性大学同时并存；大、中、小规模的高校同时并存。这样的布局结构初步形成，而且高等教育结构的重心适当下移也基本得到实现。重心下移是指原来的高校集中在几所大城市、省会城市，而中等城市、地级市拥有的高等学校是很少的，现在基本上普遍了。也就是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高等教育的结构更加和谐，更加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5.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位。正是基于上述四个方面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和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调整，才带来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从规模上跃居世界第一位大致是这么几个时间：1996年，大陆本专科的毕业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是187万人。美国是1712万人，这是其授予学士学位和准学士学位的人数。但是当时美国注册大学生是1400多万人，而大陆才700多万人，只有美国的一半。到了2002年，大陆大学生在学人数已经达到1600万人，据了解，总规模超过了美国。到了2004年，大陆本科毕业生是148万人，据了解，也超过了美国授予学士学位的人数。所以，无论是总规模，还是本科毕业生的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只有研究生的规模比美国小。从总规模上来讲，大陆已经达到世界第一。从台湾来的朋友们可能了解，1949年大陆高等学校有205所，在校大学生人数是11.6万人。2004年底，大陆的高校总数是2236所，包括成人高校505所，在学大学生人数超过2000万人，其中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人数1333.5万人，成人本专科在校生419.8万人，在校研究生82万人。可见大陆高等教育的规模非常庞大。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布局结构调整、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问题。大家都说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我们也认为质量是高等教育永恒的主题。说到永恒的主题，我们可以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都会对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提出新的要求。所以，质量问题永远都存在。

在大陆，对于高等教育大发展之后究竟存不存在质量问题是有不同看法的。在2000年的时候，我对扩招发表了一些观点。我认为，扩招过程中对质量问题提出了新要求，出现了新情况，对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质量问题。质量问题从宏观上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招生数量大幅度上升，招生规模远远超过生源增长的速度，所以生源质量下降。在大陆，很长一段时间，每年高考的录取率只有30％左右。1998年是36％，基本上是三个录取一个。到了1999年，录取率骤然上升到49％，2000年达到58％。2001年以后全部在60％以上，很多省市达到70％，甚至80％以上。生源的文化素质下降了，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当然这样的情况对于像人大、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没有影响。因为长期以来都只有最拔尖的学生才能进这些学校，而且这些学校扩招的规模不大。因此，扩招对这些名牌大学、重点大学的生源质量没什么影响。而大批的学校，包括一些知名学校，生源质量实际上大幅度下降，是指学生的文化素质下降。

第二，从学校办学能力来看，有两个新情况：一是大批新的高校诞生了。根据正式公布的统计数字，2000年大陆普通高等学校有1041所，长期以来基本上在1000所左右。到2004年，仅仅4年的时间，就达到了1731所，增加了66％。这1731所学校中有2／5是新学校，基本上是中专升格、“戴帽”产生的。这些学校一开始就大规模招生，从思想到组织、从物质设施到其他各种办学条件准备都不充分。二是老学校的规模大幅攀升。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陆平均每所本科院校在校大学生规模只有2000多人，1992年只有2676人，1998年全国本科院校平均规模4418人，但是到2003年，则达到11660多人。5年时间，600多所本科院校平均规模达到1.1万多人了，办学条件、办学能力都存在问题。虽然说大发展是好事情，大陆一举由“精英教育”发展成了“大众化教育”，大家都很高兴。在扩招的过程中，政府、社会和学校千方百计筹措经费，挖掘潜力，但是跟不上发展速度的需要。生均占有土地面积、生均占有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生均图书资料、生均教学仪器设备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虽然下降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是在扩招之前，大陆高等教育的办学条件就已经处于紧运行状态，扩招以后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进一步加紧了。所以，设施紧运行、管理难到位、教学过程粗放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一些新学校，人才培养的模式、专业设置、教学方案设计、教学环节设计等等，都不能完全适应，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教育质量存在不存在问题呢？我认为存在问题。仅从以上几方面浅层次的分析，大家就能看到，不承认是不行的。所以教育部前两年提出了新的教育工作方针：“巩固、深化、提高、发展”。这个方针的提出，实际上是把工作重心转到提高质量上来。说到深层次的原因，我们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的质量标准和精英教育阶段的质量标准是不是一回事情？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究竟怎么看待？事实上，大陆的高等学校已经进行了分类，大量的高等学校承担着大众化高等教育的任务，少数学校还承担着精英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学术型、理论型人才的培养。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这是一个客观的要求。但在实际生活中又与之相悖。所有高等学校都自称要办成一流大学，所有高等学校都向精英教育模式靠拢、都向普通高等学校靠拢。大陆这几年那么多升格的学校，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本科，办了本科要办硕士，办了硕士要办博士，办了博士还要办博士后，都要搞大而全，盲目攀比。高等教育结构的趋同化、目标的趋同化，与多样化的质量标准是背离的，形成了一种矛盾。在这样深层次的矛盾当中，大陆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更加引人注目，因此，需要研讨，需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需要把诸多大学校长、教授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认真分析质量问题，笼统地说我们的质量没有下降，这是不行的，是不能做强高等教育的。

怎样才能以质量为切入点做强高等教育，把质量问题解决好？由于今天时间有限，我只能提纲挈领地谈一谈。

第一，要以适当控制规模的扩大为主导，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当前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再不能搞连续若干年的扩大招生了。但是，还需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因为经济在发展，每年以7％～9％的速度增长，社会在进步，社会组织结构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才资源要相适应。比如城市化进程，大陆城市化进程大幅度加快，1952年城镇化人口只有12％左右，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也只有19％，可是到2003年，则达到了39.1％，在20多年的改革期间，基本上每年增加0.8～0.9个百分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基本上每年增加1.4个百分点。增长太快也有问题。人们预测，未来若干年城镇化依然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现在设想，到2010年可能达到46％。这是199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就增加了。有专家调查，城镇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农村的18倍。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再如，恩格尔系数在继续下降，城市2003年下降至377％，农村是46％，还在继续下降。大家都了解，恩格尔系数的下降意味着对教育需求的增加，也意味着对教育支持能力的增加。这都表明应该继续发展高等教育。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大陆的大学适龄人口还在持续增加，高峰是2008年。据统计预测，2008年大学适龄人口将近12500万人，现在才10900多万人。即使保持现在的毛入学率19％，到2008年，每年在校生规模也得扩大100万。现在的在校生人数是2100万人，还有4年时间，到2008年达到2500万人。这几年是大陆高等教育发展非常矛盾的时期。既要抓质量，规模发展也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所以比较难。我认为，现在只宜提毛入学率要保持在19％，而不要再追求提高毛入学率。2008年之后，大陆的大学适龄人口将逐年下降，到2020年只有8300多万人了。到那时，大学生在校规模即使保持2500万不变，到2020年大陆的毛入学率也会上升到33.6％，因此仍然不需要强调再扩大规模了，因为适龄人口减少了。未来的发展战略应当是，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2500万人以后，重点应完全放在提高质量上，不要再追求扩大规模。毛入学率达到33.6％，或略有上升，是符合大陆情况的。

第二，要加大政府投入。我始终认为，经费筹措体制改革，不管怎么说，政府投入应该是主要的，其他是辅助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陆到现在为止，整个教育经费的财政性支出占GDP的比重很低，2002年达到过3.32％，2003年是3.28％，是1995年以来出现的唯一一次下降。如果按照原来定的2000年达到4％的话，那么到现在累计少投入了4000亿人民币。政府投入是非常重要的，要加大政府投入。现在高等教育的增量部分主要让老百姓掏腰包，政府基本不拿钱或少拿钱，靠这条路发展高等教育是走不通的。

第三，大力提高师资队伍水平。目前，师资队伍的问题很多。普通高校的师资由原来的40万人增加到现在的70多万人，但是在校大学生中，本科生增加了220％多，研究生增加了27％多，而教师只增加了78％，生师比已经从1978年的11.2∶1上升到2003年的19∶1。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很高了。结构性的师资矛盾更加突出。现在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在全国的比例是很低的，不能满足需要。全国所有高校，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占的比例很可怜，只有32％，有博士学位的只有7％多一点。当然教育部、国防科工委和中科院直属的80所学校的水平比较高，但是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也只占60％多，有博士学位的也只占20％多。人大、清华、北大还可以。我校有研究生学历的占80％多，有博士学位的占50％以上。最好的学校也只是这种情况。至于学术品格、敬业精神等，当前也亟待大力加强。因此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非常重要。

第四，认真研究高等教育体系，建立不同的高等教育质量体系。比如说，普通高等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应有不同的质量体系，有不同的质量标准。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也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只有多元化的质量标准，才能够把当今大陆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解决好。当然，质量应当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不能只讲主观。质量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和感情而转移。

第五，真正以人为本，促进学生和谐全面发展。记得爱因斯坦曾讲过这样的话：“让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应该是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这种教育理念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他强调学生毕业的时候应该是个和谐的人，并不是一个专家。德智体美怎样和谐发展，知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怎样高度统一，按照这样的要求思考质量问题，这是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路还很长。要有这样的质量观念。这里就不详细讲了。

第六，要坚决彻底地根除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的恶劣影响。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曾经在大陆大行其道。我从1992年开始反对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教育产业化搞乱了人的思想，造成许多急功近利的现象，把教育当成赚钱的事业，还谈什么质量。有些地方政府正好借助这个理论来甩教育投入的包袱，“增量部分你们找市场去吧”，不投入、不增加经费。

如果能从这些方面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我们就能把质量问题解决好，就能做强大陆的高等教育。为了增强大家的印象，使之更加深刻，我最后总结一下：过去我们在改革中发展，进步喜人，成绩喜人，今后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就会前景喜人。要争取这样的前景，有四条警示：教育投入问题是做强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瓶颈；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是做强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挑战；教育趋同化是做强大陆高等教育的最恶俗现象；教育产业化、市场化是做强大陆高等教育的最大理论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