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论
切音字运动一直坚持为下层民众提供一套读写工具，希望借此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水平。不过，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随着政治、社会局势的变化，以及与其他思潮的互动，它的具体论述也发生了不少改变。文字一向被视为华夏文明最核心的表征，因此这个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文化认同的质疑。不过，一直到庚子年以前，切音字运动的波及范围还非常有限，有关的争议也尚未尖锐化。1900年以后，切音字的观点乘着教育普及思想的东风而广泛传播，国粹主义也上升为最具影响力的时代思潮之一，而其重点之一就落实在语言文字上[81]，这不能不使二者的关系日渐紧张，各种对立言论纷纷出现，切音字的角色与地位也随之起伏。
1910年，陶成章（1878—1912）、章太炎在日本合办《教育今语杂志》。其“章程”云：“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唯“自唐、宋以降，故训日湮，俗义日滋，致三古典籍，罕能句读，鄙倍辞气，亦登简牍”，以致“不学者遂视为艰深无用，欲拨弃之以为快”，实贻害无穷。盖“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82]“艰深”二字正是切音字运动诸子对汉字最多的批评之一；“无用”二字，则更近于在巴黎提倡万国新字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等人的立场，不过切音字运动者也认为汉字实用性不足，故此处的批评也可以适用于切音字运动。就在同一年，章太炎更明确指出，科举时代，小学虽不盛，然“习惯相承，非易骤革”。可是近年以来，破坏之风，却“变本加厉”。其中要负主要责任之人，“文辞之坏，以林纾、梁启超为罪魁。（严复、康有为尚无罪。）厌闻小学，则拼音简字诸家为祸始（王照、劳乃宣皆是。）此辈固当投畀魑魅，而咎不在后生”。[83]其言辞激烈，愤愤之状，可想而知。
1908年，《中外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吾国政体、学术、风俗、技艺，无事不当改良，独至于文字则当仍旧贯，而断断不可轻言改作。”应革之事已近乎全盘，独对文字一往情深，因其为“一国精神命脉之所系，历数千年之习惯与数十百圣贤豪杰之所讲求”者。从表面上看起来，它“不过记号之符”，究其实质，“而国粹之菁华在焉”。改革文字“势将举四千年来之武功文治、学问文章而尽亡之，不至于亡国灭种不止”。该文作者承认：“吾国民智之不开，以识字人少之故，此诚百喙无可能免者。”但他强调，这不应归咎于“华文难识”，而是系于“教育之兴废”。[84]换句话说，普及识字，应从教育方法上着手，与文字性质毫无关系。
反过来，也有人站在教育普及的立场对国粹主义加以批评。1910年8月《申报》上的一篇时评就抱怨，在中国教育思想中，“国粹主义”占了上风，严重干扰了“常识主义”的思路：“一国自强之源泉基于教育，而教育之良窳又视乎高初两等小学之进退以为标准。此各国通例所以汲汲于人民之常识也。”中国却相反，“有国粹主义而无常识主义”。以国粹主义为教育指导思想，结果是“多一次改良即加一番严重之保守，取六七八岁之童子，而使之刻意于圣经贤传，无怪人民之常识有日退而无日进也”。[85]这里针对的是“读经”课，而它所展现出来的思路不免将保存国粹与普及教育放在了对阵双方。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不无紧张的观念同时存在于不少人的头脑中。《时报》上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教育之所以难于普及者，虽原因复杂，条绪万千，然就其要者言之，则语言文字实为发达进步之一大阻力焉。”汉字“字形繁琐，难于辨别”，加以“文法艰深，苦于求通”，一般民众“可以出之于口者，不能应之于手”，识字自然不易。该文作者提出：“语言文字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必出之浅显，便于记诵，然后可以节省脑力，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把语言文字视为一国精神所在，是国粹主义的常言；但文章主旨却是要强调汉字艰深，必须革新。作者并未明言其所谓“语言文字”与“国家精神”之间的关系是固有的抑或可以再造，如是后者，则新文字造成新精神，问题不大。不过作者在后文明言：“语言文字贵乎由浅入深。小学以讲习平常切用之语言文字为先，所谓实用主义也。至于中学以上，则另立文学一科，专以高雅之古文词授之，所谓保存国粹主义也。”[86]如是，其所谓“一国精神”大抵仍是固有者。如此，改革文字岂非将此“精神”也随之革掉？
有意思的是，该文作者在文末进一步补充道：“实用主义与国粹主义二者，似相冲突，而苟折衷至当，无所偏失，则于教育之本旨，岂有悖哉？所愿当世之教育家，斟酌而行之。”显然，该作者自己也感到了二者的紧张，遂又欲回到双轨制的方案以做调和。实际上，由于文字双轨制的中和立场，其确实获得了更多人的赞同，不过其中也还有侧重点的差异。一般而言，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多少都受到过士大夫的训练，并不反对甚至根本就是国粹主义的拥护者，面对国粹主义的进攻，往往处在守势，一面强调切音字只是汉字的补充，一面竭力挖掘二者的逻辑关联。另如沈学等人，既坚信汉字在文字进化序列中等级甚低，故不能自我保存，但又忧惧“千古之精英”一旦沉沦，不免如埃及、印度一样，而埃及、印度之事正是国粹主义者论证“亡人国者先灭其语言文字”时常举的例证，亦可见双方的思想资源之重叠错出。
不过，文字双轨制本身也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1906年3月，有朋友向学部主事许宝蘅（1875—1961）介绍说：“近日某人新著减字法，仿东西各国以字母拼音，现已有专门教授此种字学。将来识字简易，可望人皆识字云云。”这位朋友所说的“减字”即劳乃宣日日萦怀的“简字”，当时直隶、江宁均在推广，已颇有影响，而许氏浑然不知，可知其平时确未留意。闻听此言，许宝蘅“意不甚谓然”。他认为，“字学惟中国最精，若用减字法教授国民，则将来国文必致澌灭。所有书籍皆当改用减字本，既甚繁重，而古书将无人能读。若书籍仍从古字，而识字则从减法，是又多费一重时光，似未尽善”。[87]
1908年，许宝蘅再次在日记中谈及此一问题：“玉初（劳乃宣字——笔者注）来谈。玉初在江南创办简字学堂，以谋下等社会人识字之利益，著有《宁音简字》、《苏音简字》等篇，并以都质夫所作《简字利弊说》见示。”许氏此时对简字的了解已较前丰富，但他仍然固执己见：“余于此事窃不谓然。玉初谓，国文者锦绣膏粱也，简字者布帛菽粟也，二者必不能偏废。质夫之说以为非广行简字不能谋教育之普及，其言甚辩。余谓地球上，无论何国，决无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者，此中是非殊难解决。”不过，许氏的态度已较前软化，对切音字运动产生了部分同情。可是他仍旧担心“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会带来大麻烦，至少会使学者“多费一重时光”——对于切音字运动追求的“易简”目标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大大的讽刺。
《直隶教育杂志》在同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注意到类似的问题。文章作者提出，从“世界学术之大势”来看，汉字迟早必废。“然在今日则诚有未易言者。盖欲知新字之可以推行与否，必先审汉字之可以并立与否。今日欲废汉字，此为事实上必不可能之事，而并立焉，世界各国无此例也。各国之字，自为一种，无两种并用者。其有不废拉丁罗马等文者，则考古及专门学家为之，不作国民教育用也。”日本字“夹用”和汉，“其字体则厘然二种”，而“应用则融为一贯，故能行之而不悖”，但也已是“积重难返”，正“举国亟亟谋废汉字之不暇”，中国又何必“故投死辙”？[88]立废汉字在“事实上必不可能”，“一国两文”也于世无征，欧洲保存拉丁文又并非将其作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则文字双轨制的论据也出现了漏洞，新字与汉字并立纯是空想。
“一国两文”的主张也对中国传统的文字观提出了挑战。前引马体乾的文章一面强调文字作为“器”，要在简易；另一面又把汉字视为中国“数百千年以来之文物声明”的代表，则其在一定程度上已接近“道”。这两种不同的取向在文字双轨制中分别由切音字和汉字承担，看起来并行不悖，实则非驴非马，提示了马体乾认知中的矛盾与徘徊。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文字同样属于“器”的范畴，但它是载“道”之“器”；而切音字运动所谓“器”与“道”无关，只是一种纯粹的沟通工具，所承载的只是“信息”。虽然都是“器”，实际距离却不可以道里计。这可以再一次通过“惜字”的行为看出。孙宝瑄言：“敬惜字纸，惟我国有此风气，若西人则直用之拭秽，毫不为怪。余始未能断其是非也，今乃恍然于我国字纸不可不敬惜之故。盖外国文字，记号而已；我国文字，能载道，岂可轻视。”[89]谢觉哉（1884—1971）曾在日记中引录一篇题作《序长沙习字会》的文章：
今之言者曰：文字一物也，甲乙之符号也，奚敬惜为。不知二气之中，有知无知，莫不物也。人一物也，鸟兽一物也，草木一物也，百物器具一物也；然人怜草木之心，必厚于百物器具，爱怜禽兽之心，必厚于草木，爱怜人之心，又必厚于禽兽，何也？其所凭之精气多寡攸殊，则所视之情意，厚薄有别矣。今世等人于鸟兽草木，故屠杀之不忌，又妄欲等字于百物器具，何其昧也！[90]
同是“物”也，文字因人而贵，遂与“鸟兽草木”有别。但在新观念下，文字连“鸟兽草木”都不如，竟与“百物器具”无殊。可见同是“器”，同是“物”，也有质的不同。文字双轨制却试图把这两套相互冲突的认知并置一处，不能不让人困惑：文字只是单纯的“记号”呢，还是维系着特殊的民族“精神”？面对此问题，彷徨不定的恐怕不止马体乾。[91]
实际上，文字双轨制如果成立，不但意味着过去合一的“道”“器”关系成为可分者，且进一步和文化的社会分层观念连在一起。虽然中国传统人性论有上智、下愚之分，社会观念亦有匹夫匹妇与士君子的差别，但主流强调的仍是不同社会层级文化分布的连续性。《中庸》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即此之谓也。切音字运动的最初动力只是普及识字，也包含了“合群”的目标（如前引王照所谓“朝野一体”）。然在双轨制中，下流社会通用切音字，上流社会通行汉字，虽然上流社会的成员在入门阶段或亦曾学过切音，但下流社会很可能由于掌握了一套“易简”的文字工具而终生不识汉字，有何“一体”可言？其结果仍不出“官自官而国自国，士自士而民自民”，王照和《南洋日日官报》的那位“来客”设想的合群之效终究落空。
更重要的是，如果承认切音字与汉字皆是文字，而文字又寄寓着民族文化精神的话，“一国”之精神又如何可以寄寓在两种完全相异的文字中？如果切音字无法寄托民族精神，则塑造国民的任务仍需由汉字承担；然而文字双轨制方案等于把“保存国粹”这样的任务交付“上流社会”，又无异于认可“下流社会”可以不需“民族精神”，“国民”二字又如何着落？若“国粹”只对“少数人”有意义，则又有何资格号称“国”粹？
实际上，如果仅仅欲使“教育普及”与“保存国粹”二者得兼，问题本不必这样尖锐。问题正出在“两种文字”上。1907年春，一位江宁士人李训铎提出，切音字运动“无非欲使下流社会易于识字起见”，然而这并不需要别创新字。因为“下流社会的文字止可较上流社会文字稍浅，万不可绝然离为二物。日本之用假名，下流社会全用之，上流社会间用之，非二物也。若吾国简字，即使通用于下流社会，而上流社会必不屑习，则上下流社会文字又复各不相通，此尚成何世界乎？”其实，真“欲教下流社会习字”，本有“简便之法”，就是把通用文字分为最浅、次浅两级。李训铎自己的实验结果是，“最浅”一级，“每义一字，大约至多二千字，少则一千数百字可以略备”。倘“音以极正确之官音，注以极简明之浅注，作为初等小学堂必要之字典”，此后“凡著书出报，为小学生及下流社会说法者，即限于此典中字”，慢慢推广，自可普及。字数较少，推行较易，“而进之可以通于学问无限之途，退之可以交于举国上下流社会之人，较之习合声简字，其得失相去为何如也？”[92]
李训铎的办法与简易识字政策基本一致。重要的是，他提出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的文字只应有深浅之分，而不能判然二物；选取常用字不但可以避免社会上下不通之弊，且对个人来说，亦可由此进退，而不必成“另一世界”的人。这一建议基本秉承了“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那种彻上彻下的思路，与韩德铭等人赋予切音字的理想有若桴鼓相应，而具体主张则恰好针锋相对。
前引《中外日报》的文章也提出了类似看法。该文作者指出，“吾国文字，其为农工商贾所用者，不过一千余字。此千余字者，虽最鲁之资，日识两字，不过两年可毕”。但若是按照有些切音字运动者的建议，蒙小学堂使用切音字，等到高等小学堂再教以汉字，“是昔之浅字仅一层功课，而今之识字乃增为两层功课也。斯不亦治丝而棼也乎？”[93]如此，“一国两文”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与其初衷越走越远。
“一国两文”引发的诸多问题，关键在于怎样认识切音字的性质：易言之，切音字是不是一种“文字”？切音字运动之初，切音字运动者对此并无明确意识，表述非常含糊；劳乃宣提出“简字”概念后，切音字运动者的建议中，都隐隐将其看作一种“准文字”，但也没有人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切音字的批评者们对“一个国家，两种文字”的质疑，逼迫切音字运动者不得不做出更为清楚的表示。
因此，随着切音字运动的发展，开始有人主张，废黜切音字作为“文字”的资格。章太炎指出：“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94]吴稚晖的意见和章太炎颇像：“中国文字，本统一也。而言语则必有一种适宜之音字，附属于旧有之文字以为用，于是音声亦不能不齐一。”[95]所谓“附属于旧有之文字”者，当然就是为汉字注音。因此，他虽然使用了“音字”这种说法，实际并未真将其视为“字”。须知，彼时二人正打得不可开交，势不两立：吴稚晖主张汉文低劣，迟早必废（短期内可以保留），中国将来须采用“万国新语”（参看第四章）；章太炎力主保存国粹，当然要迎头痛击。[96]然而，两个人在切音字问题上却殊途同归，切音字之为“字”的命运可想而知。
如前所述，1910年，资政院先后接到五份请求颁行官话简字的说帖。说帖作者的地域范围覆盖直隶、江宁、四川等地；在社会阶层上，既有民间士人也有政府官员；从族属来看，既有汉人，也有满人。以严复为股员长的特任股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指出，切音字虽有利于教育普及，然必经若干修正方可，其中第一条便是“正名”：“简字当改名音标。盖称简字，则似对繁体之形字而言之。称推行简字，则令人疑形字六书之废而不用。且性质既属之拼音，而名义不足以表见。今改名音标，一以示为形字补助正音之用，一以示拼音性质，与六书形字之殊。”[97]劳乃宣此前将“字母”改称“简字”，严复等人又将“简字”改名“音标”，他们所担忧的，正是出现“一个国家，两种文字”的状况。经此“正名”之后，“切音字”的作用被明确限定于为汉字“正音”，“一国两文”的紧张也就可一扫而清。
严复起草的审查报告立刻被资政院通过。1911年夏，各省教育会联合会通过的《统一国语办法案》的决议也指出，“近今主张简字者，欲离固有之文字而独立，既乖保存国粹之义，转滋文字纷歧之弊。其法未为允当。然非审正字音，实无统一语言之良法。兹经详细讨论，佥谓宜利用简字，改称音标，将音标附注字旁，作为矫正土音之用，较易施行”[98]，所顾虑的问题和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均与严复的报告一致，可知此论已渐成社会共识。因此，1912年，杜亚泉（1873—1933）总结清季思想界有关切音字问题的讨论时就指出：“最近数年来，世人对于切音字母之用途，乃渐变其初意。专以字母为象形文字读音之标准，即不以为象形文字之代用品，而以为象形文字之补助品。”[99]
这个态度并没有随着政权更迭而改变。1913年教育部召开了读音统一会（详见第七章），明确规定会议任务是“审定国音”“核定音素”“采定字母”。[100]所谓“字母”，就是严复所说的“音标”。参加会议的会员朱希祖（1879—1944）、马裕藻（1878—1945）、陈浚、许寿裳（1883—1948）、周树人（鲁迅，1881—1936）、钱稻孙（1887—1966）等强调：“音标须用简单之汉字，不用新造之简字。”盖“一国不许有二种文字，如日本、朝鲜，此其最要关键也”。[101]此处的表述小有不确，似乎把“音标”也放在了“文字”之中，不过，其剑锋所向在于“一国不许二文”，是非常清楚的。
读音统一会既选定“字母”之名，就是为了区别于“文字”。不过，这个名称还是不免遭人非议。1914年，读音统一会会员姚华（1876—1930）提出，中国文字是代表语言，而非标示声音的。使用“字母”一词，“必使人疑字以为音，甚则猜音以为字”。至于劳乃宣所谓“简字”，“使一国文字，忽然两歧”，当然更是他所反对的。[102]其时多数人所知的“字母”，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字母”概念，姚华担心此二字会使人误解，当然不无道理。在事实上，这个批评也被采纳了。1930年4月21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88次会议通过吴稚晖的提案，将“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吴稚晖的理由是：注音字母的功用“不过或注字音，或注语音”，类似于日本的“假名”，“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名不副实，徒滋歧误”。[103]改作“符号”，更加直观，避免使人想入非非。
但吴稚晖此议，绝非向章太炎投降，转而投奔国粹主义。他始终认为汉字必当废去，但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汉字还须使用一段时间，正不妨因陋就简，为其提供一个辅助工具。因为只是临时性质的东西，只要足用即可，不必求其完备：“既然并非文字，讲些什么优劣？”注音字母也不过是“数十百种”切音方案里的一种，“与他种都是哥哥弟弟的一物。不过用它注注音，便当便当‘灶婢厮养’，不能数十百种并用，终要牺牲了其余的，留起一种，方能大家通用”，如此而已。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分清“拼音”和“拼音文字”：
“拼音”是“拼音”，“拼音文字”是“拼音文字”。二者相似而不同，相去有十万八千里。古时斐尼基之为“拼音”，希腊文为“拼音文字”。今之日本假名为“拼音”，欧洲各国文为“拼音文字”。就是所谓蒙古文、满洲文，皆“拼音”，并非“拼音文字”。朝鲜的“谚文”，自然更是“拼音”。……因“拼音”而非“拼音文字”，一不能述高深学术；二不能为契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因吴稚晖连切音字运动诸子念兹在兹的“假名”也归入“拼音”之中，那么切音字和注音字母更是“拼音”，当然“决不能代替文字”。
吴稚晖的思路其实是非常曲折的。他刻意地在“拼音”和“拼音文字”之间划出界线，并只承认西洋的才是“拼音文字”，其他的只是“拼音”，在西化道路上其实比切音字运动者走得更远。因此，他嘲笑切音字运动诸子争做“苍颉第二”，并非因为他反对拼音文字，而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拼音”和“拼音文字”：“凡是打算造拼音新文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简简便便把拼音的原理应用起来：管着一子一母，叫两个音扛一个音；做成一种改良反切，便手舞足蹈，大声疾呼，说：‘拼音文字，唾手可成。’”[104]明明尚在塔下，却以为已探相轮。同理，他对劳乃宣等人所为也不以为然：“注音字母，止是注音字母。他是‘苦社会’里最有用最廉价的交通福音。何苦学者替他拉扯着音韵学啦、发音术啦，逼他穿戴着靴帽袍套，又加上什么四声啦、五声啦，逼他挂满了金鱼玉佩；叫他止好见官，不便于周旋朋友呢？”[105]然而这都不意味着，中国将来不应该有一种完善的“拼音文字”。
显然，杜亚泉1912年的观察过于乐观了。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文化观念的嬗变，“国粹”二字日益走向“负面化”，有关汉字存废问题的争论反而更加激烈。在这方面，胡适在1935年写的一段话极具提示性：“教育工具是彻上彻下，贯通整个社会的”，因此，“一个国家的教育工具只可有一种，不可有两种。如果汉文汉字不配做教育工具，我们就应该下决心去废掉汉文汉字。如果教育工具必须是一种拼音文字，那么，全国上上下下必须一律采用这种拼音文字”。[106]他的担心与前人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怎能通行两种文字？但他们解决的方法恰好背道而驰：前人是要把拼音字变为音标，胡适则以为不如废去汉字——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思想变迁之迹，于此可见。
[1]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47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2]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3] 有关讨论参见Paul Bailey，Reform the People：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Popular Education in Early 20th Century China，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0，pp.17-97；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0—1911》，13～1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179～191页。
[4] 佚名：《论造就国民为富国之本》，载《大公报》，1903年10月9日，第2页。
[5] 本段和下段，参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小航文存》，77～80页。如无特殊说明，本章所用皆为此版本。
[6] 王照：《挽吴挚甫先生联语并序》，见《官话合声字母》，38～39页。王照也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唯其改革策略和康有为等人不同。他热衷于办教育，在变法前就办过两所小学堂。据他本人回忆，变法期间，他建议康有为从办学堂做起，及至“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路如何来得及？”（陈光垚：《老新党王小航先生》，见徐一士：《一士谈荟》，235、238～239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当然，这是事后的回忆，是否靠得住，因无他证，不好悬揣。不过，王照在变法策略上，确实和康有为不同；而变法失败后，他和康、梁等人一起流亡日本，更同康、梁师徒大起嫌隙。（马忠文：《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见《晚清人物与史事》，307～3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此处对“新党”的批评，应该就有此一重背景在。
[7]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小航文存》，81页。
[8] 王炳耀：《拼音字谱》，13页。
[9] 王璞：《谨呈为请用俗话字母广传圣谕广训家喻户晓以固根本事》，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31～32页。
[10] 何凤华等：《十一月十一日上袁宫保禀》，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82～83、75～76页。
[11] 《对于今岁教育界及实业界之希望》，载《申报》，1911年2月2日，第1张第6～7版。
[12] 秋阳：《对于中央教育会之意见》，载《申报》，1911年7月20日，第1张第3版。
[13] 沈凤楼：《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见劳乃宣：《简字谱录》，204页。
[14] 劳乃宣：《致唐尚书函》，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3页。
[15] 顾奎：《论今日亟宜多创浅易之白话日报》，载《时报》，1906年10月10日，第5版。
[16] 王国维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89页。
[17] 严复：《与学部书》，见《严复集》第3册，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劳乃宣：《候补京堂劳乃宣奏进呈简字谱录折》，载《申报》，1908年8月30日，第3张第2版。
[19] 孟森：《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大事记》，载《东方杂志》第5年第8号，1908年9月，38页。
[20] 《学部分年筹备事宜清单》，载《申报》，1909年5月3日，第4张第2版。
[21] 需要指出的是，时人把“简易识字”亦称为“简字”，极易和切音字意义上的“简字”混淆，须细为分辨。另外，其时各级政府及各级政府内部都存在对切音字的不同认识，直接影响到切音字运动的推广效果。至1909年以后，至少在官方层面，切音字的推行已被简易识字运动所压倒。
[22] 劳乃宣：《奏请于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简字一科并变通地方自治选民资格折》，载《申报》，1910年1月28日，第2张后幅第2版。
[23] 直隶提学司：《本司剀切晓谕各属村镇人民立宪期近仰多立小学及识字学塾以养成立宪国民资格告示文》，载《直隶教育杂志》庚戌年第19期，1911年1月1日，31页。
[24] 补青：《论简易识字学塾》，载《直隶教育杂志》戊申年第15期，1908年10月25日，9页。详论参见王东杰：《清末官绅推行切音字的努力与成效》，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36～55页。
[25] 以上各条均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的影印书影，分见第143、178、204页。
[26] 江亢虎：《江亢甫创造通字》，转引自乐嗣炳：《“豆芽字母”和“通字”（下）》，载《文字改革》1962年第10期，17页。详论参见王东杰：《清末官绅推行切音字的努力与成效》，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45页。
[27] 事实上，切音字在民间确实被当作洋事物来看待，这也降低了它的实际影响力。
[28] 王炳耀：《拼音字谱》，13页。其胞弟王炳堃亦指出这套方案乃“参用中西二法而变通之”（王炳堃：《拼音字谱序》，见王炳耀：《拼音字谱》，9页）。
[29] 李文治：《李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9页。
[30] 陈虬：《新字瓯文七音铎》，11～12、4页。
[31] 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7页。
[32] 同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纯用拉丁字母的6种方案中，1906—1911年出版者就有5种，而此前只有卢戆章的1种（《一目了然初阶》《新字初阶》）：仅从字母形体而言，西化的吸引力似乎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两种做法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长此也长。
[33] 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36页。
[34] 德国语言学家佛罗利安·库尔马斯（Florian Coulmass）指出，“在一些主要的书写分界范畴之下”，有不少文字试图在形体上“通过形形色色的符号来相互加以区分”。（佛罗利安·库尔马斯：《文字、语言和认同性问题》，宋玲玲译，见王霄冰、迪木拉提·奥迈尔主编：《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66～6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这种区分和身份认同连在一起，有助于理解此处所述的现象。
[35] 蔡元培：《新年梦》，见《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原文未署名，此据《蔡元培全集》第1卷所收《新年梦》录入。
[36] 沈学：《盛世元音》，6～7页。
[37]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24～225页。
[38] 沈学：《节录致卢戆章先生第三函》，见《万国公报》第98册，1897年3月，16750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39] 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
[40] 本段和下段，参见沈学：《盛世元音》，6～7页。
[41] 本段和以下两段，参见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8～89页，标点略有改动。
[42] 无独有偶，章太炎在驳斥《新世纪》诸子“废汉文”的文章中，也注意到文字和文具的关系：“又谓改良汉字，惟取点画直竖右戾四者以为交乂，钩乙左戾诸形，一切废弃，其存者复为钝势，不见锋芒。此又无所取义，率情高下，与儿童语无异。原其用意，殆为习用铅笔计耳。”章太炎认为，中国早年亦曾使用铅笔，后来才改用毛笔，而“欧洲则迄今未改”。所以，就用笔来说，“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也”。参见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45～3346页。
[43] 卢戆章：《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78册，1895年7月，15540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44] 汪立元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1019页。
[45]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沈学：《盛世元音》，2～3页。
[46] 实际上，文字双轨制方案恐不仅是受到西人具体作为的启示，很可能这一设想本身就直接来自传教士。1890年前后，传教士中围绕着将汉字拉丁字母化的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已经有人提出，汉字在政府与士绅社会中通行，拉丁字母化的“汉字”则可以在社会下层通用。详见John De Francis，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p.24-26.
[47] 陆费逵：《论设字母学堂》，见《教育文存》第3卷，50～51页，上海，中华书局，1922。
[48] 《纪拼音官话之作用》，载《南洋日日官报》，1905年9月9日，第1版。
[49] 刘师培：《论文杂记》，见《刘申叔遗书》上册，711页。
[50] 田稹：《拼音代字诀序言》，见田廷俊：《拼音代字诀》，19～22页。
[51] 江谦：《小学教育改良刍议》，载《申报》，1910年10月29日，第1张第2～3版；10月31日，第1张第2～3版。
[52]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5～6页。
[53] 本段和下段，参见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见《简字谱录》，79、67页。
[54] 比如，1905年，袁世凯下令直隶各地兴办“官话拼音学堂”；1906年，下令直隶提学司在天津设立“简字学堂”，名称已易。参见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120、138页。
[55] 佚名：《改良教育浅说》，载《申报》，1909年12月13日，第1张第3版。
[56] 潘籍郛：《推行简字非废汉文说》，见劳乃宣：《简字谱录》，225页。
[57] 皮埃尔·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褚思真、刘晖译，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吕思勉（1884—1957）曾回忆一事，或可为布尔迪厄这段话提供一个印证：“从前有个学生留学德国，一次有个德国人问他道：你看法文与德文孰难？他说：法文似乎要难些。这个德国人大为不悦，和他力辩，说德文并不容易，这事见于二十年前《时报》的欧洲通信上。此时语体文初兴，这位通讯员说：‘现在一班人，还敢以艰深为中国文字之病么？’”吕思勉说，此话“也未免于一偏”，不过他也强调：“要通俗易解是一事，要传达精深的学术，亦是一事，这位通讯员的话，亦代表一方面的真理。”（吕思勉：《论文史》，见《吕思勉论学丛稿》，6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时报》原文未见，但吕氏所云定非虚构。“繁难”在20世纪20年代的舆论界几已完全成为负面概念（清末尚未如此），而仍有人为之辩护，习性难改，由此可见。
[58]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胡适文集》第3册，25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9] 刘孟扬：《中国音标字书》，弁言，4页。
[60]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40页。
[61] 屠寄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2188页。
[62] 蔡元培：《宋育仁〈采风记〉阅后》，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76页。
[63] 唯蔡元培并不全部否定沈学的尝试，他1901年1月27日的日记里有“写定切音记号，用吴中沈氏笔法稍变之”的记录。参见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上册，141页。
[64] 《学部咨外务部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69～70页。
[65] 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36页。有意思的是，前揭吴稚晖文便主要是针对章太炎（也包括其他作者）而发，故其下文云：“今就创作中国切音而论，惟作者浅注字端之术，莫能最良，然又何必虚憍陈腐，必取晦拙之篆籀，为梗于浅易之教育。”吴氏主张，“附益于今隶之旁，莫妙于仍作今隶之体”。（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40页。）则章太炎虽看不起其他作者，且不以自己所造为“字”，然在吴氏看来，仍不出要做“苍颉第二”的心态。
[66] 佚名：《统一语言说（续）》，载《中外日报》，1906年9月24日，第1版。
[67] 沈韶和：《新编简字特别课本》，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68] 劳乃宣：《候补京堂劳乃宣奏进呈简字谱录折》，载《申报》，1908年8月30日，第3张第2版。
[69] 劳乃宣：《奏请于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简字一科并变通地方自治选民资格折》，载《申报》，1910年1月28日，第2张后幅第2版。
[70] 韩印符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28页。
[71] 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10～11页。
[72] 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15814～15815页。
[73] 劳乃宣：《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演说文》，见《简字谱录》，213～214页。类似的讲法另见劳乃宣：《候补京堂劳乃宣奏进呈简字谱录折》，载《申报》，1908年8月30日，第3张第2版。但民国时期劳乃宣在给王国维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国自设新学以来，学生知平仄比已察察，此后识字之人皆见其寡，可以预料”（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13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则可谓音韵之学亦废。此固与切音字无关，唯新学兴起、旧学衰落的现象是一致的。
[74] 江谦：《小学教育改良刍议》，载《申报》，1910年11月1日，第1张第2版。
[75] 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见《简字谱录》，161页。
[76] 劳乃宣：《简字丛录》，见《简字谱录》，163页。
[77] 劳乃宣：《上学部呈》，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2页。
[78] 韩德铭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8～119页。引文中的阿拉伯数字，原引书即如此。
[79] 汪荣宝、赵炳麟、劳乃宣：《“简字研究会”启并章程》，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1页。
[80] 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7页。
[81]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145～147页。
[82] 钱玄同：《〈教育今语杂志〉章程》，见《陶成章集》，4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原文未署作者名，此处据汤志钧推测。（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83] 章太炎：《与钱玄同》（1910年10月20日），见《章太炎书信集》，11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不过，在另外的地方，章太炎还是有条件地肯定了劳乃宣等人的努力：“若其所造简字，不直以代正文，惟为反语，笺识字旁，而分纽分韵，又能上稽《唐韵》，下合宇内之正音。完具有法，不从乡曲，不从首都，惟一意求是者，余亦将表仪之。若其直代正文，自以为新苍颉，所定纽韵，奇觚非法，殉用而不求是，是则析辞擅名，以乱正则。”[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文中自注已略），见《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378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
[84] 佚名：《某氏通字平议》，载《中外日报》，1908年9月29日，第1张第1版。
[85] 佚名：《时评》之二，载《申报》，1910年8月4日，第1张第6版。
[86] 本段和下段，参见佚名：《论言文合一与普及教育之关系》，载《时报》，1906年3月10日，第1版。
[87] 本段和下段，均参见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1906年3月27日、1908年5月21日，60、181～1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88] 补青：《论简易识字学塾》，载《直隶教育杂志》戊申年第15期，1908年10月25日，10～11页。
[89]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1902年11月24日），596页。
[90]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册，1919年4月13日，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标点略有改动。
[91] 当然，也有不少人并不为此困扰。江亢虎就说：“仓颉造字的初意，不外文以载道的意思，所重的在道不在文。”因此，我们“所说的保存国粹，原是指精粹的义理说，文字不过形式，形式无论千变万化，义理仍旧存在。即使通字通行全国，中华国粹依然保存，不但毫无损害，并且因仗通字的力量，教育普及，国粹更可保存”。这实际是说：“道”未必一定要汉字来“载”，切音字也是载得起的。换一种载体，并不损害“道”的实质。（参见江亢虎：《说明通字的理由》，转引自乐嗣炳：《“豆芽字母”和“通字”（下）》，载《语文建设》1962年第10期，18页。）强调“文”与“道”的区别，使问题豁然二分，快刀斩乱麻，异常利落。
[92] 李训铎：《论简字学堂之弊》，载《时报》，1907年5月3日，第1版。
[93] 佚名：《某氏通字平议》，载《中外日报》，1908年9月30日，第1张第1版。
[94] 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36页。
[95] 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9～40页。
[96]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170～181页。实际上，除了在文化观念上的不同之外，章、吴二人的争论也掺杂有个人恩怨的成分，本书将会表明，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两人的意见是非常接近的。
[97] 严复：《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报告书》，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4页。
[98] 《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第一次报告·统一国语办法案》，载《申报》，1911年8月17日，第2张后幅第2版。
[99] 杜亚泉：《论切音字母》，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5号，1912年11月1日，3页。
[100] 《读音统一会议事规则》，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101]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3月11日，10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按：此段又以《癸丑日记》为题，收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的《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4册（773页，北京，线装书局，2003）。中华书局本将陈浚写作“陈睿”，经核对《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收入的《会员录》（第4页），当以《癸丑日记》本为准。
[102] 姚华：《翻切今纽六论》，见《弗堂类稿》，243、2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103] 吴稚晖：《改定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及推行办法案》，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13页。
[104] 本句及上段，参见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55～159页。
[105] 吴稚晖：《四声实验录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85页。
[106] 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原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所写《导言》），见《胡适文集》第1册，119～1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