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

本书选收的是我近年以中文刊发的有关民国史的部分论文，各文都多少触及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些面相，又都与民国政治相关，故定名为“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由于民国政治中不少具有“特色”的行为方式与清季以来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故将讨论科举制改革影响的一篇小文收入，作为本书的引论。

过去西方（特别是20世纪60至80年代）的中国研究有一个倾向，即认为国民党比北洋军阀更具民族主义，而共产党在这方面又超过国民党。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到民族主义多想到其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在民国之前，若不计同盟会等反满的民族主义，这大体是不错的。但民族主义从来就还有国家建构（nation building）的一面，民族国家建构的含义相当宽泛，本书的主体内容不出民国之前二十年，自北洋时中国处于实际的分裂局面后，那时中国民族主义这建构一面的主要反映就是国家的统一（详后）。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反抗与建设两面实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从五四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到北伐时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的传承最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并存的两个面相。若不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就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注：参见本书《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殊表现形式》。），也不可能真正认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也许跟近代中国的确是破坏多而建设少相关，中外既存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率多注意其针对外侮的反抗一面，而甚少论及其建设的一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就更少见。

即使在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民族主义也是难以量化为以多寡计的；说某一政治力量比另一政治力量更具民族主义，其实不能落到实处。真正对实际政治起作用的，恐怕更多是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加以政治运用的策略。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收入其《钱穆与中国文化》，203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而有意识地在实际政治竞争中运用民族主义，至少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已见端倪。

民初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特征，即外国在华存在（foreignpresenceinChina）的实际和隐约的控制力量，在民初中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是时人不争的共识。可以说，内政与外交的互联互动是民初政治的一大时代特征。由此角度看，中国民族主义的御外一面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关联异常密切。由日本传入的“军阀”这一词汇在中国的出现，特别是其在20年代的流行，从一开始就一直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最能体现中外的相互政治纠缠有多么紧密。（注：参见Arthur Waldron,"The Warlord: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Violence,Militarism,and Imperi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6:4（Oct.1991）,p.1080。的确，不同军阀是特定帝国主义国家之“走狗”的认知决不仅仅存在于反军阀的国民党人或共产党人的言说之中，而普遍见诸当时的舆论。但若落实到具体的军阀，则其与列强的关系恐怕是现实与迷思参半。）对外国势力主动介入中国政治一方面，学界已有较多讨论（也还多有可进一步探讨之处）；对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既定组成部分的外国在华存在无意中或无形中渗入中国政治运作的程度、中国各政治力量如何主动寻求外援（包括精神与物质两面）及其怎样在实际政治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因素等面相，过去的认识似仍嫌不足。

那时稍大一点的国内问题，都不得不考虑外国在华存在的影响。北伐前后南北政府都曾因不同的考虑议及将首都从北京迁往他处，这本是历史上屡有之事，但新的现实是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中国权势结构之一部，这一与过去不同的语境意味着解决传统问题将面临新的困难；北京政府终因顾虑列强干预而放弃此想，然而几年后国民党新政府却不管外交问题而迁都南京，在遭到各国相当时期的抵制后终获认可。可知在惯性思维形成后，外国在华存在的无形威慑力有时超过有形的实际力量，常能造成中国政治力量的自我禁抑。

有此语境，许多中国政治力量都有意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有时甚至故意营造已获外国支持的形象。（注：1928年济南事件后，国民党即曾制造已获美国支持的形象以抗衡日本。参见本书《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反过来，由于外国对中国内政的正式介入通常都附加有交换条件，实不属正面形象，各政治力量又不时隐藏其与外国势力的实际联系，而舆论对此更时常抨击。换言之，外援可以在物质上甚而心理上增强某一政治集团的势力，但在民族主义日益兴盛的民国时期，此集团也可能为此付出“失道”这一潜在但巨大的代价。

内政与外交既然已打成一片而不可分，攘外与安内就成为一个问题的两面，攘外很可能有助于国内的政治竞争。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这一政治手法在五卅运动后日见风行，南方尤长于此。但北方在几年前即已知道攻击他党为“卖国”可对异己方面造成损害，并经常采用这一手法；到北伐时更常以“反赤”（特别侧重与“赤俄”这一外国的关联）为其军事行动正名，说明政治性运用民族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已渐从无意识进到意识层面。由此角度颇能看出民国各政治力量的得失，也可反证民族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

但御外型的民族主义在实际政治中的作用是又有限度的，联俄的南方将“反赤”的北方打得落花流水，即是一个明证。北伐后期出现中日武装冲突的济南事件时，北方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南北息争而一致对外（当然不排除此时居于弱势的北方想利用这一契机言和的实际算计，但北方在南军与日军冲突时主动后撤而未利用此形势乘机打击南军确是事实）；而南方则一面对日妥协，一面“绕道北伐”，实即不打日本军而打中国人。从今日美国所讲究的“政治正确”观点看，这一次当然是北方“正确”而南方“不正确”，但这并未妨碍南方“绕道北伐”的实际成功。（注：参见本书《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这就提示出民族主义那建构一面的影响了。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在长期分裂后，向往统一已成为当时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在一定程度上，第二次直奉战争可以视为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及全国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努力的失败不仅造成北洋体系的崩散，而且导致北洋政府统治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丧失，为后来的北伐预留了“有道伐无道”的先机。

北伐时多数北洋军阀已无统一全国的奢望，个别军阀如吴佩孚又已无此实力，唯一真有统一的愿望且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就是国民党（当时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故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并不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而恰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必从国家建构这一层面去考察国民革命在全国的吸引力，方能较全面地认识民族主义在北伐中的作用。

但民族主义之国家建构一面对北伐成功的作用同样有其限度，且可以说任何一种“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都受其所在的时空语境所限，因而对历史现象的诠释力也都是相对的。（注：Cf.Arthur Waldron,"The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World Politics,37（April 1985）,pp.416-33.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国民党与青年党一个讲民族主义、一个讲国家主义，双方虽有些学理上的具体歧异，但从其西文来源看实际上应是同一个主义。它们在北伐前后却一度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种诡论性的现象实非仅用民族主义所能诠释，也说明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兴衰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仍未得到深入研究的课题。）北伐时国民革命军以统一全国的目标号召天下，并大做反帝文章，其成功的确颇得民族主义之助；但正如本书所证明的，其在南方战场在很大程度上正依靠南北地方意识而能以弱胜强。（注：说详本书《地方意识与全国统一：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地方意识与统一观念的关系是曲折而复杂的，两者常常相互冲突，有时也可相辅相成。一般而言，在外患深重时，统一观念多压倒地方意识。而当外患不十分急迫时，地方意识的力量是极大的。本不相容的两种观念有时无意中可能产生特殊的合力，北伐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中很早就产生了通过地方自立这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的救亡这样一种曲折的思路，到20世纪20年代初“联省自治”观念一度相当风行，孙中山、章太炎、胡适等具体政治主张相当不同的人却都大体赞同以地方自治求全国统一的曲线路径。（注：关于联省自治，参见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不过，许多反对联省自治的人也从自治的主张中看出了国家进一步分裂的可能性，即自治不过是割据之别名而已。西人提出同时不承认中国南北两政府的主张使一些人认识到中国的联省自治正有可能发展成类似巴尔干的情形，即由“自治”走向“独立”。从中外国际竞争的视角看，联省自治恐怕对中国一方不利，而列强或乐见之。

正因其与国家的统一那不可分割的关联，即使像联省自治这样充满地方意识的主张，也与外国在华存在纠结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民国早期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多重纠缠，或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的多层面互动关系，远比我们前所认知的要复杂得多，尚须更进一步的深入考察；本书各文在这些方面略作初步的探索，也只是尝试而已。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从“二十一条”到北伐，细心的读者或会发现，其间最重要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文武政治竟然仅占一题。我个人研究中这样一种网漏吞舟的现象，从一个小侧面反映出过去比较注重研究历史发展中取胜的一方、而忽视失败的一方这一中西共相。北洋军阀既然被国民党所战败，自然不易受到重视。（注：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中国，西方亦然。在费正清和费维恺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中译本）两卷共26章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占两章；在法国学者Jean Chesneaux,Francoise Le Barbier,and MarieClaire Bergère撰写的民国史（China from the 1911 Revolution to Liberation,transby Paul Auster,Lydia Davis and Anne Destena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7）中，北洋时期为全书12章中的一章；在以研究军阀时代著称的美国学者谢里登（James E.Sheridan）写的另一本民国史（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5）中，北洋时期为全书8章中的一章，比例稍高。）其实，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间中国不论社会经济还是政治军事以及思想学术，都有相当大的转变，实不能存而不论。即使仅想要了解国民党何以能取胜，也必须对失败的一方作深入的考察。军事力量明显更弱的国民党军能战胜北洋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洋体系先已濒于崩溃。稍能自我安慰的是，本书与北伐相关的各文都曾努力将北洋一方纳入讨论的范围，以尝试重建一个相对更全面的动态历史画面。

总体地看，与近代其他时期的研究相比，我们的民国史研究虽然近年论著较多，以进步速度论甚至可以说在近代史中名列前茅，但深入程度仍嫌不足。对民国时期的人与事（特别是人），我们的认识似尚停留在相对浅表的层面；除一些类似五四、五卅、北伐、抗战、国共之争等大事件有数量较多的集中研究外，其余内容恐怕连普遍的覆盖都还不能说已完成。而对那段时间社会的动与静、各社群的升降转换、人们的生活苦乐、不同人物的心态、思潮的兴替（特别是相对边缘者）以及学术界的主流与支流等面相，我们的了解似都还相当不足。就是那些类似五四、北伐等过去认为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在返向原典细读史料后也会发现可能不过是沙筑的城堡，貌似辉煌而根基并不稳固。概言之，整个民国史研究或者可以说是骨干已粗具而血肉尚模糊。

本书各文主要是拾遗补阙，重建一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但却重要的史实，希望能为重新认识和诠释民国这一短暂的动荡时代打点微薄的基础。这些文章有的侧重思想与社会，从广义的文化视角考察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历史现象；有的探寻生于乱世的老少读书人怎样因应急剧变更的时势；即使是专论政治与外交的文章，也与一般政治史或外交史论文稍不同，即更多从文化视角考察包括战争和外交在内的政治行为。史学的专科化与跨学科的史学是20世纪中西史学的两大特征，本书也可见这一学科的分离与整合进程的影响，各文虽可分属通常所谓思想史、政治史、军事史及外交史范围，却注重在历史学科的大范围内尽量跨越子学科的藩篱，以拓宽视野；并特别关注社会、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在政治范围内又注重内政与外事的相互影响。

各文倘侥幸偶有所得，都建立在继承、借鉴和发展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刊研究成果成为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对相关题目的既存论著，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阙漏。另外，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著作，实受影响而自以为是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个人学术规范不严，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请读者和同人见谅。

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对篇幅的考虑），本书所收个别文章曾为编辑所删削，此次已改回原状，俾文气稍顺。其余各文除改正错别字外，均依其发表时状态，非谓已完善，盖存之以志修业问学之轨迹也。为凸显全书的主题，一些论文的题目有所更易（皆在文末说明）。因各文多相互关联而有的文章先写而后发，有些后刊发的文章所讨论的主题必须稍顾及前面的史事，文字不免有重复。本次收入时对重复稍多处已适当删削，少数语句段落与该文章之理路关联紧密，改则只能重写，故仍依其旧，敬乞见谅。本书注释的体例因原发表刊物的规定不同，颇不一致，这次已按出版社的体例调整划一。

尽管本书所收各文尚不成熟，恐怕会有辱师教，但我仍愿意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第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诲我不倦，这或许是我比一些同辈学人更为幸运之处吧！本书各文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当然，所有谬误之处，皆由我个人负责。

我比一些同辈学人较为幸运的，或者还因为学术交游稍广。今日治学特别是治史学，图书资料的丰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我所在的成都市在近代中国的资料方面并不见长（20世纪前几十年主持图书馆的老先生们恐怕根本不视中国近代史为合格的学问，所以成都的古史材料尚大致足用，而近代史则极差），这些年尚能勉强维持，多赖海内外各地众多朋友代为搜集、购置、复印和赠送各种资料。多年来我索要资料的范围近则两岸，远及欧美，老中青朋友都受此累，有些还是未曾谋面者，他们的姓名不敢一一列举，谨向所有指点者敬致谢忱！

不过我仍要特别感谢台北的谢国兴兄和北京的汪朝光兄，自从有幸结识他们两位，我发出的求援信件几年来可以说名副其实的源源不断，每次都是有求必应，从无怨言。两位都是已立名的学者，他们不仅自己有许多研究项目，而且都担负了相当的管理责任，为我帮忙真的只能是“拨冗”而为。我深知此类事费神费力（我自己能否做到如此便很难说），可惜笔拙，无法用言语表达感激之情；如果不是觉得拙作太陋，真想将本书题献给两位及其他指点过我的师友。

台北《新史学》杂志惠允收入曾刊行在该刊的两篇拙文，谨致谢忱！刊发本书其他论文的各学刊编辑对各文的写作多有敦促，本书的结集与出版得到茅海建兄的一再推动，虽不必言谢，却不可不记。这本论文集初编于1998年6月，原与上海三联书店签约，定于1999年出版，后因书稿具体负责人陈达凯先生的调动，又随之转到远东出版社，对陈先生的持续厚意，甚为感佩！因历时较长，一些篇目需要改变，如1998年撰写的“自序”中部分内容已发展成一篇数万字的札记于次年刊发（现收入本书），原来的引论也由侧重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改为侧重民国政治的社会基础，故今年将此书收回重编，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原编的序文曾由《开放时代》刊发，这篇短序是重新撰写的。

1998年6月28日初序，2000年12月8日再序于四川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