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生前身后的矛盾
法国旧制度下的人是会变形的，不能说坏制度与人的变形有直接关系，但18世纪的法国却是如此。旧制度、启蒙与革命是上演变形记的三个场景，每个场景里有很多小台子，台子上的人奇形怪状，有的笑着哭，有的哭着笑，但都戴着面具，穿着礼服，举止优雅。对于没有身份的人，这是有诱惑力的仪式，他迷恋于此，一次次将虚无化为实在，将卑微扮成庄严。人的变形是对现代制度的威胁，在独立人格消失的地方，权力契约没有实践的可能，法律规范是空悬的注视，不再有规训恶的力量。因一己之私损及普遍正义，这样的人更没有身份，在道德意义上他是施害与受害的矛盾体，在政治意义上也是个矛盾体，热心于正义，但更愿意捣乱。变形者的生活不真不假，无是无非，一旦进入流动的历史空间，变形就再也停不下来，生前在变，死后在变，在变化中消失了存在的迹象，复归于无。所有存在过的一点点瓦解，人的变形是对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威胁。现代法国早期史上有一个制度、风俗与人构成的不断变化的循环，制度让风俗变形，风俗让人变形，变形的人又会剥夺风俗制度的实践力，革命暴力的失控与此有关。但什么是变形的第一原因，这是法国史的大问题。
一个人的命运是对时代风俗的注释，这话听起来高傲，对于卢梭却不过分，反之也成立，他的境遇里有法国风俗动乱的线索。生前，他为病所困，一次次地对抗死亡与绝望，医生无从诊治，他在权力的追捕下四处逃亡，情感与理性失衡。启蒙时代有一套身体道德体系，它是无形的，但无处不在。一个人要进入文学共和国（République des lettres）[1]，并成为其中响当当的人物，首先要经过这套道德体系的审查，卢梭因为与性病相似的身体问题而为之否定；其次要依赖优雅的交往能力，但赴英避难时，卢梭与同侪的矛盾爆发了，报刊舆论以讹传讹，使其进退维谷。他要退出文学共和国，心境不同于以往，之前渴求同代人评判是非，之后寄希望于后代人，写作风格由启蒙理性向浪漫主义过渡。
卢梭的变形记从此开始。1766—1778年，公共视野侵入他的私人空间，有人迷恋他的雄辩文辞与古典美德，有人斥其疯癫无常、愤世嫉俗（再生的第欧根尼），有人说他谦和有礼、有天真的孩子气，有人说他高傲世故、善于伪装。从他1778年去世到法国革命是卢梭形象最复杂的时期，源于生命体验的身体话语有了殉道的意义，但也是为人奚落的根据。1778年卢梭去世后的四年里，他是公共舆论里浮动的幻象，一个在困苦中寻求美德的圣贤，同时又被人斥作道德侏儒。1782—1789年《忏悔录》出版后，卢梭所描绘的现代人的心理进入了公共空间，他的心理中有坦诚，也有卑琐。1789—1794年革命的前五年，他的形象走向极端，成为一个不受玷污的政治偶像，一度是革命意识形态。1794年恐怖时代结束，他又回归历史领域，那时的人厌倦了革命的修辞术，要发现真实的卢梭，却难免偏颇的道德审判。
法国人打碎旧制度之际流行的是解释性的话语体系，其中有寻找新生、与故往决裂的诉求。但政治动荡无从赋予个体以确定的身份，人心越乱，变革的愿望越强烈，卢梭的形象越偏离生命意义。生前他是孤独者，戚戚无所依，革命时代是受人仰慕的精神领袖，革命后，各类政治意识（民主、自由、平等、专制）从他的思想中寻找政治现代化的方案，却难以形成有实践力的共识，他的形象所以多变：美德之士、自然之子、无耻的疯子、有理性的疯子，心理病态、神经官能症、或源于尿道炎的智力障碍，狂热的个体主义者、专断的社会主义者、不安分的外国佬、现代社会的立法者、法兰西传统的背叛者，不一而足。这是原告缺席的审判，卢梭承受的是有罪推定，或无罪辩护，由此成就了单向度解释学的风格。
法国革命时代，单向度解释学的语法结构是“卢梭认为……”或“卢梭说……”表面上这是一套夺人耳目的革命话语，实践中却有曲解。卢梭不会在颂扬或诋毁中复活，也不能到场申辩。所以，生命意义上的卢梭在这套解释学里是隐没的，大行其道的是政治化的卢梭、情感化的卢梭，一个停不下来的变形者。若不突破革命话语的控制力，一个观点就此而来：卢梭与卢梭思想解释学是一回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卢梭研究的背景不同于以往，在现代性批判的潮流中，启蒙时代的冷漠与利己主义为人揭露，理性、乐观、进步、求真不再是法国启蒙精神的指代。犹太人和法国人的质疑最激烈，霍克海默（M. Horkheimer）、阿多诺（T. Adorno）将启蒙后的世界看作“巨型的监狱”，福柯严厉批评理性与权力的隐秘关系，“启蒙的每个进步也许是迈向黑暗的又一步”。此时，卢梭的意义在于，他为什么批判现代文明？现代性批判将怒气抛向启蒙，但它是否考虑过：与旧观念相比，启蒙如何革新了法国旧制度？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启蒙风格不同，卢梭在多大意义上能代表启蒙的普遍精神？
在西方现代思想界，世界战争的精神创伤已趋愈合，动荡的心归于沉寂，个体的政治和经济身份确定，关于制度与风俗的争论平息，那些曾在新旧变革之际引领风潮的智慧之光在黯淡，卢梭问题回归学术史传统，他的力量在削弱，更多的是一个学术符号。这是不是说他的意义更多是在变革旧制度的时代，最迫切的研究欲求来自动荡时代人与制度的关系，或个体的身份焦虑？卢梭研究不是单纯的思想问题，他以生命体验塑造了时代精神，又为之塑造，所以一个人谈论卢梭时，他谈论更多的可能是法国的时代精神。
对于卢梭历史形象里的矛盾，启蒙时代的人际纷争和革命时代的观念冲突是外部视野，触不到人的心理。公共交往、作品理念、政治影响等可用于分析多数思想家，不足以确定卢梭的身份。卢梭创造了一个身体话语体系，包括对病痛的夸张解读、渴望反抗却不得门路的愤怒，以及个体愤怒与现代性批判的隐秘关系。这套话语是感性的风格，来自于他的生存体验。他最初是在巴黎谋生的文学青年，一个生活在天主教国家的新教徒，或法国强势文化意识下的日内瓦公民，这是他的公共身份；而在私人空间，他是处境艰难的病人，对天气变化敏感，无力抚养孩子，夫妻不和睦。尘世中无依靠，他就游荡于现代精神与古典美德、上帝垂恩与自我救赎之间，一个与时代精神若即若离的人，模糊的身份使之觉察到风俗的晦暗，于是愤怒地批判，当时的人却斥之为败德者。道德审判剥夺了他的辩解资格，怀疑的目光不断消解着坦白的意图，说什么都没人相信。迫于无奈，他不再对同代人诉说，也不再向上帝悔罪，他要寻求后代人的评判，天堂与地狱的语境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历史意识。卢梭由启蒙哲学家向浪漫派的转变有法国文学共和国的败落之象。
卢梭的变形又在于他的性情，言行前后不一，观念因时而变，不具备与年龄相符的渐进性。1750年前，他创作戏剧诗歌，文辞优雅、情感真挚，认同科学的价值，第戎科学院征文获奖后他却成了科学艺术的批判者。他和特蕾兹育有五个孩子，都被送往育婴院，但他在文字里关怀儿童成长，对待身边的小孩和蔼可亲。青年卢梭渴望文学共和国的名利，1766年后却拒绝公共交往。对于医生，他恨之入骨，却时常研究医学，种植药用植物，并与医生往来不断。同代人的理解各不相同，后代人的解读聚讼纷纭，自启蒙运动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政治辩论与思想对抗中，他的形象变幻不定，批评与赞扬之间有难以化解的障碍，理智上不能，情感上也不能。卢梭问题最需要澄清时，研究语境混乱，学术政治化，而有足够的研究基础后，党派之争平息，卢梭已远离争端。对于外国人，这是开拓的机会，以旁观的视野追踪卢梭的历史命运和法国革命暴力的起源，从中发现社会动荡与人心惶恐的因果关系，这是历史批判的目标。
为什么以“一七六六年的卢梭”为题
自1904年日内瓦成立卢梭研究会（Société Jean-Jacques Rousseau）以来，学术积累足以突破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对卢梭问题的左右，重新发现卢梭的意义：生存体验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风格？他是启蒙的还是反启蒙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他是政治保守派还是激进革命派，他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有什么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研究界在卢梭问题上为什么没有共同的话语？法国索邦大学的卢梭研究会（Equipe J.-J. Rousseau）在拉米诺（Tanguy L'Aminot）的领导下尽力收录各国研究，他们的努力是通向普世意义的卢梭，还是民族意义的卢梭？是现代学术化的卢梭，还是作为旧制度变革者的卢梭？
西方卢梭研究素来有英美与欧陆之分，英国人罗素说“希特勒是卢梭的结果”，该论断的背景是极权主义批判。罗素沿袭了伯克的观念，将法国人破坏传统的狂热归咎于卢梭，但罗素是否想过：革命派认同的为什么是卢梭，而不是伏尔泰或孟德斯鸠？法国人敬仰的难道就是卢梭，而不是卢梭的影子？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偏于道德评价，他发现《忏悔录》的作者表面坦率，内心狡诈，他抱怨病痛，是为博取同情，文辞间是压倒一切的利己主义，他的健康不像他所描绘的那么糟。那么，卢梭的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如何摆脱政治情感对研究者的不当影响？
卢梭在英国一度很受欢迎，读者对之既好奇，又喜爱，还有几分同情，但1766年休谟卢梭之争后，他们的看法转向负面。这场争论因何而起，与现代早期舆论的缺陷有没有关系？法国革命时代，这场争论为什么被视为英国人贬低法国的阴谋？逃亡路上，境遇艰难，身心问题如何影响了《忏悔录》的写作？1766年对于卢梭是终点，又是起点，之前的经历汇集于此，被他的情感引爆，他的新生开始了。所以，本书定题为“一七六六年的卢梭”，关乎一个人生前身后的命运，是旧制度、启蒙与革命年代的风俗画，又是法国现代政治意识走向混乱的序曲。
以一年旧事解释法国的制度、风俗与人心，会不会过于牵强？1766年是平凡的一年，不像1789年或1939年那样已经成为历史的路标。那一年，社会运行如常，新思想与旧制度对抗加剧，但没有震撼人心的变故。欧洲正处在小冰川期，冬季寒冷多雪，交通时常受阻，仰赖车马的邮政系统不能稳定地传递信息，文学共和国的机制时而紊乱。《法国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的风格仍在君权、教权与现代思想间盘桓，那一年，它发表了一篇宗教界不喜欢的文章《关于精神的准确性》，法兰西学院发起年度诗歌竞赛，皇家外科医学院公布评奖启事，鲁昂科学院公示去年的获奖名单，包括数学奖、解剖学奖、植物学奖、外科医学奖，第戎科学院坚持它的风格，又在该报刊登反科学的文章，但人工排版难免会有疏漏，6会印成9。
1766年，文学共和国的事业在进展。三年前，伏尔泰借助舆论为卡拉（Jean Calas）平反后，名声大噪，此时到瑞士费尔奈（Ferney）拜访“哲学王”的人络绎不绝，最严苛的评判家也对之礼让三分；里尔丹侯爵根据启蒙理念建设他的领地埃莫农维尔，是欧洲青年旅行的一站；科西嘉的领袖保利（P. Paoli）推行教育改革与共和理念，多少影响了青年拿破仑；狄德罗和达朗贝尔历尽周折，1765年出版《百科全书》（十七卷），最终确立了现代理性的风格，此时，他们忙于收集读者的意见，并准备编辑一部工艺图谱。同年，爱尔维修（Helvétius）夫人在巴黎筹建了“科学共济会”，它是致力于科学事业的“九姐妹共济会”（Les Neuf Soeurs）的前身；亚当·斯密陪同布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ch）游历欧洲，1766年在巴黎停驻，参与重农学派的沙龙，他的法语不好，但获悉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理念，后用之于《国富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
历史一如往常，在稳定的变化里没有转折、破碎或重生，但这一年对于卢梭的意义不同，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在他看来差异明显。1750年8月，《法国信使报》报道《论科学与艺术》获奖的消息，他得以进入文学共和国，在这个嘈杂的舆论空间里混了十多年后，他力不能支。1766年是卢梭生命中最艰苦的一年，争吵、逃亡、病痛，内心深处的压抑感爆发了，不是赤裸裸的报复，而是以精神问题的形式，自我伤害。此后他要逃离文学共和国，写作风格上从启蒙者转向浪漫派，之前注重理性分析，之后强调人的感受。在工业化进程里，古典时代的静穆不见了，乐观主义与理想主义退却，羊毛、亚麻、棉花、煤炭的产量每十几年就成倍增长，人口向工厂聚集，服从于机器的节奏。早期工人未经启蒙就被卷入生产制度，与机器接触的身体（手、脚和嘴唇）有了现代含义，他们的心里有新奇，也有迷茫，有人克服了迷茫，而更多的人在迷茫中老去。制度之恶无处不在，打不破，脱不开，人人向往美，但人人有可能作恶。在这样的时代，卢梭的晚年风格为人推崇。
现代学术研究注重理性分析和因果关系，但卢梭的后期作品里更多的是模糊的感受，那是一套关于喜怒哀乐的因果关系。18世纪中期，古典主义风格向现代风格过渡，现代人格相互对立，公共交往多有冲突，卢梭在贫困、孤独与病痛中对此体会更深切，他的感性修辞是时代精神动荡的征象。鉴于此，本书不排斥对卢梭的情感化解读，如实归纳18世纪的人认为是准确的、而事实上是冲动的观念。这些缺少认同、充满敌意的精神映像是阅读文本的即时反应，未及有影响就消失了，不值得深入分析，但不能视而不见，因为人的历史处境就包含在这些偶然性里。
卢梭思想的意义兼具民族性和普世性，有过旧制度生存经验的人会从其中发现一些相似性，但前提是默认观念在不同地域之间的自由转换。这样的转换简单易行，却可能是现代学术的陷阱，因为脱离了历史语境，研究者会混淆观念的相似性与相关性，忽视一个观念在不同地区的差异，然后以修辞术营造让人身临其境的剧场效应，尽管逻辑严密，却是空中楼阁。
[1] “文学共和国”是文艺复兴时代在欧洲新生的精神国度，1684—1718年，先后由培尔（Pierre Bayle）、拉洛克（Daniel de Larroque）、博兰（Jean Barrin）和勒克莱（Jean Le Clerc）主编《文学共和国新闻报》（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这一称谓遂广为传播。18世纪，法国文人普遍将具有批判性和倡导科学艺术的语言空间称作“文学共和国”，并自视为文学共和国的“公民”，即现代所谓的法国启蒙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