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四月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后不久，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便被开缺，此事对时局影响甚为关键。上谕指责翁“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辞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故将其开缺回籍。^[1]对于翁的罢官，论者多认为幕后尚有不便形诸笔墨的深层原因。其中，有不少学者从清廷中枢满汉关系的角度有所阐述。^[2]笔者以为，翁同龢开缺虽与刚毅、荣禄等满洲权贵难脱干系，但仍须全面考量，似不可简单视为满汉矛盾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