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简字”不“简”
清末最后几年，普及教育与保存国粹俱盛一时，欲收“鱼与熊掌得兼”之效的双轨制也获得了更多认同。然正因如此，二者之间本已存在的紧张关系也更为凸显。这主要通过对切音字性质以及其与汉字之间关系的讨论体现出来。
切音字和汉字是何关系，在切音字运动中是一个自始就相对模糊的问题。1892年，卢戆章指出：
若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城镇、乡村之男女，编甲课实，不但能识切音字，亦可无师自识汉文，兼可以快字书信往来，登记数项，著书立说，以及译出圣贤经传、中外书籍腔音字义，不数月，通国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成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52]
照此，切音字既是补助识认汉字的工具，其自身也是一种可以流通的“文字”，至少也是一种粗浅的“准文字”。这个主张被切音字运动者广为接受，只是侧重点随具体表述目标的不同略有调整而已。实际上，文字的双轨制方案也是和对切音字双重属性的认识相吻合的。
因此，至少从名义上看，切音字是一开始就被称为“字”的。比如，前引蔡元培1900年的日记中就称之为“切音通俗文字”（参见第一章）。而在各种正式出版的切音字方案中，除了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1900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6年）、卢戆章的“中国字母”（1906年）、刘世恩的“音韵记号”（1909年）等寥寥几种外，也多以“字”命名；不用“字”的诸位，也无人明言何以弃“字”而使用“字母”“记号”等称呼。首先试图在这之间做出区分的是劳乃宣。1906年，劳氏针对王照在其书中“或称官话字母，或称合声字母、拼音字母，又质言之曰省笔字”的现象提出，“字母之称不能包括韵与声，似不赅备”，而应定其名为“简字”。[53]按古称“字母”，意指声纽的代表字。劳乃宣此议，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做出的。不过，此后劳氏不断上书，始终坚持识切音“简字”者应和识汉字者一起被看作选民，其暗含的意思，实际是要求政府给予简字一种“字”的地位。更有说明意义的是，1906年之后，“简字”二字迅速流行，即使传授王照方案者，也称之为“官话简字”。[54]劳乃宣的“正名”之举被大家接受了。
但劳乃宣竭力为切音字争位子，也恰证明其地位不稳。一方面，切音字被公认不足以取代汉字。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切音字运动者虽异口同声地指出汉字繁难，须为国家贫弱负责，有些语气甚至非常严峻，但也一直对之心存回护。有意思的是，这两重意味有时恰好成为一个完整的因果关联，无法隔断，最能体现论者内心的徘徊。前边已经引用过蔡锡勇所说“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繁难”的话（参见第一章），类似的说法还很普遍。劳乃宣就说：“中国文字渊懿浩博。其义蕴之精深，功用之闳远，为环球所莫及。顾学之甚难，非浅尝所能捷获，故但能教秀民而不能教凡民。”这些议论的重点当然都落实在“繁难”二字，然“美备”也绝非只是“客气话”，至少表达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汉字的真正感受。因“美备”而“繁难”固是一大缺陷，但换一个角度，“繁难”的背后亦是“美备”啊。
包括切音字运动在内的教育普及论经常援用的一个比喻是把切音字和白话文称为与“锦绣膏粱”相对的“菽粟布帛”，其意在强调普及教育的实用性。1909年《申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珠玉虽美，不如水火布帛菽粟之切于日用，此人人所知也，而不知我人生活上有必要之常理实务，同于水火布帛菽粟，亦不能一日无。故教育以切实适用为要。”[55]但这个比喻也可能包含另一意味。潘籍郛说：
今夫重闺复闼，衣必文绣，食必膏粱，富贵之人则然。其在陋巷之子，短褐不完，日得藜藿以供一饱，固已甘之如饴，处之泰然。使富贵之人责其因陋以就简，且鳃鳃然虑其相习成风，将尽废其宫室衣服饮食也，有是理乎？兹字名“简”，固因陋就简之谓也。汉文犹富贵之人也，疑推行简字之废汉文，犹富贵之人虑贫乏者之废其宫室衣服饮食也，其是非尚待辨哉？[56]
此文是针对时人有谓推行切音字即废汉字的疑虑而发，故一面在为切音字辩护，另一面也暗含了切音字不如汉字之意。尤具提示性的是，一般认为，“简字”之“简”系简单、简易之“简”，潘氏则言为简陋之“简”，表明切音字运动者内部在此问题上都还有不同看法，而汉字地位更高，则基本为大家所共同接受。
显然，切音字运动诸子虽以为汉字的“美备”导致“繁难”，但并不欲因取“简易”即要弃置“美备”。实际上，“美备”固是一佳名，而在某种意义上，“繁难”也是一种稀缺资本。布尔迪厄曾注意到，上流社会有一种强调“训练的炫耀性消费”的倾向，一种文化资本的训练过程越艰辛，其“能力”价值也就越大。[57]文字双轨制潜在的思路是从实用价值角度评估切音字，而从文化价值角度评估汉字。在更重视“文化资本”的读书人阶层中，二者高下立辨。当然，这一倾向未必自觉，用布尔迪厄的话说，主要还是读书人长期养成的一种习性（habitus）。前引梁启超那段话就既承认中国文字“美观而不适用”，又认为它与“适用而不美观”的文字是平等的。在倾向于以“有用”为标准判断学问价值的清季思想界，这种“平等”毋宁是对汉字高抬贵手，无意中透露了梁启超内心深处对这类“炫耀性消费”能力的留恋。
从社会分层角度来看，切音字运动的参与者和赞助者的成分并不单一，其中不乏吴汝纶、严修、王照和劳乃宣这样的上流社会成员，乃至袁世凯、周馥等“封疆大吏”，也有不少是像卢戆章这样居于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之间的人士和地方性的读书人。不过整体来说，除了沈学等少数例子外，汉字仍是其中绝大多数人自幼接受的核心文化训练，也是他们平素习用的书面交流工具，实际是很难真正放弃的。如果从识字与否的角度看，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是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下层社会民众相区别的。事实上，他们以“启瀹齐民”自任，先已有教化者的自觉，则认同仍在“少数人”方面。
胡适曾批评清末的白话文运动以及“提倡官话字母”和“简字字母”的人们仍把社会分为“不妨仍旧吃肉”的“我们”和“不配吃肉”只能啃啃“骨头”的“他们”。[58]在有意识的层面，此一指责或不免冤枉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未必不是真心要帮助民众。同时，中国本有允许以至鼓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统，“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并不固定。但胡适此言也确实敏锐地抓到了清末士人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下流社会”不得不成为被启蒙的对象，启蒙者自然要由“上流社会”中的人担当。这样，“少数人”仍居于“多数人”之上。
切音字运动诸子的精英意识不可避免地在这一运动中有所显露。除了自居为启蒙者之外，他们讨论的重心自始就放在普及识字对国家富强的意义上，而很少提及识字对于识字者本人有何助益（也有，但极少）。我们多次征引过的陈虬的《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通篇纯用口语，显然是有意识地对下层说法，而所谈仍不及民众本身的生活。如果民众真的并无爱国心，这一宣传策略岂非南辕北辙？切音字运动者均是以国事为己任的读书人，而此运动的直接动力就来自他们对国家富强的探索，故他们虽在理论上认可民众乃国家的主体，事实上对“国”的关注却远远超过对“民”的关注。
另外，在清季十余年出现的30多套切音字方案中，没有任何一种获得举国公认的地位（王照方案及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劳乃宣方案最为流行，而仍不能“一统江湖”）。这固然是因为每一种方案都难免有缺陷，亦和官方的支持等因素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切音字创制者们那彼此不服输的精英心态作祟。刘孟扬说，自己在“庚子之秋”开始用英文字母编造中国音标字，未成，“易而为形似日本字母之新字”，但与同样采用汉字偏旁的王照方案“亦迥不相同”。刊行将半，见到江亢虎“用英字造成通字，又触动旧兴，以为人既能造，讵我独否？故又取原编未成之旧稿，重加研究”，所成与江氏有同有异，唯“期取用利便，既不敢立异，亦不肯苟同”。[59]虽自称“不敢立异”，但“人既能造，讵我独否”一语，已生动透露出其动机所在。其时已醉心于“万国新语”的吴稚晖讥笑切音字运动者们“忘其苟简之术，不足为别于文字之间，故离旧文字而独立，歆于作苍颉第二，遂失信用于社会”[60]，语虽刻薄，实亦不无所见。
但问题是，并非任何人都可成为“苍颉第二”。《时务报》发表沈学的文章后，屠寄（1856—1921）就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建议“贵报选择文录尤宜谨严”，他举出的负面例子，就是《盛世元音》：“文既鄙俚，字又杜撰，沈学何人，足当同书考文之任？而贵报录之连篇累牍，甚无谓也。”[61]1897年，蔡元培读过宋育仁的《采风记》后，特别赏其“欲因中国籀篆择定简易文字，成中西复古同文之盛，闳约深美，非沈学辈所知”[62]。屠寄可能对切音字本身就没什么好感，蔡元培则是亲与其役者，二人却异口同声，怀疑沈学是否有资质当此重任，特别能说明一些自居文化正统之士对于沈学这样较早涉入切音字运动的文化边缘者的轻视。[63]
卢戆章也是被正统读书人所看不起的。1906年，学部就卢戆章呈送的《中国切音新字》一书所作批文，挑出若干不合音韵学原理之处，特别指出：“今欲造中国切音字母以济象形文字之穷”，必须考求中国古来三十六声母和四类韵母，“参酌古今韵书”，确定若干标准声母和韵母。声韵既定，字母形体乃是小事，可仿日本假名，甚至是罗马字母，再“依《玉篇》、《广韵》等书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方可。[64]1908年，章太炎更把当时的各类切音字方案一笔扫倒，谓其“既于韵学芒无所了，又复自守乡土，不遍方音”，不足“袭用”。[65]
制造切音字本需深厚的小学底子，蔡元培等看不起沈学这类“洋学生”，也并不奇怪。1906年《中外日报》发表的一篇来稿也表示：
改良旧有之字，乃至大至难之事业，非精通小学与西国语言学者，恐未易从事焉。西人欲于一字之中，改一字母，无不考其字原，出之郑重。学校中注重希腊、拉丁文，高等小学中即讲求本国文字之本原及沿革。彼之希腊、拉丁文，犹我之小学也。盖文字虽为一种记号，然经古来才智之人创造之、改革之，通行已数千年之久，书写有亿兆人之众，决不容指旧有之字为繁难，而率尔变易之也。[66]
说的是精通小学与西国语言学，但看下面的论述，主要指的还是本国小学。
小学本是清代显学，读书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训练，然其时已被认为无用而呈现出衰落之相。其时切音字运动则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把自己极熟悉的知识与国家富强这一时代大目标结合起来的途径，故对那些古学深湛或自认深湛的学者尤具吸引力。《新编简字特别课本》的作者沈韶和说：“曩读报章，尝见有简字学堂之议，初未经意也。”后读劳乃宣书，“一再寻绎，深悟其得简易之途，洵为当今启迪捷法。继玩其所定字母韵目，各简笔之字间有相浑于常用之字，且为母至六十余，不免复叠，似犹未臻简之极点；而韵目仅十八，似又太简。因忆少时曾从事于音韵之学，窃有心得”，加之友人怂恿，故另编一套课本。[67]沈氏对切音字事业本来并未经意，自述中更几乎完全视此为音韵学的商讨，其意向可知。
清代学术传统对切音字运动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视，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切音字运动的精英意识。就对此运动的影响力而言，王照、劳乃宣等可谓后来居上，章太炎的方案更成为后来民国时期国音字母的基础。其中虽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及其支持者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事实上，这一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卢戆章始终只具有一些地方性的影响，沈学因有《时务报》的推送，名气稍大，但在上层读书人加入切音字运动后，也迅速被边缘化了（身为传教士的王炳耀则几乎很少为人所注意）。
随着切音字运动参与者“社会成分”的变化，以及保存国粹的观念在朝野中得到广泛认同，国粹主义对切音字运动的压力也在增大。劳乃宣是后期切音字运动的主要辩护人，曾就此主题多次做过阐发。1908年，他在进呈《简字谱录》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六书之旨，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日本蒙学先习假名，文理渐进，渐增汉字，其高深之学，则全用汉字，不杂假名，是其明证。”[68]次年，劳氏上折请于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简字科，又云：“简字有声无义，仅足以代口语。义理之精微，经史之渊雅，仍非汉字不可，简字万不足以夺之。”简字科乃是附设，“与汉字正课并行不悖，两不相妨”。他认为，教授汉字，最多不过“能令百人中五人识字，而此附属之课，能令不识汉字之九十五人皆识简字，则百人皆识字矣”；“若专学简字之人，能兼识汉字数百数十，则更为有用，亦可量其资质，酌加教授”。且“以简字注汉字之音，则汉字亦易识矣”。总而言之，“简字非特无妨汉字，且可补助汉字，为识汉字之门径也”。[69]
若汉字的识字率只能达到5%，切音字可达到95%，则“正课”与“附属之课”岂非应该颠倒过来？显然，劳乃宣对切音字在提升识字率方面的作用的信心并没有被批评者打垮，而他的辩护也被其同志认为非常成功。1910年，一批京官上书资政院，请求颁行官话简字，虽然推出的是王照的方案，但文中直接、间接引用了不少劳乃宣奏折中的话，表明他们对劳氏意见的认同，比如，“或谓汉文为中国国粹，此字盛行，恐汉文因而渐废，非所以葆存古义。是以学部审慎，迟徊不敢轻议。不知汉字有形、有声、有义，至精至博，亘古常新，万无磨灭之理。日本之有假名，已千余年，至今汉字盛行，毫无妨损，其明证也”[70]。不过，这几份文献所持的辩解姿态也清楚表明，来自国粹主义立场的批评也是不可忽视的。
事实上，劳乃宣也确实相信六书精微、不可磨灭。在为简字做辩护的时候，他反复强调简字粗浅，不足以进高深，故根本不可能危及汉字。与之持相似论点的还有郑东湖：
难之者曰：使切音字一旦实行，则举国人士必目击汉字之烦难，不如切音字之简易，将舍重就轻，皆趋尚于切音字，而汉字转为湮没，则于汉学前途大有妨碍，得一失一，亦何足通贵？噫！是直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之见耳。试征诸日本。千百年来汉字以[与]假名并用，无可轻重之分；延至今日，汉字亦依然用之，尚无淘汰之举。彼为外人，尚推重汉字如此，况汉字乃吾国固有之字，且吾国民好古之心甚富，亦曷尝不思保存国粹，转因切音字之进行而为汉字之妨碍哉！[71]
与前述沈学和马体乾相比，劳乃宣和郑东湖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力极强，反过来，其批评者们对汉字竞争力的估计反而更类沈学，似乎并无多大信心。因此，在对汉字的看法上，切音字运动者与其批评者之间以及切音字运动者内部都不无分歧，且有交叉相错之处。不过，虽然具体观点和表达方式不同，但他们在汉字作为国粹的代表应予保存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从卢戆章到劳乃宣都在使用的另一策略就是强调切音字对汉字不但无害反而有助。早在1896年，卢戆章就提出，中国字难，书尤难，“一朝有一朝之文字，一代有一代之格式，是读汉文之书，不啻一人而兼习千百国之隐语也”。可是，日人“以切音文佐读汉文。凡汉文字典紧要处，我以为深奥而不解其音义者，彼皆以土腔白话，译其字音解释，抉其精微蕴奥”，颇见功效。由此可见，“切音字大益于辅翼昌明汉文汉字之风化也明甚”。[72]这段话恐怕真是卢戆章的切身体会：读古书对他来说，大约的确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他看重的是用“土腔白话”来解说古书的功效——这一立场更近于下层社会。
相对来说，劳乃宣的思考位置就高得多。1905年，他在江宁简字师范学堂演说，针对“简字一兴，但有声而无形义，六书之学皆废，说文之书无人诵读”的责难表示，“此不必虑者也”。从性质上看，“简字者，特三十六母之省并，反切之便易者耳”，并非完全脱离传统的新造，且正因如此，反而有助于国学的光大：“今世学者以《说文》为专家之学，通都之中，习者仅数人焉。其故皆由阻于艰奥，故习之者少。若通简字后，再习《说文》，则易易矣。”这是因为，“《说文》多从音训”，不从声音入手，只从“形象”索求，将永不能悟。读者多对反切不甚了了，若明白了切音原理，“凡有反切之书，皆迎刃而解”。如此看来，“简字者，非惟不足湮古学，而且可以羽翼古学，光辉古学，昌明古学，尚何虑哉？”[73]
江谦也提出，“知反切”乃“读书之第一义”。可是，“求之今日之小学国文教员”能搞懂反切者，“百不一二”。切音字却是一条了知反切的捷径：“知简字则知声韵，知声韵则知反切之根，略涉韵书，便知奥窔。”他信心十足地说：“简字风行，而古来反切等于无用，以其繁也。然简字风行，而反切之事亦人人能知通其本也。”并且，“经籍训诂，转注、假借，大都双声，盖源于《尔雅》”。此是前人绝学。不过，一旦“知简字，知声韵，则于古人转注、假借之方，考而求之，心通其故。而他日从事文学专科者，经学之盛，国粹之昌明，必倍于曩时，断可知也”。这样，切音字不仅便于“通古”，且能“通今”；不但“宜于中流以下之人民，而尤宜于学士大夫之子弟也”。[74]
经过劳乃宣和江谦的辩护，切音字的格调越来越高，离其起点也越来越远：这个原本只是为“下流社会”准备的“粗浅”工具，到后期成为“尤宜于学士大夫子弟”的向上之途。当然，从理论上讲，这中间并无矛盾：下学而上达，本是儒家理想。劳乃宣和江谦强调的是切音字的“理”，卢戆章看重的是切音字的“用”，各得一端，两不相妨。而且这本是对士人说法，说得高比说得低更能服人。不过，问题在于，下学与上达方向毕竟不同，刻意突出其精微一面，便不得不模糊其主要目标。
另外，江谦所论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劳乃宣，然其意义已不仅是强调切音字对汉字的助益，而在实际上突破了文字双轨制将“稽古”与“通今”打成两橛的思路。他虽着力论证简字有利于反切原理的普及，进而昌明国粹，然重点已落在古来反切之法“无用”上，实即意味着反切法可以废去。这样，古今上下得以重新打通，但已是建立在切音字的基础之上了。不过，他在理论上仍认可古学的重要性。
比较起来，劳乃宣的议论虽亦有同样意味，但更偏重于古学本身。他强调切音字原理出自小学，恰是前揭《中外日报》上的文章所说改良旧字必须精通小学的意思。事实上，劳氏也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他早年所著《等韵一得》被认为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故劳乃宣与其批评者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再次表明，切音字其实不像其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浅显。1905年，劳乃宣在《重订合声简字谱》一书中指出：“音韵之理，以母、韵、声三者为大纲”，其“条理至为精密”。此书仅为普及教育之作，“但求其易学易解，此等精微皆置不论，而其理则仍相贯通，不差累黍。生徒学此简字，但期应用，原可不必深求；而好学深思之士，则不可不知其源流。其习为师范者，将为人师，非心知其故，无以应答生徒，尤不可不求甚解”。[75]
次年，劳氏另著《简字丛录》，再次声明：“简字之用，专取浅近易晓。余编《增订》、《重订》两谱，凡深微之理，闳远之论，一语不敢阑入。惧人之畏其难，盖教科书之体然也。然简字本于等韵，等韵为小学家精诣，其义蕴颇深，且其霑被，可使亿兆同风，运量亦极广远，非竟卑无高论者。”《简字丛录》即谈此“高论”之作，其意在“补两谱所未备”者。[76]劳乃宣补著此书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向上流社会人士证明，切音字并非浅陋无足道者。有此准备，1908年，他呈文学部，充满信心地为简字争地位：“简字之法，根于等韵。等韵为小学家精诣，义蕴颇为宏深。简字各谱，义取易解，故于精微皆置不论，而欲究其本源，非上溯等韵不可。”[77]
另一份值得重视的文献是1910年直隶官话拼音教育会会长韩德铭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的说帖。这是当时资政院收到的至少五份同一主题的说帖之一，其他几份说帖的重点都放在陈说切音字对于普及识字的重要性方面，而韩德铭等人则从攻击学部的简易识字政策入手：
近年学部屡闻非简易不能普及之说，于是取小学课本略改面貌，美其名曰简易识字，以混乱之。彼不知拼音白话与旧文字难易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也。其颁行简易识字曰：九年时期，20人中有识字者1人。是立宪时代弃100人中之95人为鹿豕，已为大谬，况亦不能办到。就令办到，其所谓20人中之1人者，不过略能记姓名，记账簿，写有成式之信函，抄袭读本中所曾有之文句，如往时之市贾学徒而已。比之能通官话拼音文字，于古今远近万事万物，皆能于营业余暇得之，于阅书阅报，无日不扩充知识，发为议论，宛转自如，交换增进者，固大相径庭也。
说帖不怀好意地推测：“或者曰：学部之意，令民记此数千字，授以国民必读等本，半明半昧，庶能恪遵法令，不欲其多有知识也。果其然也，是学部于政术实际毫无体会也。”何以故？因为“国民日用生活上，营业上，有必须之普及知识，其事理甚繁，断非半通文字，读二三册定式死书所能领会”者。各国教育皆重“普通知识”，然而所谓“普通知识”，是“扩其心思，备其左证，以成其信用国家之知识也”，这种知识“欲单简之而不得也”。[78]
之所以连篇累牍抄录这份说帖，是因为它的论述取向非常特殊：与大多数宣传文件刻意强调切音字的“简易”不同，这份说帖着意强调的是它并不“单简”。在韩德铭等人看来，记姓名、记账簿、写信函，离真正的开民智还差得远。他们要给普通人的，是一个求得高深知识，进行深度思考的工具。当然，一般说来，使民众能够阅读，也是在切音字运动的考虑范围内的，可是韩德铭等人此处的调门来得似乎尤其高。关键在于，这是和简易识字对比的结论。换言之，对韩德铭等人来说，千把个汉字是无法满足进一步的“上达”需求的，而切音字可以。这和劳乃宣、江谦的思考方向显然不同。实际上，通过这番辨析，这份说帖区分出了文字的两种功能：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一是求知和思考的工具。他们的意思是：对于一个现代“国民”来说，只有前者是不够的。
直隶拼音教育会的说帖是站在社会下层立场上发言，劳乃宣、江谦的意图则是为了争取社会上层的欣赏。但他们都强调切音字“向上”的一面，正说明当时士大夫中确有鄙陋切音字的势力。劳、江两位的策略是，一旦与“等韵”结合起来，切音字就立刻变得出身不凡，自然容易获得士大夫的同情。1910年，劳乃宣和汪荣宝（1878—1933）、赵炳麟联合发起“简字研究会”，便是希望以此打动更多读书人：“简字之法，以母、韵、声为体，以反切为用。读书之人，本明等韵者，一目了然；未谙等韵而能知反切者，数刻而解；未习反切而能辨四声者，极迟数日无不晓者。捐俄顷之心力，即足为拯全国蚩蚩之用，吾知必为贤士大夫负先知先觉之任者所乐为也。”[79]
这样一来，切音字与国粹就成为相互照应的关系：切音字有助于国粹的发扬，古学又为切音字提供了“正名”作用，彼此契合，相当圆满。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把劳乃宣等人的这些话仅仅看作宣传策略。首先，从学理来看，这些说法确有事实依据。其次，从社会意义上看，这个思路也和他们的士大夫习性分不开。事实上，随着切音字运动的主导权从文化边缘人转到上层读书人手中（参看第一章），它也就多多少少地染上了士大夫的品味。马体乾曾表达过对此前各种切音字方案命名的不满：“国音音素字母，我侪于此既有特别之研究，而所研得者必皆特别之发明，于是乎亦应有特别之名称以表显之。此等名称平顺浅易者固属大佳，而确切雅驯尤为主要。是非立清晰详密之界辞出不可，否则言不顺，事不成，而欲求得良好之结果难矣。”[80]其实，他给自己的方案定名为“串音字”，恐怕就没有什么“雅驯”可言。不过重要的是，他在向“确切雅驯”的方向努力，而且认为那比“平顺浅易”更重要，不能不说是士人积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