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之变经与经变以及史之大原
周、秦、汉之间儒学发生三变，第一变是儒学之六艺变为经学，上节已论之；第三变是经从载道之学变为天人灾异之学，后文将亦论之。于此，仅论其第二变，即六经作为古代历史文化折中之学，亦即古史学之宗子，为何与如何变为绝对真理的载道之学，以及新史学何以与此有关。由于秦火之后，至汉初，五经之学虽渐渐恢复，但《春秋》以外之四经作为古史学之宗子，认知日浅，而《春秋》为孔子史记，《左氏春秋》整齐“仲尼弟子”对《春秋》之异传，其事实与观念幸因司马迁之论载而得以流传，故此处拟以《春秋》作为主轴，从第二变切入，略窥三种变化间之关键。
据陆贾之言，可知六经最迟至秦、汉之际，已不再被儒家弟子视为古史，《诗》《书》已非记言之史，《春秋》也非记事之史，余经更无论矣。然而孔子修《春秋》之时，未尝不知此种学术是“古者国史策书之常”，是以订《春秋》之教为“属辞比事”，并谓“《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然则何谓“属辞比事”？
按：《春秋》据旧史而笔削，其方法不取补充史事，反而是约文去烦，以一万余字记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恐怕比原来之旧史记更简要，盖其所欲修者，殆是一部方便其教以及弟子学之教科书耳，删《诗》《书》等也应如是观。是则《春秋》作为书籍之性质，于孔子应有近代史讲纲之意，以故当初之构想原就不以文字论述史事为主，而是欲保留旧史记之体例书法而略事笔削，以为讲本；至于对史事之本末、书法以及评论，殆即在讲堂上说明。此即讲本宜简、讲论宜详之教学方法，所以孟子才有“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说，是即表示孔子于《春秋》文本之外，另与弟子详细口说齐桓晋文以及管仲诸事也。
或谓孔子因讲论近代历史人事，褒贬之间恐会触犯时讳，以故不笔之于书，仅在讲堂论述，如前引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谓“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又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闲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21]甚至谓褒贬乃天子之事，孔子为之，所谓“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是也，以故隐约其辞，此即荀子《劝学篇》所称“《春秋》之微也”。此种种说法，或许《汉书·艺文志》所述，可以代表汉儒综合之见。该志云：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此说已是《春秋》成为载道之书，所载为绝对真理，学术格局已定之后事矣，恐怕与战国以前，“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之教旨大有差距。
“讲本宜简、讲论宜详”是教学方式，“文辞忌讳，不可书见”是现实压力，此压力承受之沉重，尤以在历史作为贵族统治阶层记忆之时代为然。然而此现实压力问题之所以发生，弟子却谓是因孔子欲行或已行“天子之事”所引起，此则牵涉到高层政治矣。揆诸孔子为人以及晚年在鲁之情況，作《春秋》是为行“天子之事”，以故谨慎用辞、隐约其文之说，恐怕经不起考验。而且，孔子既敢据旧史以修《春秋》，又公开讲学，故谓其因忌讳而文辞隐晦如此，是亦小看孔子之器识，以及其在弟子面前谆谆然讲学之表现，而视其为贱儒也，故此说亦不可信。因此，可以求解者，应往旧史本简，孔子笔削之而更简，用以方便教学，并于讲学时说明其事如何，何以如此用辞，何以如此笔削，更合“属辞比事，《春秋》教也”，以及“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之旨。
盖所谓“属辞比事”，从训诂言，即《说文》所谓“属，连也。”《段注》说：“今字以为联字……其义实通也。”《说文》又谓“比，密也。”《段注》则说：“其本义为相亲密也；余义命俌也，及也，次也，校也，例也，类也，频也，阿党也，皆其所引伸。”是则属辞就是连缀文字之意，比事则是与事相密相及之意；而“属辞比事”，即是连缀文字而使之与事实相接近，也就是晚近史学所谓如实书事而文如其事之意，以故涵盖了下列之四个层面，即：
一、先要究明其事之真相为何；
二、再判断其事所蕴含之义法（记事者当时之真理）为何；
三、推究用何文辞始能适当表示此真相与义法；
四、思考如何连缀此文辞使记述与事情之真相与真理相结合。
此四层面既合训诂之义，也符孔子据旧史而笔削，用以方便教学之当时情实。因此，所谓文辞忌讳、天子之事，恐是儒家弟子“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而刘知幾几已于其《惑经》篇初解此惑矣。
六艺各有教学宗旨与目标，孔子笔削旧史以成《春秋》，原意是欲教弟子如何理解以及判断史实，而后恰当属文以记述之，此即“属辞比事”之《春秋》教真义；不理解错误，不弄错关系，不用错文字，不写错事实，则是“属辞比事而不乱”，是“深於《春秋》者也”。此本是史官记事之艺，而孔子用以教弟子。由于属辞前先以王制义法判断事情，以使属辞用字能恰与其事相比，为史官记事之法，以故当孔子认为董狐判断事实，归罪赵盾无错，所用弑字亦恰当时，遂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复因孔子判断灵公也有可责之处，以故其自己于“赵盾弑其君”之后加书君名，以示其不君。
试再以此事为例，孔子书“赵盾弑其君夷皋”，其事实《左传》已论述之，《公羊》《谷梁》文同于《春秋》，但《公羊传》于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记“晋赵盾弑其君夷
”后，解说此事则系之于鲁宣公六年，全文为：
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何以谓之不讨贼？晋史书贼曰“晋赵盾弑其君夷”，赵盾曰：“天乎，无辜！吾不弑君，谁谓吾弑君者乎？”史曰：“尔为仁为义，人弑尔君而复国不讨贼，此非弑君而何！”赵盾之复国奈何？灵公为无道，使诸大夫皆内朝，然后处乎台上，引弹而弹之，己趋而辟丸，是乐而已矣。赵盾已朝而出，与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闺而出者。赵盾曰：“彼何也，夫畚曷为出乎闺？”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视之，则就而视之。”赵盾就而视之，则赫然死人也。赵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杀之，支解将使我弃之。”赵盾曰：“嘻。”趋而入。灵公望见赵盾，愬而再拜。赵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趋而出。灵公心怍焉，欲杀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杀之。
勇士入其大门，则无人门焉者；入其闺，则无人闺焉者；上其堂，则无人焉。俯而窥其戶，方食鱼。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门，则无人焉；入子之闺，则无人焉；上子之堂，则无人焉，是子之易也。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是子之俭也。君将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虽然。吾亦不可复见吾君矣。”遂刎颈而死。
灵公闻之怒，滋欲杀之甚。众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宫中，召赵盾而食之。赵盾之车右祁弥明者，国之力士也，仡然从乎赵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赵盾已食。灵公谓盾曰：“吾闻子之剑，盖利剑也，子以示我，吾将观焉。”赵盾起，将进剑。祁弥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饱则出，何故拔剑於君所！”赵盾如之，躇阶而走。灵公有周狗，谓之獒。呼獒而属之。獒亦躇阶而从之。祁弥明逆而踆之，绝其颔。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宫中甲鼓而起。有起於甲中者，抱赵盾而乘之。赵盾顾曰：“吾何以得此於子？”曰：“子某时所食活我於暴桑下者也。”赵盾曰：“子名为谁？”曰：“吾君孰为介，子之乘矣，何问吾名。”赵盾驱而出，众无留之者。
赵穿缘民众不说，起弑灵公，然后迎赵盾而入，与之立於朝，而立成公黑臀。
可见《公羊传》系年即已不妥，而其一再以自问自答之方式，执着于问谁弑君，为何弑君，然后为了回答此问题，始对本事予以说明，而说明时又横添枝叶，是典型之讲堂论说，而为“文胜质则史”，远不及《左传》之清楚明了。至《谷梁传》，则于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条载述如下：
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灵公朝诸大夫而暴弹之，观其辟丸也，赵盾入谏，不听。出亡，至於郊。赵穿弑公，而后反赵盾。史狐书贼曰：“赵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无罪！孰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为正卿，入谏不听，出亡不远，君弑，反不讨贼，则志同。志同则书重，非子而谁？”故书之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於盾也，见忠臣之至，於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
则其执着于自问自答赵盾未弑君而被书弑君之理由，而对本事之解说更是模糊。此类事例两传比比皆是，较读三传即可知其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此两传在传述《春秋》简要之文时，其重要之方法是自我设问而自我作答的讲说方式，目的殆非为了说明史事之过程真相，而是为了解说史官为何如此记载，据何义法，《春秋》经文为何如此属辞，并且常是跳过或忽略第一层面，而径从第三层面反推第二层面。亦即先推究用了什么文辞，然后推究为何用此文辞，而此文辞究竟内蕴何种王制义法是也。如此讲论《春秋》经，或许得到孔子真传——尤其方法论——的一部分，但自兹以降，至汉世的今文经学派遂独重其中之所谓“微言大义”部分，甚至视为“属辞比事”之教旨所在。
此方法是先文字判断，而后是价值判断，最后始是事实判断或略作事实说明。《春秋》经文原本已简，此法不仅易使史实真相不明，抑且能否真得王制义法或孔子之意，亦将势不可知。在事证不足征之下，“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遂易将“《春秋》教”径直带往载道说理之“空言”方向发展，已颇脱离孔子“属辞比事”之原意，以故司马迁于《自序》中，特在说明孔子作《春秋》是欲“达王事而已矣”时，立即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之言，说明孔子即使透过王制义法以对历史人事从事褒贬，然其前提仍是先弄清楚以及尊重史实，而后始由事实表明真理，否则即是“空言”，与“属辞比事”之旨不符。由此而论，王安石谓《春秋》是“断烂朝报”，固为夸张失实之言；但若如桓潭在其《新论》所言：“经而无传（指《左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22]则是实情。
孔子笔削原已文辞简要之旧史以成其《春秋》，用以方便教学，并于讲学时说明其事如何，何以如此用辞，何以如此笔削，内中即不免涉及对历史人事之褒贬。既然如此，当孔子论及“有威权势力”之人事时，态度相当谨慎隐约，固可想见；但若谓“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则恐不尽然。盖《春秋》书“赵盾弑其君夷皋”，以及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正可作为其文辞及言论，对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人事，并不太回避之例证。
齐桓晋文以及管仲赵盾，正是“有威权势力”者，而孔子却站在更高之位置，对其予以褒贬。因为记载历史是天子之事，以王道义法评论诸侯大夫之功过也是天子之事，以故孟子才会说孔子“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此语，仍是本于史官依据王制义法以属辞比事之古史学立场而言。不过，约略同时代而为子夏弟子之公羊高，答问孔子“曷为为《春秋》”时，则谓“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云云，是即从正面及更高之价值解说《春秋》，为汉儒谓孔子创制作法、一王之法诸说，留下了开端。公羊高所口传，至汉初录而为书，正是首部列于太学之《春秋公羊传》，[23]影响甚大，然其与孟子对传述《春秋》略有异同，则正是“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之写照。无论如何，从孟子至公羊高之言，已可知何以《春秋》之由艺而变为经，由作为古代历史文化折中之学而变为载道之书矣。此改变或许不是“仲尼弟子”因亲见亲闻而开始，但却是始于再传“儒家弟子”之传闻以及所传闻。
大抵言之，孔子笔削原已简约之旧史以成《春秋》，故属辞遂不能免于微晦，而仲尼弟子特重此“《春秋》之微”，认为内有孔子深义，而各安其意以解释之。左丘明的确也有此认识，以故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见《左传》成公十四年），又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此即后世所谓之《春秋》五志。既然“《春秋》之微”含有圣人惩恶劝善之旨，此即是“乱臣贼子惧”之原因，也是《春秋》所以能“拨乱世，反诸正”之原因，以故此圣人所“制《春秋》之义”，无疑是绝对真理所系之道。左丘明虽因“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決定以论述史实之方式传经，但对“《春秋》之微”也并非完全不讲究。《春秋》学既有此特色，本就较其他诸经易于论道说义，只是经儒家弟子之传闻以及所传闻，遂确立了《春秋》辨是非、明道义之性质。
及至汉初《公羊春秋》大师董仲舒出，更将孔子与其《春秋》之位阶提至空前之高。司马迁《自序》引仲舒之言云：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此言无异谓《春秋》是“天下仪表”之书，孔子用以“达王事”，且地位高于天子，故连天子也贬，由是遂使《春秋》由经变为道，确立绝对真理之地位。董仲舒又于《天人三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则经为载道之书，而道则出于天，天为绝对不变之真理，而孔圣承之，故圣、经、道遂三位一体，皆为绝对真理之所在。仲舒即据此以为前提，而向汉武帝主张独尊儒术之说。
仲舒主张独尊儒术成功，除此之外，尤与其“通三统”“五行灾异”以及“天人相与”之说有关，且是其使《春秋》经学质变为神秘学术之关键。此说见于其答汉武帝之策问，即《天人三策》之中，[24]于此仅略述之，其详细学说请见本书第五章之第一与第二两节。仲舒于《天人三策》之第一策，即力论《春秋》之学实为天人相与之学，而云：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答第二策时，又明言《春秋》是“素王”之文：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教化大行，天下和洽。……尧崩……舜……即天子之位……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至於殷纣，逆天暴物……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
所谓“先正王而系万事”，即是《公羊传》开章所力申之“大一统”说。[25]因此至其答第三道策问时，遂再进一步阐明孔子作《春秋》与天人相应之关系，并据“大一统”说而力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圣人法天而立道……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按：先秦诸子是“用史立言”，儒家公羊、谷梁诸子是“载之空言”，而董仲舒却是别辟新途，“以《春秋》灾异推天意”，隐然融古史原有之观念，墨家、阴阳家诸学说，乃至方术等术艺，而会于《公羊》之学中，以自成一说。其说不仅使儒家与诸子争长自此有了最后结果，抑且也使儒学——尤其是《春秋》经学——走上了神秘妖妄之途，与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相违。抑有甚者，是使原为孔子施行历史与道德教育之《春秋》，经此解释，遂背离了以人文为主体，以及“不语怪力乱神”之要旨。其时《谷梁》《左传》尚未列入学官，以故《公羊》学之董仲舒流别，从此遂使《春秋》经学蒙上了“儒教”方术之色彩，此变化世多知之。此转变自是儒家者流先由仲尼“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而儒家弟子复又代代传闻以及所传闻，所演变出来之结果。
其后董仲舒因辽东高庙灾而推天意，为主父偃所疾，取其书奏之。“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司马迁对“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用辞质疑而批判，远较班固强烈，[26]表示对其《春秋》公羊学不表赞同。然而，司马迁之不赞同，不代表多数汉儒如刘歆父子、班固父子等人亦不赞同，观《汉书·艺文志·六艺序》论六艺之教云：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可知《春秋》之外的他经尚颇能保有经学之性质，但此经学已是明显的以儒学解六艺，而非就六艺折中于六艺矣，至于《春秋》一经，则更已成为“断”阴阳灾异，以至“断”狱之学。六艺出于古史学而变为经学，《春秋》更走入阴阳灾异之学，由是《春秋》之原为古史学，遂不复或不易为人所悉，以致古代史官所职以及史学之发展，益更不明。
当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时，壶遂质问其“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司马迁为此紧张得借用前面董仲舒之言，声言《春秋》为“为天下仪表”，是孔子透过褒贬“以达王事”之书，并再用自己之语言，引《公羊》学之义，长篇大论推崇《春秋》云：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此为肯定《春秋》载述绝对真理之表示。又当壶遂再问及“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之时，司马迁面对尊圣宗经之格局，更紧张得唯唯否否，力辩云：
不然！……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谬矣。
此言乃表示其所为是继承史官之志业，目的是欲用述故事（历史事实）来整齐世间传闻，以追求历史真相，而非所谓作一王之法也。述故事整齐世传是学术（史学）范畴之事，而垂文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则是绝对真理，以故司马迁急着撇清，力谓不能“比之於《春秋》”。盖因其根据《春秋》学在当时之质变，也认为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27]因而是经之缘故也。显然，司马迁已于其学术观念中，将史学与今文经之《春秋》公羊学作了清楚划分，被其质疑之《春秋》灾异学更无论矣，故在学术史上，此实为首次史学与经学分流观念之表现。此观念不待魏晋以降始出现，只是在《公羊》大盛、《谷梁》继兴之世，其间刘向、刘歆父子又为《七略》，将《太史公》书列入“春秋类”，故令经、史分流之观念，需延后始由晦渐明而已。[28]
为此，年十岁则诵古文之司马迁，撰《太史公》书时，重视《公羊》学以及诸子学论说“故事”之处，远轻于其征引古文经。例如，撰述第一篇《五帝本纪》时，即以“太史公曰”的方式，明确提出依本文献主义足征原则以整齐世之传闻，乃谓：
《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撰述《十二诸侯年表》时，更径直批评“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此两处所言及之《春秋》，其实所指为《左氏春秋》，故于《吴太伯世家》遂更直接云：“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盖稍前时自鲁恭王壁所出土者乃是古文之《左氏春秋》，在西汉世不被视为传经之作，因而也就不被立于学官，[29]但却是桓潭所谓“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之传。
由此可知，儒家弟子传闻以及所传闻，继续“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如此，孔子之《春秋》被董仲舒等人扭曲如彼，至于诸子之随意利用史事以立说则更无论矣，以故司马迁遂于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时，祖述孔子所定《春秋》教之原意，依据六艺学——亦即古史学——之原貌，并参考以史传经、以事见义而言事合一之古文《左氏春秋》，论考历史发生之行事，稽其发展成败兴坏之理，于是整齐旧史，开创其新史学。其《自序》声称欲“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称欲“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盖即指此而言。此处所谓的六经异传殆即针对儒家弟子之人人异端，而所谓的百家杂语则是针对随意用史立说之诸子学而言也。
总而言之，儒家者流盖出于孔子，孔子所学则本于王官，尤其源于史官，所以章学诚“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六经皆史”之说殆近于真。然而，孔子虽是私家修史之祖，且不无“述中带作”，但所承来自古史学，被弟子各安其意为口传解释，以致渐失其真，尤其《春秋》一艺，渐渐脱离了孔子作《春秋》以及“《春秋》教”之原意与用心，遂将《春秋》“属辞比事”“属辞比事而不乱”之艺，带往以王道义法辨是非之经学方向发展，至汉初已是孔子创制，“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之绝对真理；复因董仲舒之论说，竟至变成“《春秋》以断事”之阴阳灾异学经典。是则可知，原出王官之六艺古史学，凝敛而为子学之儒家，复为后学之儒家子弟，反以仁义礼智之儒学解释之，而奉以为经。此由儒艺而至儒经之变化——六艺学之变经，遂令经学由古史学之宗子变成别子；及至《春秋》经学引入阴阳灾异之术，是为《春秋》的经变，令此古史学再变质，与早期儒学大不相同矣，或可称之为“今文儒学”或“新儒学”。[30]《春秋》学不论经学化或灾异化，要之至汉武帝朝已自成新学术，以故使古史学之承传流变因以不明，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之认识，自汉以后遂鲜有深识于此者。
其后主张“六经皆史”，“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章学诚，竟于其《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申论其自谓出于王官政典之《春秋》史学是“家学”，而批评唐宋以降已不明此旨，其说云：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以独断於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31]
其实此说不仅有自我矛盾之嫌，兼且亦笼统混乱。因为就先秦学术而言，“孔子所学”是王官之古史学，“孔子之学”始是李斯所谓之“私学”，为“百家语”之一的儒家“家学”。而且，笔削的方法或许蕴有独断于一心，而欲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之意者，但是殆不可能轻易臻至事具始末，而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境界。
退一步而论，后世以马、班史学为主流，而此新史学之正式创始者是司马迁，其人颇有意于“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又欲“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则后世史学之主流发展，诚与《春秋》古史学——古文《左氏春秋》学一脉相承有关；但观司马迁上述正、继、本、拾、协诸言，可知其史学之渊源亦不仅“本乎《春秋》”一艺，而是推本于由孔子所传、源出于官学的全部六艺之学，否则即无以解释其《太史公》一书为何撰有礼、乐、律、历等八书。至于司马迁所欲成就之“一家之言”，诚如其《自序》所述，概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以通古今之变，而“俟后世圣人君子”之家学。因此，纵使孔子作《春秋》，内有笔削之义而文成规矩，而又有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之意，然大体仍是承传古史学，阐明王制义法，而颇加予一己之笔削及意见而已，尚未完全脱离官方之史学方法以及价值系统。此与司马迁自言之史学方法，以至其“是非颇缪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之独立史学价值相比，[32]二者可谓大有差距。何况司马迁治史追求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如此才能真正成就“事具始末”，“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家学”。其详愿留下章再赘。章氏不明《春秋》学之由艺变经，再因经变而为灾异之学，是司马迁所不敢自比者；更不明古史学与新史学间之流变发展，以及二者性质与宗旨之异同。于是执《春秋》经学之说以论《春秋》古史学，复将《春秋》古史学与《太史公》新史学混为一谈，殆有违于原始察终以及属辞比事而不乱之旨，难怪其于《文史通义》开章高论《易教》《书教》《诗教》之余，尚缺《春秋教》之篇章也。
[1] 见《周礼·地官司徒》之“大司徒”及“保氏”职掌，页15及21。
[2] 孔子原无内圣外王之言，此言乃后世儒者所发挥。《礼记·大学》载儒学作为“一以贯之”之学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可见当初并无内圣外王之分。
[3] 文章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集刊》4～3，1934年版。
[4] 参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卷七十四，页2348。
[5] 详见《荀子·儒效篇第八》，（王先谦《荀子集解》，台北，世界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78年，后同）页73～93。
[6] 孟子见齐宣王，“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此是在君主面前说明人民对暴君有革命权。又，孟子之时，已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以故孟子大力宣扬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自称“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声言是为了继承三圣（指禹、周公、孔子）之后，欲以辩来“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至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则是继立德、立功、立言之后，欲以立辩卫道，其学说境界实高于荀子。
[7] 墨子称引诗书，以故《淮南子·主术训》谓“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而同书《要略》篇更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云。按：孔子所取之诗书仅是王官所存之少数，例如，诗有三千而孔子仅取三百，因此有佚诗佚书之名。孔、墨既是皆修先圣之术，即有可能同取材于王官，以故所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者，殆可置疑。本文以下所引诸子书，均据台北，世界书局，《新编诸子集成》，但标点符号则作者自为。
[8] 参见《汉书·艺文志》，卷三十，页1746。
[9] 本段述兼爱之内容与引文，请详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四《兼爱》上、中、下三篇，述天志之内容与引文，见卷七《天志》上、中、下三篇，不赘注。
[10] 《孟子》末章载孟子曰：“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公羊传》则三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见隐公元年冬十二月、桓公二年三月、哀公十四年春三条。
[11] 语见《谷梁传》桓公二年正月条，页6。按：《礼记》成书于周、秦之间，以故应为闻而知之或所传闻而知之之说，盖《论语》无载此言，而亦少见如此整齐长篇之言论。
[12] 详见《墨子间诂》卷九《非儒下》，上篇已佚。
[13] 详见《荀子·非十二子篇》，卷三，页59～66。
[14] 详见《文史通义·内篇一》（台北，华世出版社，1980年版），卷一，页28。
[15] 详见《荀子·劝学篇第一》，卷一，页71。
[16] 孔子曾庭训其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他曾解释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表示诗不仅可以表达情志、有利交际，且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增广知识，起码此亦为孔门诗教之目标。
[17] 此二经须先读，其实至汉代犹然，如前述的刘歆，就是“少通《诗》《书》而善属文”；著名诗篇《孔雀东南飞》中，兰芝自谓“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也是其例。余例尚多，于此不赘。
[18] 《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类似之言亦见于《礼记·中庸》，所谓“子曰：吾说夏礼，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是也。
[19]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怿，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见《史记》卷九十七，页2699）。本文所据《新语》的版本是世界书局《新编诸子集成》。
[20] 例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以《春秋》为例，指出“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可见形诸文字者称为传，仍为口传者亦称为传。
[21] 见《史记·匈奴列传》，卷一百一十，页2919。
[22] 《新论》收入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2年版）之《全后汉文》，卷一四，页546。
[23] 引文见《公羊传》鲁哀公十四年春之末章，页67。按：公羊高解说《春秋》，当时仅是口传，至汉景帝时始由其玄孙公羊寿与胡毋生录而为书，内多称引谶纬以阐述《春秋》之微言大义。前引班固所谓“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即指此而言。
[24] 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卷五十六，页2498～2523。关于董仲舒的问题，本书后文将有详论。
[25] 《春秋》开始即记“隐公元年春王正月”，而此月不记任何事，径跳至记“三月，公及邾仪父盟於蔑”。按：“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盖是鲁奉周正朔，周礼又备於鲁，故为鲁史官例行之记事法罢了。然而，《公羊传》则作如此解说：“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说遂被后之儒者谓为“五始”，并引申出一套“大一统”观念。
[26] 董仲舒《史》《汉》皆有传，引文见于《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传》；对此，《汉书·董仲舒传》但谓“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质疑无司马迁之强烈。
[27] 此处引文见《史记·儒林列传》之太史公曰。
[28] 《公羊》在汉武帝朝已列入学官而大盛，《谷梁》则至宣帝朝始列学官，皆为今文经。刘向奉宣帝诏治《谷梁》，刘歆则推崇不受重视之古文《左传》，且曾数次非难其父，事详见《汉书·楚元王传·刘歆附传》，卷三十六，页1967～1971。又，刘氏父子将《太史公》书列入“春秋类”，若非因经学太盛，或故意忽略司马迁观念之故，则应是格于汉世史书少而未便独立分类之现实。或许既是因经学太盛而又格于汉世史书少，以故无奈为此分类，而令经、史分流之观念需延后始能呈现，是则亦为学术发展史之无奈也。
[29] 十岁诵古文是司马迁于《自序》之自述，而迁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以故征引皆古文说，事详见《汉书·儒林传·孔安国传》，卷八十八，页3607。
[30] 汉人尚“新”，以故书有《新书》《新语》《新论》诸名，国则有王莽之新朝，以故笔者从早期儒学之流变而言，视汉之儒学实为“新儒学”，同理汉之史学实为“新史学”。若“新儒学”必指宋明儒学，“新史学”必指当代史学，则是拘执而不通变耳。
[31] 详见《文史通义》内篇四，页137～143。
[32] 语见《汉书·司马迁传》末班固之赞曰，卷六十二，页2737～2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