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遁的佛教思想
一、名僧和名士两重人格的融合
支遁,字道林,以字行世。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南)注85人。约生于西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年),卒于东晋废帝太和元年(366年),是东晋时代的著名僧人,当时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即色宗(学派)的代表人物。
据梁慧皎《高僧传·支遁传》记载,支遁家世事佛,他二十五岁出家,先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吴中区)立支山寺,后又住剡山(今浙江嵊州)沃州小岭寺,当时跟随他的僧众有百余人。晚年,他又到石城山(今浙江省绍兴东北)立栖光寺,游心禅苑。支遁主要是学习佛教大乘般若学,精通东汉支类迦谶译的《般若道行品经》和三国时期吴国支谦译的《慧印三昧经》。他讲解佛经,“善标宗会,而章句或有所遗”注86,重在领会般若学的基本思想,而不拘泥于字句。他对学习佛典十分重视,曾撰写座右铭,督勉僧众勤奋学习,力戒懈怠。支遁还开讲《维摩诘经》,并与当时名流许询往返辩难,探求经中义理。晚年曾在京都建业(今南京)讲《道行般若经》,“白黑(僧俗)钦崇,朝野悦服”注87。
虽然支遁一生主要是从事佛教理论的宣传活动,但他又是一个具有浓重的名士风采的人。他曾派人求买沃州小岭作为幽栖隐逸的地方,平日喜游山水,好鹤养马。他还善草隶,好作诗歌,用诗文阐扬佛理,或兼咏佛理和山水。更重要的是,他和当时的名士亦步亦趋,酷爱庄学。他曾以佛理解释和发挥《庄子·逍遥游》的思想,独拔群儒,博得清谈家们的倾倒和仰慕。他和当时的一代名流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郗超、孙绰、桓彦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谢长遐、袁彦伯等都具有以隐逸出世为共同理想的友谊,往返交游,披襟致契,结为知音。支遁实际上既是名僧,又是名士,两重人格,融为一身。所以,东晋文学家孙绰作《道贤论》,以竹林七贤配佛教七道人注88时,就以支遁配向秀,说:“支遁、向秀,雅尚《庄》、《老》,二子异时,风好玄同矣。”注89
支遁受到东晋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晋哀帝即位后曾不断派遣使节召请他赴京都建康,在东安寺讲《道行般若经》。帝王带头推崇佛教,支遁全力配合,宣扬佛法,为封建统治者效劳。支遁在宣扬佛教教义的同时,还竭力强调封建道德的重要性,支遁标榜超俗出世,但他对封建统治的服务是不遗余力的。
支遁一生勤于创作,著作不少,有论文、经序、经注、书信等。重要的著作有《即色游玄论》、《释即色本无义》、《道行指归》、《大小品对比要钞》、《逍遥论》等,但绝大部分已经佚失。现存著作主要保留在《出三藏记集》和《广弘明集》中。严可均编的《全晋文》收集了残存的遗文,丁福保编的《全晋诗》保存有支遁的诗18首。支遁现存关于佛学思想的主要著作是《大小品对比要钞序》注90。支遁之所以要作对比要钞,是因为《般若经》的大品(《放光般若经》)和小品(《道行般若经》)的详略不同,一般人又都以为“佛去世后,从大品之中抄出小品”注91。《般若经》虽有大小品,但讲的般若学道理并无大小,“明宗统一,会致不异”注92。所不同的是因众生明暗有别,所以经文有繁简的不同。同时大小品事同本一,为略去重复,所以又有具和不载、有备和所缺的不同。支遁提出了大小两本是同出一个本品的看法,纠正了过去的小品出自大品、小本是大本的略本的说法。
根据现存史料,支遁佛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即色论和逍遥论,其次是西方天国的净土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