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研究成果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分权化改革的逐步深化，地方政府在整个纵向政府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近十多年来，国内学者开始更多地审视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经济影响，探究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问题。但是，国内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还处在一个相对初级阶段。

2.2.1 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的决定因素

目前，在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除了少数一些学者考察了外部风险、政府腐败以及财政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以外(杨灿明、孙群力，2008；周黎安、陶婧，2009；郭庆旺、贾俊雪，2006b)，受国外已有研究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同样将财政分权及其制度安排以及地方治理结构作为重要的研究出发点。

1.财政分权及其制度安排的影响

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是从省级政府视角出发考察财政分权及其制度安排对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的影响。胡书东(2001)以我国1986—1997年间省份数据为基础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对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具有显著的扩张效应。孙群力(2009)基于我国28个省份1978—2004年间面板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方红生、张军(2009)以我国省份数据为基础，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Probit模型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扩张性行为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财政分权化改革以及相关约束制度的缺失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主要原因。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2005)则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本质上是一种中央政府委任制框架，且由于人口流动性的限制，致使地方政府在地区博弈中更多的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因而更加注重经济建设支出而忽略了教育等社会性支出，导致地方政府结构扭曲。王永钦等(2007)认为政治集权下的中国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但绩效评估机制的偏差也带来了地方政府结构扭曲等问题。平新乔、白洁(2006)基于我国1999—2002年间省份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结构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引发的财政激励导致地方政府支出结构扭曲，其中对预算外支出结构的扭曲影响更为突出。傅勇、张晏(2007)以我国1994—2004年间省份面板数据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认为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呈现出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扭曲性模式，基于GDP的行政考核体系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扭曲性影响。龚峰、卢洪友(2009)基于中国1999—2005年间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在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地区间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基本建设等经济性支出而忽略文教科卫等社会性支出，致使地方政府支出结构扭曲。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致力于识别我国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模式，以揭示财政竞争机制对我国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沈坤荣、付文林(2006)以1992年和2003年中国省级数据为基础，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中国省际税收竞争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省际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表明省份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从而对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规模产生了明显的向下压力。王守坤、任保平(2008)以1978—2006 年间我国省份面板数据为基础，借助工具变量法(2SLS)校正了内生性问题，发现我国省份政府间存在显著的财政策略性行为，且策略性反应函数向右上方倾斜。同时，东中西部省份间财政策略性反应的特征明显不同，呈现出跨区差异与俱乐部效应，而财政竞争机制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李涛、周业安(2009)基于1999—2005年间我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和系统GMM研究表明，我国省份地方政府在不同类支出方面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竞争模式，其中省份行政管理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策略替代特征，而基本建设、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和预算外支出则表现出显著的策略互补特征，意味着财政竞争机制有助于遏制行政管理支出的过度膨胀，对基本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和预算外支出则具有扩张效应。郭庆旺、贾俊雪(2009a)将地方政府支出分成维持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三类支出，认为财政竞争机制对地方政府总支出规模和维持性支出具有显著的紧缩效应，对经济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具有显著的扩张效应，但在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阶段有所不同。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对地方规模和结构影响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乔宝云、范剑勇、彭骥鸣(2006)以我国1994—2002年间省份数据为基础考察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努力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我国现行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进而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李永友、沈玉平(2009)以我国省份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收支规模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扩张效应，其中专项转移支付的影响更为突出，地区间财政竞争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扩张性影响，而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则有助于遏制这种扩张性影响。郭庆旺、贾俊雪(2008)首先考察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在促进我国地方公共服务发展和均等化中的作用，然后从公平与效率角度出发探究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未能有效促进地方公共服务发展和均等化的原因，得到的结论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我国省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但抑制了其发展；促进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服务发展，但加剧了其省份差异；对公共基础教育服务则不具有显著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时对不同地方公共服务公平与效率的关注不同，进而对地方公共服务发展产生的财政激励不同。

2.政府组织结构的影响

多年来，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大量研究，特别是从规范角度所做的分析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政府组织结构优化会使政府机构得以精简，政府效能得以提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薄贵利，2007；孙学玉、伍开昌，2004；石佑启，杨治坤，2010；史记，2001)。近年来，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对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的影响也受到了国内财政学界的普遍关注。王小龙(2004)指出，从激励的角度来讲，政府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安排及其与政府官员激励目标是否具有激励相容性，即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否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官员从而促使其自利性行为能够更加符合公共利益。贾康、白景明(2002)认为，目前我国的政府级次过多，大大降低了在分税制框架下将税种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重新划分和调整的可行性，因而主张减少政府级次以压缩财政级次，使得政府职责与财权不匹配问题能够在合理化、法制化的框架内加以解决，促使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实现真正的财政解困。王小龙(2006)则认为，减少政府级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县乡基层政府财政解困，但会扭曲政府改革的总体目标，带来较高的社会成本。为此，王小龙(2006)提出一个旨在优化调整基层政府辖区的横向政府改革方案，主张通过对省级以下各级政府辖区范围进行调整，尤其是通过对相互毗邻的各县辖区范围进行重新划分，合并规模较小的乡镇来提高地方政府效率，从而遏制政府规模过度膨胀，更好地实现县乡基层政府财政解困。

比较而言，目前国内关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还非常缺乏。郭庆旺、贾俊雪(2010)构建了一个最优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理论模型，详细剖析了财政分权和政府组织结构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7—2005年间我国县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的研究表明，纵向政府级次减少和辖区政府数量增加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撤乡并镇”改革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滞后负效应；财政支出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财政收入分权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财政收支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非对称性影响自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来以及在东部地区均相对较弱；财政分权特别是财政收入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组织结构特点。Zhang et al.(2004)则就中国村民自治行为对地方政府收支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选举制度对村财政收入规模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却明显地导致直接税税负从个人转向企业，并且有助于增加财政透明度，减少挥霍浪费政府支出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有利于公共支出的有效分配。同时，他们还指出，农村税费改革导致村级政府失去了财政收入自主权，从而对基层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产生扭曲性影响。

2.2.2 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的经济影响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主要从经济增长、经济稳定和收入分配这三个方面考察了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的经济影响。

1.经济增长效应

庄子银、邹薇(2003)以我国1980—1999年间的省份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支出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既包括与大规模的公共支出相伴随的安装和调配成本，也包括由于公共支出过程中的寻租和“非生产性寻利”行为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这直接导致我国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张钢、段澈(2006)则从区域经济角度出发分别就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负影响，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则具有促进作用；文教科学卫生支出以及支农支出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则具有负影响；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地方政府支出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廖楚晖、余可(2006)以我国31个省份1995—2004年间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了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地方政府支出对地区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农业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企业挖潜改造等生产性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具有促进作用，而一些非生产性支出如政府机构支出对长期增长却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贾俊雪、郭庆旺、刘晓路(2006)以1995—2003年间我国29个省份数据为基础在一个分析框架内考察了资本性支出分权和地方公共资本投资构成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我国地方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不尽合理，公共物质资本投资比重明显偏低，从而抑制了长期经济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公共资本投资事权划分不够合理。李涛、黄纯纯(2008)以1994—200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显著地阻碍了经济增长,而其他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郭庆旺、贾俊雪、高立(2009)在两部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民间经济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双重Stackelberg博弈模型，考察了多级政府框架下地方公共资本投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GMM对地方公共资本投资比重的地区经济增长效应以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作经验分析，发现地方公共物质资本投资比重增加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公共投资比重的经济增长效应。

还有一些研究从政府间财政竞争的视角出发考察了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李涛、周业安(2008)以1994—2005年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地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其他地区的财政总支出或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支出增加能够显著地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其他地区的基本建设财政支出或行政管理支出水平或比重的增加的作用截然相反，本地区更低的预算外财政支出水平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郭庆旺、贾俊雪(2009a)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我国省级政府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的策略互动行为、形成机制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1986—2006年间，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经济性和维持性支出竞争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其中经济性支出竞争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性支出竞争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预算外支出竞争的影响则比较模糊。1994年分税制改革明显改变了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有效遏制了地区间过度竞争态势，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过度削弱了地方政府在经济性支出方面的竞争性行为，加剧了经济性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2.经济稳定效应

就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近年来，国内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郭庆旺、贾俊雪(2006a)提出了一个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地方政府行为假说，通过构建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指出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从而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巨大冲击。郭庆旺、贾俊雪(2005)以1978—2003年间我国省份宏观经济数据(产出、投资和消费)为基础，运用吉布斯抽样方法(Gibbs Sampling)估算出我国省份经济周期的多动态因素模型(multiple dynamic factor model)，进而考察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省份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特征及全国、地区和省份动态因素对我国省份经济动态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规模对我国省份经济周期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那些政府规模较大的省份，其经济动态特异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不过，国内学术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总体而言较少，而是更多地关注于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而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Brandt and Zhu(2000，2001)、Bennett and Dixon(2001)以及Feltenstein and Iwata(2005)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动机以及预算约束，迫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寻求隐性担保、信贷干预等手段来扶持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或者是直接满足自身的投资需求，从而导致信贷规模扩张，引发通货膨胀。王玮(2003)指出，改革开放以前的财政分权化改革是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财政分权则并没有给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造成太大负面影响。郭旭新(2007)探讨了经济转型中财政分权与经济稳定的关系，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忽略了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从而导致地方政府投资行为扭曲，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赵文哲、周业安(2008)则认为，财政分权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支出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进而政府总支出规模的过度膨胀，迫使货币当局不得不更多地利用货币创造以及铸币税进行融资，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周业安、章泉(2008)利用1986—2004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同时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财政分权是导致我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丁从明、陈仲常(2009)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视角出发，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分解方法，同样发现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

由上述研究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虽然已经意识到了地方政府行为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的体制性根源在于不合理的财政分权，但更多地是属于“描述性”和“说明性”，还普遍缺乏将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行为与宏观经济稳定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3.收入分配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收入分配状况出现了持续恶化，引发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大量研究试图更好地揭示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源。王小鲁、樊纲(2005)发现人均教育水平对城镇基尼系数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对乡村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则没有什么显著影响，表明教育没有很好地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万广华等(2005)估计了我国收入决定方程，运用夏普里值分解法探究了全球化对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全球化、资本和市场化经济改革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持续增大的主要原因。刘怡、聂海峰(2004)利用中国城市住户调查资料考察了间接税在不同收入群体的负担情况，发现低收入家庭承担的增值税和消费税负担明显高于高收入家庭，间接税加剧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李绍荣、耿莹(2005)则研究了各类税收对资本和劳动这两类生产要素收入的分配效应，指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资源税类和财产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扩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市场收入的分配差距，而特定目的税类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缩小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逐步认识到地方政府支出政策对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影响，但由于缺乏大样本的跨省微观住户调查数据，因而更多地关注于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无法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注19Fan，Zhang and Zhang(2002)以1970—1997年间中国省份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农村基础设施支出有助于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居民工资，从而减少农村贫困和收入差距，农业研发和灌溉支出以及教育支出同样在减少农村贫困和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陆铭、陈钊(2004)基于1987—2001年间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比重上升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科教文卫支出比重增加将增大城乡收入差距。李永友、沈坤荣(2007)考察了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相对贫困的影响，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增加有助于减少城乡相对贫困，但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在减少城乡相对贫困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陶然、刘明兴(2007)以1994—2003年间我国27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考察了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到的结论是地方财政支出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偏向，因而加大城乡收入差距，而较高的财政自主权有助于遏制地方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郭庆旺、贾俊雪(2009b)构建一个包含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阶段人力资本积累模型，在考察公共教育支出规模、结构和高等教育可获取性对不同教育背景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供给和相对效率进而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溢价的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以中国省份数据为基础就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对不同教育背景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力度并更多地向基础教育倾斜将有利于降低人力资本溢价水平，同时也有助于地区经济增长；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持续边缘化不利于降低人力资本溢价水平，且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高等教育支出比重的提高同样不利于降低人力资本溢价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虽有正影响但显著性并不稳健；高校扩招政策有助于降低人力资本溢价水平，但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模糊的。

2.2.3 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优化的研究还较为匮乏，特别是缺乏将财政分权、政府组织结构与地方政府规模和结构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内的研究。王小龙(2006)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考察了政府级次和辖区政府数量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从而给出一个最优政府组织结构理论模型，但忽略了财政分权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问题。贾俊雪、郭庆旺、刘晓路(2006)构建了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支出结构模型，探究了最优资本性支出分权和最优地方政府公共资本投资构成的决定因素及其相互影响，但他们的分析框架并非是真正的多级政府框架，因而无法深刻揭示中央与地方政府策略互动带来的影响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财政分权的相关制度安排的影响。邹恒甫、龚六堂(2000,2002)构建了一个多级政府框架下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考察了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最优中央与地方税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规模，但由于他们采用的是单部门增长模型，因而无法就最优政府支出结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郭庆旺、贾俊雪、高立(2009)在两部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民间经济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多级政府框架下的动态Stackelberg博弈模型，从而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究了最优地方政府结构以及中央与地方税收、财政分权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