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

二十余年前，余在期刊先后发表一系列中国史学史论文，及至年届不惑，乃合其后续所撰之若干篇，结集为《中古史学观念史》出版，以为恩师朱际镒先生寿。回首以顾，今已逾耳顺之年矣！

拙著当年论述之断限自司马迁始，而止于刘知幾。其所以如此，是因司马迁开创了“实录”本质的“新史学”，而此史学观念当时尚不甚明，要至西汉末博极群书之大儒刘向、扬雄等人出，“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遂令司马迁之史学特色与成就大明于世，成为稳定的史学概念与学说，为班氏以降诸史家、史官奉以为圭臬。刘知幾即本此实录主义，对此前的诸史著及史家进行学理批评，或许时有“工诃古人”，然却在学理上确立了此下千年实录史学在中国主流史学的地位，不仅只是马班功臣而已。就史学理论而言，以“实录”为本质的“新史学”，始于子长，明于刘班，奠于子玄，前后映辉，而其间的变化发展却不可方物。因此，以余拙劣，遂试图以此作为断限，对其间之史学思想观念以及成就得失，进行分析比较，辨章其渊源，讨论其脉络，庶几有以贡献于学界。

曾有人问余，为何称司马迁之史学为“新史学”？余窃答以“新”之为义与命辞，绝非受欧美影响之当代史学所能垄断运用，盖历史每个阶段的发展皆各有新事物之出现产生故也。《礼记·大学》篇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即此之谓。是以汉朝之人，以“新”为名之著作，如《新论》《新语》等，屡有发表，甚至王莽代汉，亦径以“新”朝作为国号。至于余称司马迁之史学为“新史学”，盖用以分别于先秦的古史学而名，斯又何足可怪。

然而，拙著当年实未讨论及古史学，却忽以“新史学”命名马班史学，也不免令人有突兀狐疑之感。窃思马班史学所代表的是纪传体史学，为先秦所无，故其之为新，世多知之；不过马班史学除了体裁为新之外，其史学实开创出一套新的历史哲学，包含上承历史文献主义基础，而开出的史学观念、著作目的、研究及撰述方法，以及对新史料的搜讨鉴别等，整体而言皆与古史学不同矣。是以窃思，若不辨章古史学之渊源脉络，发展特色，终究无以应他人之疑。基于此故，乃欲贾其余勇，略论先秦古史学的变化发展，下接史公，使成一贯，以塞向之所阙。正因增写先秦部分，以故亦需重写史公部分，以为转接，使文理贯通新旧之作，是以本书易名为《中国古代史学观念史》。是为之序，以申其意。

雷家骥

2014年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