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繁荣之后
四十二年不识兵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宋仁宗逝世，入葬永昭陵。[1]
不知多久之后，在永昭陵的墙上，有无名氏题写了一首诗：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2]
这首诗刻画出了中国帝制史上的高峰。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从表面看，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加上性格有些优柔寡断，大事自己不做主，而是交给宰执们去处理，为人低调到好像不是一个皇帝。[3]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诗酒流连、浅斟低唱，不以武功闻名。所以诗中说“边将无功吏不能”。
但就在这碌碌无为中，中国社会繁荣的时代却悄然来临。由于民间受到的干扰最少，经济发达，人们生活舒适，老百姓不用担心自己受穷，更不用担心来自官府的骚扰。而官员们也不用担心自己说错了话而掉头，即便当面和皇帝顶嘴，也不会受到惩罚。仁宗朝由此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值得怀念的时代之一。
仁宗死时，整个都城都陷入了巨大的悲伤，男女老幼哭成一片。据当时七岁的邵伯温回忆，当死讯传到西京洛阳，城中军民妇孺，都向着东方号泣，烧纸的烟尘遮住了太阳的光辉。[4]有人从汴京带来消息，说整个京师自发罢市悼念，数日不绝，乞丐小儿都在大内前，边哭边烧纸钱。有人在去往四川路过的深山里，竟然看到路边汲水的女人也拿着白纸哭泣。
这些人之所以痛哭，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的死亡，而是在怀念一个时代。
中国皇帝在死后会被追赠一个谥号，表明后世对他的评价，之前“好”皇帝流行的谥号是“文”“武”“明”“章”等。到了宋仁宗，对他心怀感激的大臣们却想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谥号，以表明他的特殊性，于是提出了“仁”字，所谓“为人君，止于仁”[5]，一个“仁”字，表明了一个时代的宽宏大度。宋仁宗之后，各个朝代才出现了各自的“仁宗”[6]，但更多只是照葫芦画瓢，谥号一致，却缺乏了他的实质：宽容和不干扰民间。
不仅宋仁宗，整个宋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宽容时代。唐代的太宗纳谏带着很强的装模作样的痕迹，事实上，唐代宫廷和大臣之间内斗频繁，常常要置人于死地。宋代的皇帝却并不是装的，从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帝国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仁慈的基因。
宋太祖称帝三年后，就曾在太庙寝殿的夹层小间里立了一块碑，每年皇帝祭祀太庙，或者新皇帝登基，都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带领皇帝入内，对着石碑焚香、拜祭、默诵，将其中的嘱托牢牢记住。直到北宋灭亡，这石碑上的文字才流传了出来。石碑上只有简单的三条文字。
由于北宋继承了后周柴氏的江山，第一条内容是关于柴氏的，要求北宋皇帝不得对柴氏子孙用刑。就算犯了谋逆大罪，也只能赐他自尽，不能公开处刑，也不准株连家属。
第二条是针对官员和读书人的，要求后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提意见的人。
第三条表示如果有人违背了前两条，就必然受到老天爷的惩罚。[7]
宋太祖以身作则，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官，他的作风不仅影响了后代，也影响了宋代的群臣。比如，以军纪严明著称的大将郭进曾经担任西山巡检，负责进攻位于现在山西的地方政权北汉，曾经有人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不仅不相信，还把诬告者绑起来交给郭进处理。
郭进也没有杀这个人，而是留他在军中。直到有一次与北汉作战，郭进把这人叫来，告诉他：这次派你去打仗，如果你打败了，就干脆投降北汉吧；如果打赢了，我上奏皇帝给你加官。这人非常感动，誓死力战，得胜而还。[8]
有宋太祖的榜样在先，北宋的皇帝们大都遵循了祖训，不随便杀人，尽量不干扰民间，这种作风持续了上百年，到宋仁宗时期达到了高峰。
宋仁宗不仅对大臣和人民仁慈，即便对敌国，同样保持着谦让的作风。仁宗驾崩后，他的死讯传到了辽国，使者报信的一路上，老百姓无不聚在一起哭泣，辽国在位的皇帝是辽道宗，当他听到了消息，也大哭着抓住使者的手感慨说：“四十二年不识兵矣！”[9]
辽国感谢宋仁宗也是有道理的。宋仁宗时代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甚至有的战争还打得很窝囊。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这一年，西夏人李元昊自称皇帝，随后双方发生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小小的西夏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接连击败宋军取得大捷，最后宋仁宗只好议和，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西夏向宋称臣。宋朝通过赎买的方式让西夏给了个面子。[10]
在宋夏战争时，辽国也趁火打劫，以军事相威胁，希望从北宋获得好处。宋仁宗为了避免打仗，派大臣富弼去谈判，富弼不辱使命，经过谈判，以较优惠的条件达成了和解。[11]之前，北宋每年送给辽国岁币是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次又增加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了双方的和平。
富弼归来后，宋仁宗想重重地赏赐他，但富弼谢绝了，表示自己非但无功，反而有罪，不敢要求赏赐，只希望能够避过未来的指责。但宋仁宗还是很高兴，授予他资政殿学士。[12]
果然不久后，有人就向皇帝上书：“富弼没有功，反而有罪。”宋仁宗不仅听不进去，还说只要能避免战争，有利于人民，不敢爱惜财物。
对方反问：“难道财物不是来自人民吗？”
仁宗表示：“财物的确来自人民，但这些财物不是一日取来，也不至于引起人民的困顿，而战争不管输赢，却可以在瞬间造成民生凋敝。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
对方继续反问：“这样会造成辽国的贪得无厌，下次他们不要财物了，而是要你的独生女儿，又怎么办？”
仁宗回答：“如果对社稷有利，我怎么敢爱惜一个女儿？”[13]
事实证明，辽国并没有贪得无厌，在新增了岁币之后，双方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这才有辽道宗感慨的“四十二年不识兵矣”。[14]
盛世下的隐患
当北宋君臣试图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皇帝榜样时，事实上，仁宗时代的繁华背后，许多问题已经暴露了出来，在未来可能成为政权和社会的隐患。
北宋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三冗”问题。由于宋太祖是靠政变上台，对政变推翻的后周政权一直很优待，不仅没有随便杀害后周的宗室、官员，反而让他们继续当官发财。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性，北宋一直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加上要养活大批的士兵、宗室子弟，国家财政一直不够用。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的统称。
在仁宗的父亲宋真宗时期，士兵大约为91.2万人，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大约为9 785人。到了仁宗宝元时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数已经达到了125.9万人，而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为15 443人。到了仁宗的继承人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于和平与裁员，士兵人数终于降了下来，为116.2万人，但是接受俸禄的人却立刻扩充了3/10。[15]
仁宗时期的名臣蔡襄曾经统计过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税赋收入和军事开支，税赋分为钱、绢帛、粮、草四项，其中军事开支分别占了四项收入的27%、85%、86%和84%。[16]
由于养兵养官的包袱，宋代的财政收入不得不大大增加，宋代的农业税和劳役都更加沉重，专卖制度也更加发达。[17]只是由于皇帝除了收税之外，不干预民间经济活动，民间的发达掩盖了较高的税收。
宋代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强。这个问题的原因同样与宋太祖建立的制度有关。为了避免军阀坐大，宰相赵普向宋太祖提出了制约地方的三个方法：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在财政上，制其钱谷。[18]
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加上了许多副属性的监管措施，防止官员擅权。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宋代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又将兵权分出去，划归了枢密院，同时将财政权力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号称计相。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事、行政权力也各个分离，官员皆由中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19]
就这样，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官僚体系盘根错节，任何人想要反叛，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但是，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
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唐代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的基本特征是士兵战时打仗，平时就耕地养活自己。而宋代采纳募兵制，招募而来的都是职业兵，只负责打仗，不负责生产和屯田，他们是要中央政府发工资的。[20]
募兵制的缺点是养兵成本大，优点则是军事素质更强。可是，由于宋太祖设立了复杂的调兵规则，平常训练士兵的不负责指挥打仗，负责指挥打仗的不负责训练士兵，将军上了战场还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也没有忠诚度。结果，虽然采取了花费巨大的募兵制，但战斗力反而比府兵制还低，打仗总是吃败仗。
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两方面，就成了宋代各位皇帝最大的噩梦。宋仁宗一生受人称颂，唯独在战场上被小小的西夏打败，成了毕生的污点。
“三冗”问题与军事问题，也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久而久之，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宋代的官场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大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为保守派。这一派认为，宋军之所以屡战屡败，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都在于北宋缺乏一个统一的思想。也就是说，皇帝过于重视实务经验，但对于道德的要求太低，造成了军民离心。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扛起儒教的大旗，在道德上做文章，将人心再统一起来。
另一派可以称为实务派。这一派强调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制订策略。比如，财政问题是经济问题，就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战斗力不强是军事问题，就考虑如何加强士兵的军事训练，减少指挥层级，落实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忠诚度，并淘汰掉不合格的兵源，宁缺毋滥。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在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中，充斥着道德说教。[21]《资治通鉴》将王朝兴衰的主线与皇帝的道德感强弱密切关联起来，皇帝有德，社会就繁荣，一旦皇帝失德，就到了垮台的时候。这样的划分在现代来看，显得有些荒谬，但在宋代的一部分人看来，却是真理。
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著名的道学家程颐、程颢兄弟，他们更是除了道德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对于实务一窍不通。
后一派（实务派）在宋仁宗时期的代表则是著名的改革家范仲淹。宋仁宗之后，是更加著名的王安石。
在宋仁宗时期，两派之间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除了“二程”这样的死硬派，大多数人其实是兼而有之。比如，名臣欧阳修很强调道德的作用，但他本人也是一个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即便范仲淹，也同样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只是他不光强调道德，而更看重程序和实务对政权的影响。
与西夏战争战败后，为了解决财政花费巨大，但军队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宋仁宗决定进行一次改革。他选中的改革者就是实务派的范仲淹。
针对皇帝的要求，范仲淹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重命令和减徭役。[22]
简单说，中国历代改革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财政收入和财政花费的不匹配，收入少，花费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减少花费，要么增加收入。由此可以划分成两类改革：一类是以减少财政花费为主的改革，另一类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改革。
减少花费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的总产出是一定的，政府如果收多了，那么民间留存的财富就会减少，所以必须抑制政府多收税的冲动，减少冗官冗员，减少财政花费。
增加收入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通过政府积极的手段，可以将整个社会财富的饼做大一点，这样政府的收入也增加，民间财富也增加。
范仲淹不相信政府能够把饼做大，他的十项措施暗含着这样的看法：
第一，政府虽然要收税，但收税不是越多越好，所以考虑问题应该量入为出，而不是量出为入。第二，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取收入，而只应该依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第三，解决政府问题，主要不是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而是解决政府的快速膨胀问题，把政府的规模降下来，花费自然减少。
所以，它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要从自我的身上割肉，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他提出的十项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养兵贵，二是冗官，三是行政效率低下，四是百姓税重。
宋仁宗同意范仲淹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但在执行时，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23]
对于范仲淹的才华，人们佩服不已。特别是这个刚直不阿的人因为言论触怒权贵，被放逐了很多年，他此次上台是深得人心的。范仲淹接受重任后，较为正直的官员富弼、韩琦等人也随即受到重用，与范仲淹一起筹划改革方案。这时，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对他们的政策报以极大的掌声。
然而，当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执行。但这时，事情却乱了套。
为了将那些不合格的人裁撤，将依靠恩荫制度上台的人弄走，必须实行严格的考绩制度，但范仲淹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推行政策，也无法得到下层的配合去推广。
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改革的面太广，内容太多，无法推进，摇头不再看好范仲淹的改革。[24]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书皇帝，向皇帝要求更高的权力。宋代的政府政出多门，每个衙门都做不了事，但是每个衙门都在让别人也做不成事。要想实行改革，必须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在宰相手中。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尽量集中交给改革派，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经过讨论之后，群臣建议皇帝否决范仲淹的提议，只交给他刑法权。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利用刑法权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
范仲淹了解仁宗皇帝的弱点，皇帝性格仁慈，肯于受委屈，却对付不了会哭闹的官员。
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已经预感到改革的失败。他主动申请外调，改革不了了之。
范仲淹的改革是宋仁宗时期最后的机会。他本人是一个偏保守的改革者，是保守派和实务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一旦改革的尝试失败了，从实务派中就分离出一个更加极端的小派别。
宋仁宗后期，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已经变成了是否需要改革。在这之前，即便保守派也认定需要改革，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派认为只要加强思想教育，这个社会就已经完美了，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实务派却看到了社会的问题，赞同改革。
但在实务派内部，又有两个派系，一个派系认同减少财政花费的改革，以范仲淹为代表，这一派系可以称为温和实务派。范仲淹失败后，另一个更加认同增加财政收入的派系在逐渐形成，这一派可以称为强硬实务派。
宋仁宗去世时，北宋的政治形势已经变成了强硬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在保守派一方，得势的也是强硬保守派。两派的中间力量都逐渐失势，北宋的官僚政治向着派系政治和朋党政治滑去。
商王世系与党争
由于仁宗没有儿子，他指定宗室子弟赵宗实（后改名赵曙）为皇位继承人。[25]宋仁宗有个叔叔（即他父亲宋真宗的弟弟）叫赵元份，封为商王。赵元份的第十三个儿子叫赵允让，封为江宁节度使。赵曙就是赵允让的儿子，被仁宗收为养子。从这时开始直到灭亡，北宋的皇帝世系就从真宗一系转到了商王一系手中。
赵曙（后世称他为英宗）是一个过渡性的守成的皇帝，对于养父的政策没有做出太多的修改，仍然重用仁宗时代的大臣。英宗担任皇帝不满四年就去世了，将宋朝江山留给了他的儿子赵顼。日后这个儿子比他的父亲要出名得多，他就是以改革著称的宋神宗。
宋神宗出生在仁宗盛治期间，他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宗室子弟，突然间被提到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又幸运地在十九岁时就当了皇帝。在历史上，老人往往更加具有守成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比改变重要的是首先要保持这个时代的延续；年轻人却总是喜欢变革，神宗将自己处的时代视为理所当然，他看到的不是成就，而是问题，希望通过努力将世界变得更好。[26]
年轻的宋神宗选择了激进实务派王安石来实现他的改革梦想。
与范仲淹的改革不同，王安石改革对减少政府花费毫无兴趣，而且强调由政府多控制民间经济，指导民间经济，在政府的努力下，将经济做大。他认为，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是政府也可以多收租税，而民间也更加富裕。如果说范仲淹的改革主题是减税和减少管制，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加强干预。[27]
事实证明，王安石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是无法发展经济的，他的改革措施大都以失败告终。对北宋社会破坏最大的，除了改革本身之外，是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而引入的新官僚阶层。
英宗时期，仍然沿用了仁宗留下来的大批官员。这些官员大都带有温和的改良思想，又带着一点保守精神。他们即便赞同改革，也是希望减税和减少管制。当王安石采纳了大政府的行动时，官员们普遍反对。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必须依靠另一批人，他强烈地排挤前仁宗朝官员，打压异己，将一群年轻的官僚送上了最高官员的职位。
不幸的是，这批官员大都缺乏有力的道德支撑，他们唯一的兴趣是攫取权力，这使得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一次大换血。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官场上有一批历史名臣，如吕公著、韩维、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司马光、范镇等，他们全都被排挤走，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几位权臣，如吕惠卿、蔡确、章惇等人。这些权臣后来被称为新党，他们把新党之外的人，不管是极端保守派、温和保守派，还是温和实务派都叫作旧党。
这次换血，让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更麻烦的是由此出现的党争。为了和新党（极端实务派）对抗，在原来的老官员中崛起了一支最保守的力量，原本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实务派彻底靠边站。这支极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
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掌了权。如果说王安石是不遗余力地排挤旧党，那么司马光就是不问是非地摒除新党。当双方都不再以是非为标准，只是以党派站队时，北宋的官场彻底走向了衰落。
新党和旧党的争执还表现在了对外战争上。仁宗和英宗时代，中国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但到了神宗时代，王安石主导了对西夏的用兵，最终虽花费巨大，却徒劳无功收场。
这次用兵还导致了新旧党在军事上的分歧。从此以后，新党大都是主战派，希望通过对外战争换取功名；旧党大都是主和派，即便面对敌人的入侵，也希望采取不抵抗政策换取和平。
这两派的分歧严重影响了北宋后期的军事路线。北宋后期，常常由主战派主持政局。在和平时代最大的智慧是如何避免战争，但这个智慧是主战派没有的，他们总是不断试图把和平的国家拉入到战争轨道，并导致了与北方的冲突。
可一旦战争爆发，北宋的军队总是无法获胜。一两个败仗之后，主战派下台，换成了主和派。不幸的是，当主和派上台时，却往往是战争的硝烟已经升起，必须依靠军队去保卫国家的时候。到了这时，最大的智慧是如何全面调动军事力量打胜仗，可这个智慧是主和派缺乏的，他们不仅不加强防御，还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拖前方将士的后腿，造成军队更加被动。
对于任何国家，军事行动的原则都应该是：不轻易言战，战则必死战。但北宋却正好相反，最需要和平时主政的是鹰派；最需要抵抗时，在台上的却是鸽派；这种错位让北宋无力应付一场全局性冲突。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后，北宋的政局在新旧党之间震荡。继位的宋哲宗没有亲政时，主政的是宋英宗的皇后高氏，高太后贬斥了新党，重用旧党的司马光。司马光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打击新党。
不想八年后的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亲政的宋哲宗立刻想起了父亲当年的理想，将新党人物纷纷召回，将旧党贬斥。新党的章惇、曾布等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政治中心，将旧党名单搜罗了一下，全部贬官。[28]在党争的背景下，北宋的政治局势已经失控。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宋哲宗去世，由于哲宗没有活着的儿子，只好让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初年，宋神宗的皇后向氏主政。向太后支持的是旧党，于是北宋的官场再次大换班，章惇等新党被贬斥，旧党回归。
但宋徽宗从心里更加认同他的父亲宋神宗。宋徽宗继位不到一年，向太后死了，徽宗立刻掉转马头，继续重用新党。此时，新党逐渐被一个叫作蔡京的人所把持，他成了宋徽宗最倚重的大臣。[29]
为什么新党在屡次被贬之后，还总是能够回到北宋政治舞台的中心呢？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新党旧党已经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了。
在斗争中，旧党已经极端化成一群道德狂人，极度缺乏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新党却已经进化成一群理财专家，能够用各种手段帮助皇帝找钱。
徽宗的父亲神宗试图对官制进行改革（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公元1094年），人们就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不仅在改制后的几年增加了，还比改制前增加了很多。[30]到了徽宗时期，在短短的20年里，官员数目比元祐时期又增加了数倍。[31]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了4.6万人，[32]比起宋仁宗时期扩大了三倍。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33]
但就在户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时，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加强大。宋徽宗本人的奢侈居于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位高雅，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声色犬马，全都涉猎。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建筑和园林专家，建设了不少亭台楼阁，让各地进献珍稀的花草树木、奇峰怪石、鱼虫鸟兽（统称为花石纲）。他的任何一个小爱好都足以让巨富之家倾家荡产，当这么多的爱好聚集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国家也难以承受了。
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蔡京的理财能力与宋徽宗的胃口匹配。于是，皇帝越来越陷入对蔡京的宠爱无法自拔，至于旧党的道德楷模们，由于没有实务能力，不仅不能提供帮助，反而总是给皇帝制造麻烦。
崇宁三年（从公元1104年）开始，蔡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用各种票据，从金融上帮助皇帝维持开支。北宋时期，由于雕版印刷的成熟，政府已经可以印刷数目众多的信用票据，最著名的就是交子和盐引，它们都可以被当作钞票使用。
所谓交子，就是以金属货币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每一张交子背后，都对应着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作为储备。理论上，一贯交子可以随时兑换一贯金属货币。
所谓盐引，是以盐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理论上，每石盐引也可以随时兑换一石盐。
在蔡京之前，交子只在四川使用，盐引只在北方使用，他扩大了交子和盐引的使用范围，将之变成全国发行，再利用政府的印钞机，将超过需求的交子和盐引注入实体经济之中。这时的交子和盐引已经无法兑换对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和盐了，这就是通货膨胀。
蔡京的改革帮助皇帝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给民间制造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民间的怨声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于是宋徽宗采取了一个历代王朝都会的方法：利用对外矛盾来化解民意，将人民的不满从国内引到国外去。
在宋代，整个社会的心中有一道伤疤迟迟不能愈合，那就是北方的辽国。不管是历代皇帝还是平民百姓，都记得契丹占据了汉人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经过了上百年的和平，当年英勇的契丹国家也已经到了衰落期，于是，一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策划在宋徽宗的主导下上演了……
【注释】
[1] 参考《宋史·仁宗纪》。
[2] 参考《能改斋漫录》。
[3] 参考《后山谈丛》。
[4] 参考《邵氏闻见录》。
[5] 《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
[6] 指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帝）、清仁宗颙琰（嘉庆帝）。
[7] 参考《避暑录话》。
[8] 参考《涑水纪闻》。
[9] 参考《后山谈丛》。
[10] 参考《宋史·夏国传》和《西夏书》。
[11] 参考《宋史·富弼传》。
[12] 富弼《辞枢密副使奏疏》，见《宋文鉴》卷四十五。
[13] 参考《东轩笔录》。
[14] 有人传说辽道宗做太子时，曾经混在使节之中来过北宋首都汴京，宋仁宗知道他来了，不仅没有扣押他，反而善待他，带着他游览大内，甚至见过皇后。直到太子快离开时，仁宗才向太子交心：“我们都是一家人，以后要时时记住我们的友谊，爱护老百姓。”见《邵氏闻见录》。
[15] 参考《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
[16] 蔡襄《论兵十事》，《蔡忠惠公文集》卷十八。四项收入的具体数据为：钱36 822 541贯，绢帛8 745 535匹，粮26 943 575石，草29 396 113束。四项军事开支的具体数据为：钱9 940 147贯，绢帛7 422 768匹，粮23 170 223石，草24 980 464束。
[17] 关于宋代财政，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18] 参考《宋史·赵普传》。
[19] 参考《宋史·职官志》。
[20] 参考《宋史·兵志》。
[21] 参考《宋史·司马光传》和《资治通鉴》。
[22] 参考《宋史·范仲淹传》。这十项改革纲领，出自范仲淹的奏章《答手诏条陈十事》。
[23] 《宋史·范仲淹传》：“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
[24] 《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25] 参考《宋史·英宗纪》。
[26] 参考《宋史·仁宗纪》。
[27] 参考《宋史·王安石传》。
[28]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绍述》。
[29]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
[30] 苏辙《元祐会计录·收支叙》对皇祐和元祐年间（两者相差三十几年）的官员情况做了对比——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祐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余可以类推，臣不敢遍举也。
[31] 《宋史·食货志下一》：“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32] 洪迈《容斋随笔·宣和冗官》：“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馀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馀员。”《长编纪事本末·官制》则记载，政和二年官吏共四万三千余人。
[33] 《宋史·食货志下一》：“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馀仰朝廷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