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文化思潮。这种思潮最先出现于建筑和艺术界，然后发展到语言和文学界，最后进入历史学领域。因为涉及学科多、影响面广，所以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而现在似乎是日薄西山、很少有人问津了。然而在我国，对于后现代主义作品的介绍和研究却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有的甚至盲目地将其应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这不能不引起大家的注意和重视。本文只想就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以及它在历史学中的表现和影响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学者。

一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它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关系。

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力飞速发展，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出现，“新的消费类型；有计划的产品换代；时尚和风格转变方面前所未有的急速起落；广告、电视和媒体对社会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彻底渗透；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对过去城乡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紧张关系的取代；超级高速公路庞大网络的发展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点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和战前旧社会的彻底断裂，那时高等现代主义还是一种地下力量”^[1]。这就是说，西方在经历了“与自然较量”的“前工业化”社会和“与经过加工制作后的自然较量”的“工业化”社会后，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以“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的最主要的标志是科学技术优先地位的确立，科学技术官僚的产生以及消息技术在传统工业领域的广泛使用。

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向社会的所有领域扩展，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变化显著，传统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主体地位日益动摇，消费的作用日渐增大，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明显分离，消费者对于生产者一无所知，更不可能知道产品的生产过程和程序。由于商业的高度发达，消费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也日趋强烈，作为主体的个人常常被外界或客体所吸引，在某种程度上，客体甚至制约了主体的消费，制约了主体的思维、观念和行为。

与此同时，当代信息工业的蓬勃发展，使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途径和方式也有了显著的变化，电脑化、信息网络的发达，使符号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许多现实和客观的事物都可用符号来替代，人与现实、人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这些新的变化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面对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新事物的大批涌现、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许多学者都感到这个社会和以前的社会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不同，于是他们纷纷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了“后现代”（Postmodern）这样的概念，其中有些学者还开始用一种不同于现代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现实和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学术界不断地蔓延并发展起来。

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现代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历史学。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1973年，他出版了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题目是《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他以19世纪的四位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和布克哈特）和四位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为例，指出任何历史事实都不可能超越表达这些事实的话语形式，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所写的著作没什么不同，历史学家在写历史的时候，与其说是要追求真相，不如说是要追求语言的修辞效果；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没有什么区别，它并不享有可以讲述真理的特权，它同文学话语一样，都是书写表达某种愿望的“虚构故事”，是人们想象的产物。^[2]自从海登·怀特向历史学首先发难以后，后现代主义又从多个层面对现代主义史学进行攻击。历史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

后现代主义史学针对的主要对象显然是现代主义史学，也就是在启蒙时代建立起来的理性和科学史学。当然，在这以前，尼采、斯宾格勒和贝克尔等都对现代主义史学进行过不同的研究，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不过，他们的侧重点大都放在对史学家主观性的探讨方面，影响有限。而后现代主义则不同，它不但要挑战史学的科学性，而且还要颠覆史学的客观性，颠覆史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他们对现代史学的攻击点很多，但主要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后现代主义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否定普遍真理的存在。早在17世纪，西方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不但给西方生活带来了先进的方法和技术，而且也给西方思想界带来了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信心。学者们普遍认为，既然自然科学能揭示真理，那么人类也肯定能够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社会以及这一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正是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原来以讲述故事为目的的西方史学，也逐渐向科学靠拢。“不是我替历史说话，而是历史通过我说话”，这一说法就是当时历史学家对自身认识能力充满信心的真实写照。史学家们都深信，人们能通过人的理性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运用它来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大叙述”^[3]史学的大量出现正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产物。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大叙述”史学，否认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他们认为这些普遍原理带有许多政治的含义，是政治力量的结果，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不相信历史学家们所揭示的社会规律，认为持客观和中立态度的历史学家根本不存在。这是因为历史学家虽然具有其独特的训练模式，但历史学家在写作历史时，并不拥有特殊的语言，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必然带有一般语言都有的道德含义和文化成见。历史学家不可能在没有判断标准的情况下写作。巴尔特说得更加明确：“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结果，区别历史话语与其它话语的唯一特征就成了一个悖论：‘事实’只能作为话语中的一项存在于语言上，而我们通常的作法倒象是说，它完全是另一存在面上某物的、以及某种结构之外（extra-structural）‘现实’的单纯复制。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着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唯一的一种话语。”^[4]这样，历史学也就失去了其客观性和真实性。

第二，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否定历史著述的形式入手来动摇现代史学研究的基础。众所周知，西方史学著作都以叙述体作为其主要表述形式。一般都认为，作为历史表述的一种话语形式，叙述是中立的，它的作用是只反映作为其内容的客观实际，对于内容本身，它并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后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首先向叙述体这一写作形式开刀，认为“叙述，远不仅仅是一种话语形式，它可以填充不同的内容，不管它们是实际的还是想象的，因为在用演讲的或写作的方式使内容现实化以前，叙述已经具有了一种内容”^[5]，所以，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的叙述与虚构的话语、历史与虚构完全相同，很难区别。既然历史与虚构属于同一类别，那么，它的客观性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将史学与文学相提并论。后现代主义者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为了叙述事件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必然会编排故事，他提出了“情节设置”这一概念，认为“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表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从时间顺序表中得出的故事是……‘编织情节’（emplotment）的运作。我所称的‘编织情节’是指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同福莱所说的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6]。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文本也就变成了一种文学的制造物。这样，史学与文学之间的界限就不见了。史学与文学之间本质特征的消失，实际上也就动摇了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第四，突出“语言学转向”，夸大语言学的局限性。众所周知，人们的知识大都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过去，在语言学转向之前，人们认识不到语言的独立性，认识不到历史学家始终处在所处语言体系的局限之中，看不到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显然是不对的。后现代主义者正好抓住了这一弱点，大力强调语言的先在性，强调语言系统对于意义的限定，认为语言总是局部的，无法准确无误地传播思想，语言与思想行为不可能等量，即输出与接受之间无法取得均等。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语言与历史真实之间不可能相互一致。所以历史学家创作的著作是不真实的，是在制造一种科学的迷信。

第五，反对文本的确定意义，突出读者的重要作用。现代史学的重要目的是确定文本的主体地位，认为文本是作者原意的表现形式，读者只有通过阅读文本，才能正确领会和理解文本中作者的原意，了解作者作品的内涵。在这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比较明显。然而，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将文本意义确定化，认为文本的意义都是变化的，读者可以随意理解和把握文本的原意，而且还能对文本的内容和原意加以“创造”。这样，读者和作者、主观和客观之间的位置就被颠倒了，作者的权威性和独立性也就不复存在。所谓“作者死了”就是指这个意思。如果读者能随意解释史料或作品等文本，那么历史的真实性也就不复存在，历史学的基础也就消失了。

此外，后现代主义还在否定历史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否定历史的时间观念以及历史事实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然，其目的都是为了颠覆西方现代历史编撰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念，从而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使历史学重新回到讲故事的状态。

三

后现代主义进入史学领域的时间虽然较晚，但影响却很大。应该说，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们强调“历史叙述”带有明显的观点性或主体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因此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历史事实也即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外在性和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独立存在的现实。既然有历史事实存在，所以，寻找历史真相的活动不可能停止。正如伊格尔斯所说：“历史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从未与文学的思考方式完全分开，但是历史具有可靠的知识。不管对历史科学的前途如何从哲学上怀疑，历史专业化和寻求科学的严密性在20世纪都不会被颠倒的。”^[7]

后现代主义者将历史研究更多地固定在认识的中介环节语言上，甚至把原本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看成是主观的构建物，认为史学没有真相，史学家建构的过去并非历史的真实，而只是用语言组成的自以为真相的东西。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将史学虚无主义化。这种“语言决定论”的出现实际上就为极端相对主义历史观的发展提供了前提。

众所周知，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或理解，最后才是历史语言。语言之所以能与历史（话语、符号、文本等）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因为语言有助于人们认识历史事件、理解历史事实。后现代主义者把历史仅仅看作话语，显然是不对的。因为话语和文本只能建立在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如果没有作为认识对象的历史事实，没有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那么也就没有历史话语和历史文本。所以，从基础和存在论的角度上讲，客观的历史事实是第一位的，它与历史认识和表述历史的语言共同构成了历史意义的显现形态。人们在注意语言世界、文本世界、符号世界的同时，必须注意完全独立于语言世界以外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世界。

当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于历史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它促使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更加注意对史料的鉴别和判断；更加考虑历史认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注意历史学家自身的主观性，尽量避免历史学家本身可能出现的偏见，使历史学更具客观性；更加注意历史学的表述形式，准确运用历史语言文字，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把史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更加关心和注意以前不太注意的群体和现象，使历史研究更具全面性。

事实上，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后现代主义既是一种文化思潮，同时也不仅是一种文化思潮，在它的背后有其明显的政治性。正如西方学者詹明信所说：“眼前这个既源于美国又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后现代文化现象，乃是另一股处于文化以外的新潮流在文化范畴里（上层建筑里）的内向表现。这股全球性的发展倾向，直接因美国的军事与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张而形成，它导致一种霸权的成立，笼罩着世界上的所有文化。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或者从由来已久的阶级历史的观点来看），在文化的背后，尽是血腥、杀戮与死亡：一个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8]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大量翻译和介绍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时候，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如果我们不弄清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真实内涵，不顾东西方历史传统的差异，不顾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差异，不顾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把西方的这一文化思潮盲目地搬到中国，其后果显然是非常严重的，它不但会给我们带来严重的思想混乱，而且还会对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正确的价值体系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从而影响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我国学者应该认真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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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4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 参见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urope，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3] 大叙述（Grand Narrative）就是指思想家们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也即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哲学。

[4] [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李幼蒸译，59～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5] 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7，p.11.

[6] [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62～1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7] [美]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当代史学研究和理论》，陈海宏、刘文涛、李玉林等译，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8]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陈清侨等译，4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