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与民族主义

在以语言为主题的社会变革故事中，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成长恐怕要算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了。自民族主义诞生开始，语言就被视为民族区分的主要指标之一，和传统、历史、文化等殊异性现象一起被视为族群认同的根基。文艺复兴时期，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打破拉丁文的一统天下，采用意大利语入文，常被认定为民族主义观念的起源，也是语言民族主义研究中的经典例证。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强调，“民族”或“人民”（das Volk）成立的首要条件乃是国土和语言，而不是种族、肤色或信仰。^[8]有学者指出，在19世纪的欧洲，“对于一个新建国家来说，写本语法书，编一部辞典，无不宣示出政治意图”^[9]。实际上，对语言和民族或国家同一性的论述不胜枚举，并不限于欧洲，而且日益产生全球性的影响。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存在（既可能是实际的存在，也可能是认知和想象层面上的存在），人们通常认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政治版图的变化，同时也是一个语言版图的变化。^[10]

直到20世纪后半期，尽管“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人卷入更加异质和混杂的情境中，但语言仍是各类民族主义或准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来源之一。比如，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眼里，中欧诸民族“对民族生存的争取”和“对他们自己语言的保全”，从来都是一体之两面。^[11]即使身处一个“多语时代”（multilingual age），即便是在“网络世界”中，我们仍然深深地被语言认同所引发的各种社群冲突所困扰。^[12]事实上，似乎有些吊诡的是，尽管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运动方向与“全球化”正好相反（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如此），但它们在世界各地的蔓延，却正得力于“全球化”进程，而后者反过来也对语言民族主义提出了新考验。^[13]

语言民族主义现象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对它的研究远远早于一般的“语言社会史”。早在20世纪初，杰出的社会史家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或译“屈勒味林”，1876—1962）在其巨著《英国史》中，就为“英吉利语言之起”辟出专门章节，可视为英吉利民族意识凸显的重要表征。^[14]最近数十年，涉及民族主义的研究无不把语言当作一个分析视角，在“语言民族主义”标签下，出现了大量著作，而影响最大的当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其中描写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那一章被命名为“旧语言，新模型”（Old Languages，New Models），提示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基本思路：“民族的印刷语言”（national print-languages）或“以方言为基础的国家语言”（vernacular languages-of-state）乃是追索欧洲民族主义成长的主线。^[15]

如同“印刷语言”一词所提示的，在语言民族主义主题下，一个重要的侧面是研究“书面语言”或文字所扮演的角色（需要说明的是，将“文字”视为“语言”的分支，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色，并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详论参看本书第四章）。英国社会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1925—1995）提出，农业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文化的高度差异性，因为“这些社会根本不具备能力去实现基本普及识字，把老百姓纳入高级文化”。近代以来，以“识字”为基础的“高层次文化”的扩散，打破了传统社会上下层阶级的界限，才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形成。^[16]易言之，民族国家的建构离不开识字能力的普及。与此相类，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也把“识字阶层”的膨胀当成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和指标。^[17]

不过，学者们对于语言和民族之间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传统“根基论”指导下的民族主义研究中，语言被认为是“民族区分”这样一个社会事实的“客观”反映：不同的语言将人们区隔为不同的民族（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法国思想家吉尔·德拉诺瓦（Gil Delannoi）尽管发现“民族国家通常并不是围绕着一门语言形成”，却仍然指出：“语言是最稳定的要素之一，也是可以建立民族意识形态最实在的根基之一。”^[18]政治学家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1926—1992）注意到，在民族主义传播过程中，“自然疆界”常被等同于“一个由语言分布地图所确定的民族的疆界”。^[19]

但是，晚近以来，将“民族”视为主观性的构筑，在民族主义研究中越来越盛行，并发展成为“工具论”的取向。这种观点认为，不同人群的区分乃是人面对不同社会情境所做的选择，与其将其看作生物性和物质性的事实，毋宁将其看作一种社会生存策略。^[20]自然，在这种视野下，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区分民族的“客观”标准，也就一变而为人们缔造、宣示与展现民族身份的创作素材。尽管“工具论”主要从资源竞争的角度出发，似乎给民族主义涂上了一层功利性的色彩，但相对于客观主义的“根基论”，它倒更多地关注到了精神、欲望、情感和想象的力量。事实上，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工具论”的取向，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及其一系列周边概念的发明和散播，正是“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的动力之一。在此意义上，语言本身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积极“创造者”和“推动者”。

使事情更复杂的是，无论我们持“根基论”还是“工具论”态度，语言与民族之间是否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都不存在一个不证自明的答案。霍布斯鲍姆指出，“把人种—语言作为民族的定义，基本是19世纪晚期的一个发明——而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21]。但也就在这个时期，法国民族主义理论家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1823—1892）提出，民族并不建立在“种族、语言、物质利益、宗教亲近感、地理或军事的必要性”之上。^[22]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世纪末奥匈帝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的设想中，由犹太人组成的新国家“在语言上将采联邦制”，每个人都可以讲他“被迫离开的国家的语言”；而被禁止的恰恰是在东欧、德国等地犹太人中最为流行的“意第绪语”——对赫茨尔而言，意第绪语乃是“囚徒宵小所用的语言”。^[23]近年来，将语言和民族解纽的主张越发流行。法国历史学家雅克·杜加斯特（Jacques Dugast）强调：“作品的语言和作家的民族属性这两个因素并不总是吻合的。”^[24]柄谷行人更是提出，语言或经济上的共同性不但“未必能够形成民族”，反而“常常成为民族产生的障碍”。^[25]许多人类学的实证性调查和研究也倾向于对此判断表示支持。^[26]

应该说，比起赫尔德等人的斩截断语，勒南等人的认知要更为复杂，更能贴近事物的本来面貌，但这也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实际上，准确地说，语言和民族的关系并不单一，不同的情形同时存在。在此问题上，任何一元论认知都是天真的。比起物质性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人们赋予语言的“意义”，与“认同”连在一起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因此，即使语言的疆界与民族的疆界并不完全吻合，也不意味着语言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就不值得探讨。即便反对把民族的内涵建立在语言之上，也反过来证明，对一个民族主义者来说，语言问题无法回避，他必须做出选择，而这进一步展示了语言民族主义概念的实际影响力；更何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语言和民族的对应关系，的确被视为天经地义，并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

比这些可见的层面更隐秘但也可能更重要的是，语言并不只是一个认同的“象征”，它本身就“承载了一个群体或社会所由建立起来的价值”。因此，哪怕所宣示的是“同一种认同”，不同群体也会选择“不同的语言”。^[27]与此同时，有点貌似自相矛盾的是，语言也“无言地”沉入我们意识的深处。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用诗意的语言说：“语言整合了远古情感的反射和扭曲，整合了超越个体回忆的行为记忆，整合了集体经历的轮廓，如同天地轮廓一样微妙精确，在这片天地中，一种文明得以成熟。一个外人可以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就像骑马的人可以掌握上马的动作，但他很难达到本地人不言而喻的下意识动作。” ^[28]在此意义上，语言构成了一个群体的认同中最为幽深、曲折和日常的层面，在不动声色中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如果借用梁漱溟（1893—1988）的术语，我们不妨说，语言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意欲”（will）形态，并由此创造了不同的“生活样法”。^[29]

反过来，语言也因此成为被管制的对象。20多年前出版的一部精彩著作告诉我们，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正确说话”不仅仅同“态度和礼貌”相关，也同“社会权利”相关，因为言语是“一个神圣社会的支柱”。这样，“管理口舌”（governing the Tongue）也就成了“家庭、邻里、市镇，甚至是帝国治理”的核心工作。^[30]这种管理当然不是彼时彼地特有的事业，而一直存在于人类各个社会中。比如，对印第安人来说，讲话方式、身体姿态等都和社会规范密切相关。一位现代学者据此总结道，“社会化和社会管控，不仅在于说什么，也在于说话的方式”^[31]，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启发意义。言说之所以成为管理对象，正因其背后凝聚着不同的“意欲”取向。在这里，语言又一次通过“日用而不知”的方式形塑了认同。

对口头语言的管控虽然古已有之，但在传统社会，这种管控主要是通过家庭、社区等渠道进行的；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它主要作为政府行政治理系统的一部分，如“人口普查”的范畴。这使它更密切地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但也因此挑起了更多的争端，尤其是事涉民族边界之时。^[32]当然，大多数情形下，政府对语言的管理是日常性的。面对一个复杂社会，国家要保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良好沟通，而对一个公民来说，这也意味着他必须熟练掌握官方语言，并且识文断字。不过，这样一来，语言管理中就出现了两种相异动机的交锋：一种是“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的态度，意在提高语言本身的使用能力，无论这种语言被服务于何种用途；另外一种是“意识形态”的态度，意在提升有利于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语言能力。^[33]对于后一种态度来说，语言是作为意识形态教化的手段存在的，一个人通过这种日常应用性质的微观教化，而被培养出某种特定的认同目标。^[34]这样，语言不仅是认同的表述，也通过表述创造认同。

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从管理和控制的角度思考国家这个政治体和语言的关系。至少，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看来，问题就要复杂得多。根据爱尔兰哲学家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Pettit）的诠释，在霍布斯看来，首先，是“语词的发明”将人们拉入了纷争之中，但是，语词也为人们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能，“使得人们可以缔结契约以实现联合”，这就是国家的诞生。国家“不仅建立了一种共同的理解与协调，而且也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的空间——其中，人们可以给予他人语词，并通过将自己置于制裁的威胁下而赋予语词以可靠性”。语词为国家提供了“秩序”，而国家也是“语言所赋予人类的积极能力的重要助推者”。^[35]语言在政治权力之下，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相，除了被控制之外，它也存在着驯化权力的积极可能。

上面的论述大多取材于欧洲，这是因为欧洲是语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和现代政治的发源地。但这些并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问题。实际上，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与反殖民运动的兴起、民族主义理念和实践的扩散，这一旋律也在世界各地回响。^[36]欧洲以外的语言民族主义当然主要还是追随欧洲“现代性”的结果，可这并不等于说，欧洲经验就可以覆盖和替代其他地区的故事。^[37]由于每个国家的“建国”过程所面临的族群、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别，这一旋律在扩散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变奏，使得语言民族主义的含义不断增加。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国语运动就是这些变奏中的一支。

尽管自古就存在所谓“夷夏之辨”，但无论是思想还是实践，在中国，更为自觉的“民族主义”主要还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38]至于其背后的根本动力，我们可以拿梁启超（1873—1929）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为例，略探其端倪。梁启超把近代欧洲“国家”观念的演变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是“民族主义时代”，19世纪末到20世纪是“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后者是前者发展“既极”的结果。反观中国，则连民族主义“犹未胚胎”，却不得不面对民族帝国主义的侵迫，可谓危险至极。梁启超坚信：“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因此，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除了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之外，别无他途。^[39]这番话简劲有力，立刻触动了忧国之士的敏感神经。晚清文人赵炳麟（1873—1927）有两首诗，就是对这段话的即时回响。一首是《民族主义》：“西哲最要言，国者民之国。更有一治箴，政为国民立。是以国民事，应由民组织。我观百年前，政以民为则。谓之安民律，又谓自由策。至今权利表，实建万国极。”另一首是《民族帝国主义》：“国力相比较，强弱遂分明。苟无进取力，即无保守衡。锁港固非策，交通顺物情。拓地以保地，殖氓以安氓。民必为君用，君必重民生。君民同一鹄，众志自成城。是以举国中，农商即正兵。”^[40]虽然没有注明写作时日，但两诗在诗集里前后相继，必是一时作品；从内容上看，更与梁文如影随形，对读自可得之。这里既有以“权利”为导向的“国民”观念，又强调“君民一体”的国家意识，既突出了合群、竞争和进取的精神，又强调了开放的必要。民族主义的内外两面，俱在其中。

从这几条有限的早期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乃是与西人“学战”溃败的结果。西方始终构成中国民族主义中的“他者”——一个“内部的他者”，不在其“外”，而在其“中”。这一困境决定了中国在抵御西洋侵略的同时，又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其加以认同，刻意模仿，意图独立，最好还要超越之。抵御、认同、模仿、独立和超越，构成中国民族主义解放过程中紧密绞缠在一起的五条主线。其中，认同和模仿既是抵御的方式，又是达到独立和超越的阶梯。这样，寻找中西之间的差异，选出那些西有而中无的因素，作为中国与西洋的差距所在，就成为文化整体改造工程的第一步。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中国语言文字中有三项“弱点”被侦测出来：汉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简便易学；文言佶屈，不若白话文章行之广远；方言林立，以致同为国民而耳目不接，一国之内俨如数国。趋新人士认为，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民智开启，亦不利于人心固结。改革语言文字，就可以提升民众素质，塑造民族精神，打破地域和社会壁垒，强化国族认同，最终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主义”一名内涵复杂，掩盖了许多在实际上相互歧异的取向，但从字面来看，它关注的主要还是“民族”自身。不过，本书着眼的并非这种狭义的民族主义。如同梁启超所提示的，国家争存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其原初动力，因此，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就不能仅仅被当作一个单纯的族群政治问题，而牵涉到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转型。“学战”是一场整体战争，与坚船、利炮、铁路、电报俱来的，不仅有国族与国族之间的折冲樽俎、剑拔弩张，更有从物质生活到群体组织，再到人伦价值的深度嬗蜕。这种情势迫使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且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只有成为“现代”的国家，它作为一个“国族”的权利才能获得保护。^[41]换言之，传统中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同时也意味着它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一个“国族”，而是要对整个社会与文化进行全盘重组——民族主义只是其中一个部分；但同时，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国家，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目标。因此，这两个面相实不可分。

本书的宗旨是把国语运动放在20世纪中国整体转型的脉络中，探讨它如何反映并实际参与了这个过程，又对现代中国产生了何种影响。在讨论中，我主要侧重它和国家建构、国族认同、文化理想、地方观念、阶级意识等与身份界定有关的一系列范畴之间的互动，也会呈现它和变动中的物质景观、资讯手段及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