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域的展开

需要声明的是，本书不是国语运动的“通史”，无意于对其做面面俱到的综论，而是采用问题导向方式，从思想史进路出发，在既存成果的基础上，选取若干前人关注较少或有待扩充的论题，寻绎其来龙去脉，进行“窄而深”（第一字是实况，第三字是理想）的探索。

本书围绕三个大的论域展开。首先，国语运动的终极目标是帮助中国摆脱灭亡的危机，建设一个独立、富强而统一的现代国家，那么，知识界是通过何种思路将语言文字与国家建设这样的大课题联结起来，提出了哪些主张，卷入并引发了哪些论争，又对官方的语言和教育政策产生了何种影响（并借此影响更大范围中的社会变动）？同时，语文改革运动内部也不是完全匀质的。它由若干个路向相近而又不尽相同的子运动构成，这些子运动通过汇合、交叉、分道和冲突，形成了充满张力的行动网络。我们怎样描述并评估这些子运动的互动进程及其结果？进一步说，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工程还有其他项目，它们有时相互推动，有时也彼此冲突。国语运动和其他“现代化”工程之间的关系如何？

其次，根据现代政治理论，国家主权在民，而人民之间是平等的。因此，不同地区、阶层、族群以及抱有不同政治主张的人们都试图掌握“国语”的阐释权：什么是“国语”？谁的话有资格成为“国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涉事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权益。他们怎样以“国民”（“人民”）的名义，对国语的各种象征性和实质性权利展开竞争？进一步说，平等不仅是国民之间的相处之道，也是国家对待国民的原则。如果转换到语言文字频道上，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国语和方言的位置究竟应如何摆放？

最后，为国语运动提供学理基础的是语言学，而中国语言学虽然继承了传统“小学”的成果，但整个学科的知识格局和研究导向都是西来的。作为现代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语言学必须秉承价值中立的“专业”立场；作为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中国语言学建设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价值取向。中国学者一面运用普适性科学术语对汉语进行描述和研究，一面试图颠覆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的定位。如果说，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完全绝世独立的话，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语言学所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政治环境。这既增强了它的社会性质，也强化了政治因素对它的影响。因此，本书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现代语言学怎样与非学术因素互动？

本书以时间为序，分作十章。其中，前三章主要围绕清末切音字运动展开。这个运动一向是学界研讨的重点，但既存成果主要限于事实的勾勒，本书试图在一个更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开掘其思想史意义。

第一章试图探讨切音字运动兴起的物质、社会和思想脉络，特别偏重在思想方面。用拼音拼读汉语，最初是由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提出的，一开始并未引起中国读书人的重视。直到甲午战败，国人文化自信全面崩溃，思维方式也在不自觉中被西人改变，汉字遂越来越被视为造成中国贫弱的主因之一。这一背景意味着，切音字运动不仅是一个语文运动，而且是一个通向中国近代全面转型的路标。所有这些因素都为国语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条件和动力，反过来，离开这一切，语言文字改革也难以获得有效解释。

切音字运动的出现，在试图解决某些问题的同时，亦引起了整个时代思想生态的变化，促成了不同思想种群关系的调整。本书接下来的两章就分别处理切音字运动引发的两个论争：一是如何处理切音字和汉字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切音字和语言统一的关系。这些论争取得了部分成果，但深层症结一路隐伏在此后的国语运动中，成为贯穿全程的主线。

切音字运动者对汉字虽不无批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所想的切音字，主要是为下层民众准备的，既是一种拼音书写工具，也是一种汉字注音工具。它虽然具有一定的“文字”性质，但并无替代汉字的意思。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希望尽力维护汉字的地位。不过，其时也确有少数激进分子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而切音字既以“字”名，也容易使人误解，遂引发国粹主义者的高度警惕：若普及识字的同时却造成文化传统的中断，其得失利弊，如何评估？文字一向被视作中国人文的核心所在，失去汉字，中国还是“中国”吗？此一争议引发的震荡历久不绝，内里实牵涉更深的层次：救中国，是否必须牺牲中国文化？20世纪中西文化论战的锋矢所向，显然无不辐辏于斯，这场争论的意义不言而喻。

第三章的论题从书面转向口头。切音字运动既立意为下层社会着想，便首重如何推广识字，对其他问题考虑不多。其时多数人不通官话，方音切音字遂流行一时。不过，随着语言统一思想逐渐风行，人们开始担忧：各地都推行本处的方音切音字，中国语文岂不随之分裂？普及识字意在开启民智，开启民智意在挽救危亡。倘民心不一，国家破碎，又何贵焉？但如欲二者得兼，又应采取何种办法？时人议论纷纭，启蒙与统一似乎陷入紧张状态。尽管随着讨论的深化，以“文字”统一“语言”的思路获得多数人的赞同，但警报并未解除。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普及识字和统一语言何者为先，仍是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斗争的胶着点。

第四章和第五章沿着切音字运动的线索，而扩大至整个汉语拼音化思潮。虽然前者常被认为是这一思潮的先驱，而且二者也确实存有关联，但后者的主张实际上要激进得多。它不是要创造一种汉字的注音符号，也不是要创造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而是要以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这样，它就把第二章提到的问题给明朗化了。这一思想最早由清末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宣扬，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者中风靡一时，到了三四十年代又成为左翼语文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其悬格过高，很难实现，也因而被一延再延，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影响力直到20世纪晚期才彻底式微。不过，本书同样不是要全面描述这一思潮的发展过程，而是试图从两个具体问题入手，探索其背后的思维逻辑，以及它和国语运动其他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语运动的基本假定是：在语言和文字之中，语言是主导因素，文字是用来摹写语言的，居于次要位置。此一假设决定了语文改革的总体方向，它集中从“言文一致”四个字中体现出来，其实质则是要求“文”随“言”走（不过本书也表明，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意识层面，问题都还有更复杂的一面）。说到言文一致，一般最容易想到的是白话文运动；其实，在时人的认知中，它也常被用来为汉语拼音化定位。^[96]进一步说，它们也都共同属于中国近代文化“声音转型”的一部分。^[97]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层次不同，一重文体，一重文字，但取向一致。而在汉语拼音化理论中，这一假定也被表述为一个历史发生逻辑：在起源上，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是附着于语言而产生的。这样，语文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就理所当然了。这些看法流露出浓厚的“声音中心主义”气息，无疑受到了西学的影响。不过，类似的讲法在中国早已存在，而汉语拼音化论者也往往会征引它们作为论据。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通过第四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观念中的一个片段，如何经过导向性诠释，被加工成了颠覆传统的力量。

第五章描述了这两个“言文一致”运动互动的过程。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波，造成各种主义同时蔚起，极大地改变了思想界的面貌。在此氛围下，汉语拼音化和白话文运动走向了高潮，也常常被视作同道。不过，二者实有激进和稳健之别，影响也随之而异：汉语拼音化必须以白话文为前提，但白话文的拥趸却未必支持汉语拼音化。同一时期，还有人提出废除汉语、采用世界语为国语的主张。这些主张引发了好几次论争，其中以白话文论战最为热闹，它们的讨论连带改变了整个时代的思想生态。汉语拼音化运动如何因应这些变化，调整自己的论证策略，是第五章关注的重点。

第六章转向语法层面，特别关注汉语在语言进化序列中的地位问题。在19世纪西方历史语言学中，汉语因为缺乏语尾变化而被定位为原始的孤立语。中国语言学家虽然深受西学影响，也接受了历史语言学的分类法和进化史观，但拒绝接受西人为汉语指派的位子。他们运用最新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努力论证汉语是“最先进”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第六章回应了前一章的议题：汉语既已跃居世界语言的前列，自不必急于用世界语代替；若里面还有什么缺陷，那都是汉字拖累的，只要改成拼音字就万事大吉了。不过，第六章所要讲的是，这场看似纯学理的讨论，背后具有明显的文化与政治考量，寄托了中国人对平等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追求。用前边的话说，这里既可以看到对西人的模仿，也可以看到抵抗和独立，而其最终的意向更是试图达到超越之境。

如果说第六章关注的是语言民族主义的对外一面的话，接下来的几章则从对内一面展开。其中，第七章关注标准语问题。顾名思义，标准语的关键全在“标准”（主要是语音标准）的确立。可是，要在此问题上使大家达成共识，并不容易。从晚清开始，人们就为此反复辩论，连带所及，官方标准也几经变迁。这些争议的焦点是：哪种语言可以“代表”全体国人，谁又有权力确定这个资格？这不是简单的意气之争，而是涉及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如何塑造一个既能凝聚国人普遍认同，又能满足不同群体的平等诉求的一体性文化？不同人群在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及其背后的利益分配趋势息息相关。正因如此，这些论战的开展维度也是多方位的，既交杂了不同地域、阶级意识的冲突，也寄托了不同政治群体各异的“国家”理想，同时更攸关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地位的估计。

标准语的确立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如何处理方言。这是第八章和第九章所要解决的问题。第八章从古今“方言”语义的流变入手，分析了现代“方言”概念及方言研究同国语运动的关系。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也是国内外学界长期聚讼的一个问题，是汉语方言范围如何界定的问题：吴语、粤语等到底属于汉语方言，抑或是一种“语言”？这些争论再次使我们意识到，现代语言学和民族国家的关系远比表面上看到的更为密切。

第九章讨论国语运动对于方言的具体态度，而隐含了一个比较视野。霍布斯鲍姆指出，现代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体系的“简明化、标准化和集中化”有关，其结果是，“在‘中心’和‘边缘’之间”，“在‘顶端’和‘底部’”之间，形成了“直接的越来越排他的联系”。^[98]这一现象在语言方面的表现，就是国语对方言的压制与拒斥。“中心”和“边缘”、“顶端”和“底部”的“直接联系”，离开国语无法实现，而国语运动本身，也的确以服务于社会体系的“简明化、标准化和集中化”为目标。与国语相反，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方言则繁复多样、参差不齐，不但增加了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难度，也提高了国家管控的行政成本。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民族国家中，方言常被当作内部的异己分子。

对方言的排斥，在欧洲、日本的语言民族主义中都有明显表现。但中国的国语运动者在倡导语言统一的同时，又对“过度”的统一抱有深刻警惕。他们不但力倡保护方言，而且明确表示，“改良的蓝青官话”就已达标，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说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显然，他们要在全国统一的文化之外，为地方文化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这既跟他们大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与中国传统对于地方文化的宽容和赞许心态有关。当然，从根本上说，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仍遵循着霍布斯鲍姆发现的方向，但很多研究者指责国语运动压制了方言，是不公平的。这条“疏松统一”的道路提示我们，必须注意中国内部的多元性。

最后一章具有回溯性质，主要从概念史角度讨论了几个常被用来指称“标准语”或“共通语”的名词——“官话”“国语”和“普通话”的嬗替和更迭过程。在不严格的情形下，这三个词汇基本可以视为同义语。然而，若从语言政治角度看，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这三个概念流行在不同时期，而它们之间的替代过程，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演变，而是有意识的“正名”。每一次“正名”举动都有一个合理化的论证过程，但决定这一切的并非逻辑，而是不同的政治意义。因而，即便它们的所指真的是同一事物，也必须放弃旧名，另换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