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慧远生活的历史时代
慧远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年)，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年)注155，活了八十二岁，大体上与东晋(317—420)王朝相始终。慧远的一生正是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分裂、大混战、大动乱的历史时代。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南北长期分裂，军阀混战，民族冲突，战争频仍，干戈扰攘，祸乱不已。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使慧远成了东晋时代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佛教活动和佛教思想，是受东晋时代经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诸条件制约的，是历史的产物。
一
东晋的历史画面和时代特色，呈现为当时整个社会结构及其所包含的内在的深刻社会矛盾的外观。
东晋时代社会经济制度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态的特征是门阀士族拥有各种类型的庄园，占有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地占有部曲和佃客。门阀士族为了剥削部曲、佃客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实行超经济的剥削。庶族地主有官职的，按官品高下享受荫客的特权，没有官职的则不能取得荫客的特权，而是使用奴婢和役属佣耕。这种剥削制度必然产生深刻的社会矛盾，酝酿尖锐的社会危机。
在北方，“五胡”并起，逐鹿中原。少数民族的内徙，带来了大量的奴隶制因素，甚至氏族社会的残余，后来这些民族的贵族又都转化为分散性的封建地主。他们曾给当地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严重的破坏，给广大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如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和北燕等政权的统治者也采取过一些有利于农业经济的积极措施，从而使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和发展。
在南方，封建地主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门阀士族通过皇帝赏赐和恣意侵霸等攫取手段，占有大量的良田山泽和依附农民，建立田园别墅，从而把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高度地集中到自己的手里。他们动辄良田万顷、产业万金和奴婢千人。例如，与佛教界有密切交往，后持顿悟成佛说的谢灵运，继承东晋名将、祖父谢玄经营的山墅，进一步修整，“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山墅“奴僮既众，义故、门生(地位近于部曲)数百”注156。又如，“(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业(‘业’当为‘仆’)千人”注157。这些庄园经济在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具有压抑、束缚农民生产热情和积极性的性质。但是，由于北方大量流民渡江南下，既给南方增加了劳动力，又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经过南下流民和江南土著农民的辛勤劳动，南方的农业水利和手工业都有了重大的进步，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至于江南一带逐渐代替中原而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
和上述封建的自然经济相适应，门阀士族占据了这一时代政治舞台的中心。东晋王朝是司马睿在北方门阀士族支持下，于长江以南地区重建起来的门阀士族地主专政的政权。当时门阀士族琅邪王氏居翼戴之功，王导官至宰辅，王敦都督六州军事，人们都说：“王与马，共天下。”注158法律上明确规定门阀士族享有种种极不合理的特权：世代做官、占田、荫客与免赋免役权、逍遥法外权。虽然当时门阀士族为加强剥削和维护统治，在一定程度、一定意义上还注意和关心生产，不是完全不问世事的、腐朽的没落阶级，但是，门阀士族专政，不仅使统治阶级堕落为社会的寄生虫，而且也造成了这一时期社会物质生活的贫困、政治生活的动荡和精神生活的消沉，从而促使了社会各类矛盾的全面激化。历史说明，以私人大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造成东晋时代社会动乱割据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二
东晋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交互影响，形成东晋社会的独特面貌，并从根本上决定了各阶级、各阶层乃至每一个人的命运。
农民阶级和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东晋社会的基本矛盾。当时门阀士族地主一面大肆兼并土地，控制了大部分的社会生产资料，一面又把国家赋税、徭役的负担全部压到了寒门和农民的身上。东晋王朝沿袭西晋旧制，士族享有各种豁免特权，就是佃客也只对其所依附的士族负担租课，而不向政府纳税，这样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此朝廷又不断增加赋税，转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例如，太元二年(377年)，王公以下每口税米三斛，至太元八年(383年)就增加为五石。除了地租剥削、口税和田税等以外，还有沉重的徭役。这些都使当时的政治形势更趋于险峻。
在三吴地区，尤其是浙东一带，农民阶级和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矛盾更为突出和尖锐。农民不堪忍受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采取的对抗形式，往往一是消极的逃亡，二是积极的起义。随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农民终于走上起义的道路。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农民拿起了武器，爆发了大规模起义。一些失势的士族也乘机参加和领导起义队伍。(领导这次起义的孙恩、卢循就是失势的北方南迁士族，孙恩一家还世奉五斗米道)。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历时十一年零五个月，动摇了东晋政权的统治基础，打击了以王、谢为首的门阀士族地主势力，推进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这个时代，东晋政权与北方各族政权以及北方各族政权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南北的分裂不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当时如横江击楫的祖逖等少数有识之士，主张励精图治，统一全国。而东晋最高统治者和大多数门阀士族却沉湎于江南鱼米之乡的安逸享受，满足于偏居一隅的苟且偷安的生活。这样统一全国的愿望就不能不成为泡影。在北方，从西晋惠帝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三四十年间，先后出现过包括汉人政权在内的二十多个政权，长期陷入分裂割据、战乱相寻的局面。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倾轧不已，是东晋社会的又一个重要特点。以王、谢、袁、萧为首的一百个侨姓大族，带着自己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来到江东，占有和兼并江南的膏壤沃野。他们是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在政府中“多居显位”。这就直接损害了以朱、张、颜、陆为首的原东南地区土著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利益。虽然江东门阀士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支持东晋政权，南北两大地主集团的关系有联合、一致的方面，但是彼此的矛盾始终是存在的，长期的南北宗派对立一直是严重的。
东晋时代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最集中地表现为当政集团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皇室和士族的矛盾(大约相当于中央和方镇的矛盾)，以及北方门阀士族之间的矛盾。由于经济上士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户口，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严重地影响了东晋朝廷的财政收入。为此，政府几次试行“土断”注159，企图整顿户籍，规定侨郡县士民和土著不作区别，取消优待，即都成为向国家负担赋役的编户。这一政策因侵犯士族利益而受到顽强抵制。南渡的原北方门阀士族执掌着军政大权，为了扩大各自的权力和势力范围，彼此明争暗斗，直至演成各个集团、各派军阀之间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发展为桓玄乘机火并殷仲堪等人，司马元显率军讨伐桓玄，桓玄举兵东下，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并逼安帝退位，倒晋自立。后来桓玄的部下、士族刘裕又背叛并讨伐桓玄，迎回晋帝，最后灭晋立宋。
从社会阶级构成和关系来看，庶族地主也属于统治阶级的范畴，但是庶族地主和士族地主之间又有严格的区别，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门阀士族和庶族之间等级森严，壁垒分明，在仕宦、通婚、车服，甚至彼此交往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东晋王朝沿用曹魏时期推行的“九品中正制”，门阀士族位居清要美职，而庶族寒门则只能厕身下品浊位，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注160的等级格局，堵塞了一切才华之士进取的机会，加重了政治制度的等级性和保守性，从而也就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东晋整个社会矛盾重重，火山处处。慧远晚年长期所处的庐山周围，更是连年战乱，厮杀迭起，硝烟弥漫，残破零落。慧远遁居庐山东林寺的四周环境和政治氛围就是这样。
三
东晋是我国历史上政治极度紊乱、人们极度痛苦的时代；也是人们更热心于探索宇宙的真实和人生的价值，并且信仰相对比较自由、思想相对比较解放的时代；是在学术上富于智慧、浓于热情、长于思索的时代，儒学、玄学、道教、佛教竞相争长，文学、诗歌、雕塑、书法百花齐放，数学、天文学、农学、医药学硕果累累。
那么，东晋时代给不同的人们以巨大影响的儒学、玄学、道教和佛教的情况怎样呢?
以经学形式出现的儒学是两汉时代的统治思想，儒家礼法是治国的基本思想原则。学习“六经”是儒生们寻觅仕途的唯一门径。后来经过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豪强混战、三国分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冲击，儒学走向衰落。不过，儒家以忠孝为中心主旨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具有直接效用和现实价值，最适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还由于作为传统的文化道德已经根深蒂固，并且具有几乎集中传统文化素材的有利条件，因此在国子学里，儒家经典仍然是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儒家经典及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行动的一种准则和根据，依然是重要统治思想之一。一些文人和官吏也积极宣传儒学或从中寻求治国安民之道。他们有的隐居在家讲诵经学，有的则办公学传授经学。对慧远颇有吸引力的江南范宣子，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儒学的一个名儒。
玄学主要是随着两汉经学的崩溃，适应封闭性的庄园地主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代表门阀士族利益的意识形态，在认识史上它则以其深沉的理性思辨远远超过了繁琐和迷信的汉代经学。它的崇尚清谈、虚无放荡的“玄风”，给一代学风乃至社会风气带来了主导性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东晋时代清谈之风仍在盛行，朝野的显要名流不少是清谈家，这就使玄风有力地渗透到儒学和佛教之中。当时的一些佛教学者就深受玄学的影响，慧远和他的师父道安也都是如此。
道教是在东晋时代广泛流行的宗教。两晋之际著名道教徒葛洪在介绍《抱朴子》时说：“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注161这就是以神仙不死之术为人生头等大事，以刑名政教为维护门阀士族利益的根本手段，反映了当时道教思想的调和倾向。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起初并没有引起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直到三国时还并不发达。只是西晋大乱之后，才开始兴盛起来，尤其是到东晋、十六国时代更是得到广泛传播。当时，由于国家分裂而形成南北两个地域。佛教在北方，以后赵、前秦、后秦和后凉时为盛，其中又以两秦时最为繁荣。少数民族的某些最高统治者感到不好利用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认为外来的佛教倒是比较适宜。石虎就说：“佛是戎神，正所应奉。”注162后秦统治者姚兴更加热衷于佛教事业，当时龟兹僧人、精通大乘佛教中观学说的鸠摩罗什被迎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姚兴请他担任译主，并命僧肇、僧叡、道生、道融等八百余人襄助翻译。前后八年，译出了大量佛教经典，对于后来佛教思想的发展，学派和宗派的创立，都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南方佛教是随着北方僧人的南移而兴盛起来的。东晋最高统治者都崇奉佛教。门阀士族佞佛的也非常多，如琅邪王氏、颜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吴郡张氏、陆氏，大都信奉佛法。庐山和建康是当时南方的佛教重镇。
儒学、玄学、道教和佛教在东晋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儒学始终处于相对衰微的境地，玄学也处于停滞状态，道教发展的势头和规模落后于佛教。佛教是最为活跃的一支力量，最为汹涌的一股急流，它四处泛滥，以致逐渐取代玄学的统治地位而一时成为思想界的主导力量。这种历史局面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相适应的，而且也是和当时人们的社会思想、社会风气与精神面貌直接相关的。
那么，东晋时代人们思想上最为普遍关切的问题是什么呢?人们精神面貌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东晋时代，广大劳动人民深受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百般痛苦，饱尝分裂和战乱的深重磨难，生活极度艰难，境遇异常悲惨。统治阶级内部彼此倾轧，残酷斗争，许多人都朝不保夕，死于火并。一些凛凛有生气的文人也由于政治上的牵连而惨遭荼毒，死于非命。如西晋以来的张华、陆机、陆云、潘岳、刘琨、郭璞和欧阳建等有才华的进取者，都被统治者所杀害。虽然当时也有奋发有为之士，也有英勇农民起义，但是在那种变故迭起、战祸不止、血雨腥风、死亡枕藉的日子里，相当多的人们普遍地有大化流衍、一息不停的感慨，都有性命短促、人生无常、欢乐少有、悲伤良多的喟叹。在人们的内心世界里，充满忧郁恐惧，心情凄恻，思绪低沉，精神颓废。对人生苦难的悲叹，对生死离别的哀伤，对人生命运的执著，对人生慰藉的寻觅，对来世幸福的追求，成为东晋时代人生哲学的典型音调。
总之，生死问题成为东晋时代人们最关切和最忧虑的问题，人们的“出路”何在呢?将从哪里获得拯救呢?人们都在思索、探求这个古老而又新鲜的哲学问题，寻找和践行不同的解脱道路。
对于生死问题，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三种答案：一是儒家主张的重生轻死，《论语·先进》说：“未知生，焉知死?”强调人生应当努力奋斗，死而后已。二是道教主张服食仙丹神药，求得长生不死，羽化登仙。这两种答案都不能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圆满地回答生死问题。儒家的主张并没有回答死的问题，也难以安慰人们心灵深处的苦难。道教的长生成仙，愿望美好，动听诱人，但是人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看不到任何实现了这种理想的先例。三是佛教的主张，它宣扬因果报应的一套出世主义理论，把人们的希望引向虚无缥缈而又无从检验的来世和彼岸，为人们指出一条似乎可以获救的出路，使人们的空虚的精神有所寄托，痛苦的心灵有所抚慰。佛教既以其神秘的果报学说给人们以理论上的满足，又以其强烈的麻醉剂给人们以精神的慰藉。
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消极避世的道路是：
第一，归隐。东晋时避祸绝俗的隐逸思想十分流行。如著名士族谢安与人结伴隐居会稽，和山林道士、和尚交游。陶渊明、刘遗民和周续之并称“浔阳三隐”。陶渊明曾为彭泽令，后隐居田园；刘遗民曾任柴桑令，后隐居庐山西林；周续之因不甘寂寞曾再度出仕，但也依随慧远。陶、刘、周都和庐山慧远有交往，刘、周更是慧远的弟子。
第二，道教的修道成仙。葛洪认为人服草木药，可以延年，而不能免于死。只有用黄金和丹砂来炼丹，“服此二药，炼人身体”，“能令人长生”，“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注163。这样，要成仙就要炼丹。炼丹需要巨大的费用，如炼“金液丹”要花费黄金数十斤。不仅劳动人民，就是连一般地主也难有此奢望，只有门阀士族才有此财力，才有所谓成仙的条件和机会。
第三，佛教的出家为僧。这条道路既不是那种与劳动人民根本无缘的归隐，也不同于道教的破费炼丹，而是只要出家进庙，拜佛念经，就可成佛。对广大人民来说，显然这是最为简易、最富吸引力的道路。这也是佛教在争取信徒方面胜过儒家和道教的重大优势所在。
正因为这样，佛教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传播开来。当时在北方，长安僧尼数以万计，有的地方奉佛者“十室有九”；在南方，京师建康寺庙林立，信佛或依附于寺庙者“一县数千”。慧远的动乱家乡已无处可以归隐，他的家庭也已无力提供大量的炼丹黄金，他终于走上了为僧学佛的道路。慧远由于自身的天赋条件，且又勤奋好学，努力修持，他也就逐渐被日益兴盛的佛教事业推上了当时佛教活动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