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翁与高燮曾荐康的关系
康有为戊戌年在北京的活动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与近代政治关系也最大。康氏自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南还，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再返北京，有两年的时间。此间他主要在粤从事授学、办报活动。丁酉冬胶州湾事件前后，康氏再次经沪抵达北京。
茅海建教授在最新研究中强调，康有为此次北上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代何廷光等港澳商人为巴西移民事宜到总理衙门疏通关系，这是以往学界很少关注的一个重要细节。[38]很明显，康氏此次北上是临时来京办事，并非要销假到部供职。只是抵达北京后，正值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京城内外群情激愤，才使他重新找到了两年前公车上书时的感觉，遂再次上书抗言，领袖群伦，成为京城中备受瞩目的活跃人物。从这层意义上说，康有为在戊戌年的脱颖而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商办巴西移民事宜搁浅、工部堂官拒绝代其条陈（《上清帝第五书》）的不利境遇中，康有为大显身手，策动给事中高燮曾上疏保举，历经周折，最终实现了上书皇帝的目的，由此开启了戊戌变法的历史序幕。在此过程中，张荫桓在幕后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且远远超过翁同龢。
康有为向工部递上条陈（《上清帝第五书》），请求代递的时间，约是十一月初。据康氏年谱，上书遭堂官拒绝后他曾与杨锐（叔峤）、王鹏运（幼霞）、高燮曾（理臣）等商议对策。因上书无望，遂有南归的决定，并拜谒翁同龢，投书告归。十一月十八日准备出发，行李已上车，翁同龢忽然来留行。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翁氏在光绪帝面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39]这是康有为对翁同龢如何举荐自己向世人所做的经典叙述，看上去似乎合情合理，其实，掩盖了“谋主”张荫桓的幕后活动有些情节并不可信。
茅海建先生据康年谱所述，认为康氏丁酉十月来京后多次与李鸿章（合肥）商议巴西移民事宜，并推测康“可能通过于式枚之介”得以与李鸿章建立了联系。[40]笔者以为此论值得讨论。康与张荫桓同乡同里，早已建立起深厚的私谊，况且，张还是总署的实权人物，康此行无疑是奔张而来，“屡与商议”者应是樵野，不可能是合肥。[41]同样，对康氏上书活动全力支持的人也是张荫桓。
张氏政变后曾对押解官员谈起康的上书活动：“兹祸之起，康有为固非罪魁，实翁常熟酿成之……时欲上书，央我介绍，常熟允见，及康往而辞焉。余讶以问翁，翁应曰：此天下奇才也，吾无以位置之，是以不敢见。后竟奏荐朝廷，拟召见。”[42]张氏此论难免有诿过的嫌疑，但是，也说明在康氏进用问题上，翁氏也绝非局外人。张氏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张曾介绍康往见翁同龢。康欲见翁，尚需张氏从中介绍，表明翁、康之间确实比较隔膜，绝不像康年谱所说的那么亲近。年谱中记述被工部拒绝后与杨锐等京官商议上书对策事甚详，独不言经张荫桓介绍拜访翁氏这个环节，这是有意隐讳。
张荫桓称翁氏先是拒绝见康，后来又将康“奏荐朝廷，拟召见”，翁氏的态度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对此，张氏未做解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核心问题。
高氏疏荐是康有为变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本来通过工部堂官代递条陈是康氏上书的常规途径，在这条路被切断的情况下，康氏调整了策略：一方面，在京、沪大量刊印散布《上清帝第五书》，扩大宣传，制造舆论，引起士林的关注与声援；另一方面争取一些京官的支持，另辟蹊径，运动言官上疏保荐。十一月十九日兵科给事中高燮曾附片举荐康有为，就是康氏积极运动的结果。在这份《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弭兵会片》中，高氏云：
臣闻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其大旨以排纷解难，修好息民为务，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著有声望者，皆准入会。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现在时事艰难，日甚一日，外洋狡谋已露，正宜破格用人为自存计。所谓请自隗始者，不必待其自荐也。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43]
观高氏此片，其主旨是请朝廷“破格用人”，“特予召对”康有为，并派其入瑞士弭兵会“遇事维持”，以消外患。该片与同时递上的《请密与德国订立盟约不必牵连教案折》及《李秉衡不宜废弃片》[44]相辅相成，都是针对陷于困境中的中德胶州湾交涉而言的。现已证明，荐康之片实为康自己所拟，由杨锐介绍，交高氏递上者，系康氏按照京城里的潜规则——“买都老爷上折子”的结果。[45]入弭兵会不过是托辞，“特予召对”才是康氏真正的目的。此时康的目标已经不止是上书皇帝，而是要争取面圣建言。这反映出胶州湾危机时康有为急于进用的心态。
康年谱称，高燮曾疏荐前一日，翁同龢曾到南海会馆挽留即将出京的康氏。这个细节通常被视为翁氏“荐康”的重要表征。数年前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两位先生通过对翁氏日记原稿的考察，发现十一月十八日这天的日记内容确有改动，原稿有半页被裁去，现在看到的是重新缮贴的。他们认为，这是翁氏在政变后为避祸对日记所做的删改，目的是为了隐去这天清晨到南海会馆访康的情节；[46]茅海建教授在最新研究中也重申此论，认为翁氏挽留康有为确有其事，为康氏政治活动之大转折。[47]笔者以为，这天翁氏到南海会馆挽留过康氏的说法不可信。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康有为此时正在积极进取，怎会萌发南归的念头？而恰恰又在贿买高氏疏荐之前？尽管康年谱将翁之“挽留”与次日高燮曾“奏荐”的发生描述得那么自然，暗示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既得知康氏于幕后策划高燮曾疏荐的真相，自可判断此时他绝不会有南归的决定。因此，所谓翁氏前去挽留的情节自然是靠不住的。对此，台湾学者黄彰健曾指出，翁氏前去留康的情节是宣统三年（1911年）在日本影印的《明夷阁诗集》所收《怀翁常熟去国》诗中首次披露的，而此诗系康在政变后补作的。[48]后来康有为也曾多次提及这个情节。[49]可以断言，这个出典于“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感人故事，应是康氏政变后杜撰的。
相反，在高燮曾疏荐前夕康氏拜访翁被拒绝倒是确实发生过的事情。翁氏拒康，不仅有张荫桓提供的证据，翁同龢日记也有反映。政变后康有为逃亡香港，戊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接受《中国邮报》（China Mail，又称《德臣西报》）记者的采访时称：“我由湖北人御史高燮曾所荐，翁同龢及礼部尚书李端棻亦留意于我，有谓翁守旧党，实非也，实翁、李二臣屡欲荐我在皇上左右以备顾问。”[50]这篇谈话稍后被上海《新闻报》所转载，九月初四日翁氏在常熟家中看到报道，他在日记中写道：“《新闻报》等本皆谎谬，今日所刊康逆语，谓余论荐，尤奇，想我拒绝，欲计倾我耶？！”[51]这里的“想我拒绝”是与张荫桓提到的“及康往而辞焉”，均与高氏疏荐的语境相关，说的应是一回事。
康有为拜访翁氏遭拒的情节，现存翁氏日记不见记载。据孔祥吉、村田先生研究，这年十一月翁氏日记只有十八、十九日这两天有改动。[52]而康有为编造翁氏来访的故事，时间不早不晚，恰恰放在十八日这天，似非偶然，说明这天翁、康之间确实发生过联系。况且，康氏年谱稿本也曾流露过对翁的一丝不满。[53]所以，康氏在十八日这天往见翁氏遭拒的可能性非常大。
既然十八日翁氏访康之事纯属乌有，则翁氏重缮日记当别有原因。笔者以为，翁氏删改日记，重点非十八日这天的内容，似乎是十九日的内容。据翁万戈先生提供的翁日记原稿复印件，翁同龢重缮的半页文字，既有十八日的，也有十九日的。现将重缮内容下加划线：
十八日。晴，风止，大寒。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明发，一李秉衡开缺，自请却未提；一裕禄授川督，裕长等调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辱。臣愧悔无他，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激愤，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氏电，令洞察英德合谋状。南洋电。催信隆租船案，将船姑放。英德勾通情状已露，裕朗西电，英谋大连湾。窦使照会云，德有利益英当均沾特未揭破胶口耳。遣人告海靖，余等即往，伊推却云有要事不能候，然则变卦显然也。写荣侄信，小山信。贡物共三百三十四两，交立君。
十九日。稍和。子密销假，步犹弱。电信二，许、杨。发电二，罗大臣。明一，王鹏运、高燮曾皆论胶事，片二。见起四刻，辰正散。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也。未正赴总署，荫道午楼昌到，晤于署。陈名远递青溪矿事说帖，到署求见，未见。晚归。高御史燮曾保康有为入瑞典弭兵会，交总署酌核办理。[54]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十八日所记多为中德交涉事宜。当时，光绪帝转述慈禧对胶案交涉的不满，责备诸臣（主要指翁、张）不能整饬；翁氏辩称各国合谋图我，与德谈判，旋议旋翻，实非口舌所能了，且语气激愤。十九日的记载则较为简单，从辰正散值到未正赴署，几个时辰没有任何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张君与余同办一事，而忽合忽离，每至彼馆则偃卧谈笑，余所不喻也”一句显得十分突兀，从语境上分析，前后并无关联，“到彼馆”一说更是无从谈起。相反，这句话与前一天军机召对奏报中德交涉情况时的语境倒是十分吻合。笔者以为，这句话，本应是翁氏在十八日汇报中德交涉情况时说的，责难张氏，多少有推脱责任的意味，故“同列讶之”。翁氏在重缮日记时，将原来十八日的这段内容后移到了十九日，用以弥补删去的内容。可以断定，翁同龢删去的应是十九日清晨军机大臣召对时他对高氏疏荐康有为建议积极促动的内容。
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十九日高燮曾《请令主事康有为相机入弭兵会片》下注“随事递上，次日发下归箍”。[55]可知光绪帝这天一早见到高燮曾的折片后，并未直接批复，而是枢臣召见时复将高片带上，君臣共同商议后才令总署“酌核办理”的。[56]交片谕旨称：“本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等语，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57]这天枢臣召对长达四刻之久，翁同龢身兼枢译，尤有发言权，并面奉谕旨传知总署“钦遵”。可见，翁氏对此事有所推动是肯定的。但并非出于主动。因为在军机见起前，光绪帝先召见了张荫桓。[58]当时对德交涉已陷入僵局，君臣皆束手无策，派人参加弭兵会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办法。光绪帝在召见枢臣时令将高片交总署酌办，当与张氏奏言有直接关系。
翁同龢拒绝在私宅会晤康氏，却在公堂之上支持高燮曾荐康，这二者看起来矛盾，其实并不难理解。凭着丰富的官场经验，翁氏知道高燮曾疏荐是康操纵的，且有张荫桓的暗中支持，尤其是张氏在召对时对派员参加弭兵会已有铺陈，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既符合圣意，又迎合同僚，且无徇私之嫌，这便是翁同龢在拒康后，仍然支持将高燮曾折片交总署处理的全部理由。翁氏此举与其说是支持康有为，不如说是支持张荫桓。如果推断不误的话，翁同龢十九日日记中删去的内容可能还有散值后向张荫桓通报消息的情形。政变后张氏称翁“竟（将康）奏荐朝廷，拟召见”，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他们二人在支持高片交由总署办理方面彼此有过默契，应该无需怀疑。
总之，在高燮曾荐康一事上，张荫桓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由言官疏荐康有为，并以参加弭兵会为名目，这样的谋划，不可能没有张的参与。高氏选择在十九日这天递折，也非偶然，这天是户部值日，张荫桓有可能被召见（事实上确实如此）。军机大臣翁同龢所做的不过是秉承上意，顺水推舟，对总署办理高氏折片表现出支持的姿态而已。而且，高氏折片与其他奏疏一样，当时还被进呈给慈禧御览。[59]所以，很难说翁氏对高氏荐康的奏片有多么主动的支持。然而，当总署的酌核办理改变了康有为的政治命运，并成为引发政治风暴的导火索时，翁氏支持康氏的责任便凸显出来，这是翁事先未曾预料到的，更何况他又参与了后来一系列进呈康书的活动。于是，删改十九日这天日记，便成为翁氏后来推脱责任的自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