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存国粹”与切音字运动

切音字运动应“学战”和“国民”两大思潮的刺激而兴，然而这两条路径之间其实也不无矛盾：一方面，既然汉字要为中国的贫弱负责，欲求国家富强便不能不进行全面性的文字改革，逻辑上必定要走到废汉字的道路上；另一方面，切音字运动在实践中针对的主要只是不识汉字的“下流社会”，则其并不欲取代汉字，而只是要创造一种与汉字并行、方便下层民众使用的文字而已。

造成切音字运动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其参与者虽对汉字有激烈批评，然并不欲将中国文化传统全盘弃置（参看第一章）。相反，不少人仍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尽量在切音字中维持“中国特色”，其中最直观的途径是字母形体。一般说来，汉语拼音方案所采用的主要有拉丁字母、汉字笔画（偏旁）、速记符号、数码四种形态，尤以拉丁字母和汉字笔画为大宗：很明显，前者看起来就很西化，后者则保持着方块字风味。在这两种方案中做何取舍，多少关系到一个人的文化取向。

根据附录可以看出，在35种清季切音字方案中，除了有4种的字母形体情况不明之外，在剩下的31种里，采用汉字笔画（偏旁）者多达16种（其中2种有拉丁字母对音方案），占去半壁江山，完全采用拉丁字母的只有6种。采用拉丁字母的江亢虎（1883—1954）声明道：“须知道文字不过是记号，文理又是一回事，文字是文字，文理是文理。用英文文理拼出，便是英文；用中国文理拼出，便是中文。记号是英文，字理是中文。记号是形式，意理是实质。”所以他所造的“通字”虽然利用了“英文记号”，实际却是“拼成中国文理”。^[26]但这种声明本身就意味着，当时流行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认知。^[27]

切音字运动诸子对于字母形体所承载的文化意味是有明确自觉的。即使是采用速记符号的王炳耀也特别声言，他的发明“字母比之泰西，书法依乎本国”^[28]。李文治和杨琼更是有意识地依“六书之旨，别制形体”^[29]。陈虬则批评卢戆章、蔡锡勇、沈学等人的方案只是“仿洋文的法子”，而“吾们造出来的新字，是纯主中法，略参西文，将来中外通行起来，也好替中国争点文明的面子”。这也是通过形体表现的：“瓯文四体，大写全师隶法，小写时兼隶意；联字正、便两体，仿佛石经。总以不欲尽弃中法为主。”^[30]马体乾也认为：“用西母拼话语，亦如购洋呢以制华服，然其不适于用之处甚多。”^[31]从附录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大约1903年以后，汉字笔画方案日益流行。大概正是觉察到了这种潮流，卢戆章1906年推出的第二套方案就采用了这一做法。^[32]至于章太炎则本不同意在汉字之外另造一种文字（详后），但也主张制订一套用于注音的符号，而其所制“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以代旧谱”，自诩为“既有典则，异于乡壁虚造所为，庶几足以行远”。^[33]

上面这几位，除章太炎外，都认为谐声文字较衍形文字更为简易；但他们创设新字，仍试图在形体上保留汉字的影子，其“不欲尽弃中法”的苦心昭昭。^[34]进一步说，陈虬更有“中外通行”之想，则已不仅是要“替中国争点文明的面子”，而更欲驾西人之上了。1904年2月，蔡元培在一篇题为《新年梦》的小说里畅想未来说：“那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拼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无论那一国的人都欢喜看，又贪着文字的容易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学的。”比较一般切音字运动者只强调“拼音”，蔡元培的理想是同时要发挥汉字“会意”的特长，“参用中西二法而变通之”^[35]，进而最终达到全球大同之治，其志向比陈虬还要高远。

此外，沈学在解释为何要新造切音字而不直接“假彼国之切音字切中国之音”时说：

欧洲方音不大远殊，尚不能合切，各成字母。英文不切法音，法文不切俄、德、丹音，其字母亦不能相通。欧人每议合数国音，使之同文，卒至今日无成。其笔画亦并不省捷，数十字母有并两三字为一母者，三仄四声茫然。声音不及，笔画又梗，转不如用象形字，虽写读较难，而意义尚易判别也。中国音同义异之字颇多，用其切音字，理所不可。

而自己的发明则不仅可切中文之音，且“可公天下，能切天下之音”，以至“同文之盛，殆将见之矣”。^[36]其志之远，可以想见。值得注意的是，沈学将自己的方案命名为“盛世元音”，其中“元音”二字乃是元、清时期汉人学者试图化解统治族群语言（蒙古语、满语）和汉语之优劣比较时使用过的一个概念，意在回避华夷之辨。^[37]这当然也是符合沈学的需要的。不过，他同时也试图借此凸显另一种华夷意识。在给卢戆章的信中，他再次提到：“泰西字学家辄疵其文字窳劣，拟并数国音为一种字，恨无同文之法。审音察理，卒至今日无成，否则已先吾有之矣。”^[38]中国人做到西人想做而未做的事业，且更为高妙，岂不颇有“文明的面子”？而卢戆章也自称其切音字“视诸西洋，简易过之”^[39]。显然，切音字运动者绝不仅以中国为界限，而有着更长远的世界大同的眼光。但这大同世界的到来最好是由（沈学这样的）中国人引导，或者是（像蔡元培设想的那样）有中国文化因素的实际参与，无论如何，中国不能只是一个追随者。

当然，在现实中，中国已经落后，故必须向西方学习，而有了切音字，学起来就要便捷许多。但这引起了另一个问题：若“为富强计”，自可“一切效法泰西，用洋文者洋文，汉文者汉文可也”，何“另创新字”为？沈学云，此中理由有二。首先，西洋文字众多，“生为华人，欲兼数国语文，须白尚在塾中”，耗费日时，较之只学汉文尤巨，更谈不上能“精一艺”了。其次，“余恐中国风气一变，劳逸之心生，利弊之见明，以洋文较汉文，写读之易，利用之大，不百年，读汉文者无矣。国中一有变更，将弃如敝屣。如此，则富强未得，中国之方音灭矣，中国之文字废矣。上以埃及巴西为鉴，下以印度日本为鉴。千古之精英尽矣，良可叹也”。^[40]

沈学一面表示汉文不如西文，而欲求富强，也必须向西方学习，一面又担心若任由文字自由竞争，汉字必会失败，而文化传统就此中绝。这样，汉字既“有不得不变之势，又有不能遽变之情”，陷于前后失据之境。沈学进退两难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深味。尤应注意的是，他举出的前车之鉴，除了埃及、印度这样的国家，还有当时正被中国人羡慕的日本，且他也表扬过日本“借本国切音字，翻译泰西富强书”而“自强”，足为中国的榜样，因此，这里应是他针对明治时期的“全盘西化”政策而发，更可看出他对国粹一旦而没的担忧。可见沈学虽然中文水平不够（参看第一章），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却非常强烈。这一认同成为保存汉字的依据，也为切音字提供了一个新功能：作为沟通“不得不变”与“不能遽变”的中介，切音字不但不会危及旧有文字的地位，且正有利于它的保存。

对汉字的矛盾心态实际上存在于不少人的心中。庚子年以后，保存国粹思潮风行一时，这种困窘就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马体乾认为：“文字之为器于国民，犹斧斤之于工师。贵易举，不贵繁重。其为不可少于人类，犹宫室衣服菽粟水火，恶其缺陋而不厌其简朴。”而“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难于用；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推其所至，“桎梏理想，锢闭文明，若不及早采用字母以辅之畅流而广行之，蒙恐土崩沙散之势已成”。如此，汉字积弊几欲亡国，废之可矣。但同时他又强调，他所发明的“串音字”，不过是汉字的助手，“意在补□六书，普及教育。极其用，只求与旧有文字相辅而行，俾群中善学者识其深者，不善学者识其浅者，凡属中华国民，莫不有读书识字笔代喉舌之能力而已矣”。^[41]汉字得其深者，切音字得其浅者，主辅地位分明，和前段对汉字的激烈批评适成对比。

事实上，“六书文字”在马体乾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也和沈学一样，反对用西文字母拼切中文字音，而论证方式稍有不同。在他看来，西字横行，与中文直列不同，“设一旦采用西母，或遇行文有双提并举彼此转注之处，其于印刷事业，独不惧丛生滞碍耶？且操觚削简之人，恒于书法不肯轻率，即使强为迁就，每于援古人成语之际，仍不免投钢笔用毛锥，易墨汁用砚台。每有所易，其必辽缓徘徊延伫容与，则尤属废时失事之道”。他大约也觉得这些理由不甚具有说服力，又设问道：“说者或曰：欧西字母果□用，则毛笔石砚当立废，又□屡易文具之为者？噫，诚若是也，不惟不必，且大不可。何云乎？试思笔砚废则其他文具之随与俱废者，将不可胜数。设旧用之文具全废，则六书亦难图存。盖天下固未有无其器而仍能成其事者也。”^[42]

马体乾担忧的是，汉字一旦消亡，势必波及其他领域。不但那些靠汉字吃饭的民众（如制造文具者）的生活立刻不保，“民业之由此而废者必多”；“即黄帝子孙数百千年以来之文物声明，亦自此同归于尽矣。使吾族不幸而乎此，则群中仅有之文明器术，将惟此不牛不马之西洋中华文一宗。及是时，程度高者，必勉操西语；程度低者，必但晓拼音；而大多数不求程度之众同胞，其不沦于无知无识之野蛮民族必不止”。若真导致这一下场，实与切音字运动的初衷南北反背：“夫变通文字，原为去学者之障碍，求教育之扩充，开通民智，□大文明。今以采用西母之故，穷其弊，足使群治退行，文明断丧”，得不偿失，又何乐焉？

马体乾对汉字价值的评估实际在沈学之上，但两人的担忧及设想的解决办法都如出一辙。汉字作为文化认同象征的地位，使得他们无法将对汉字的批评态度贯彻始终，而马体乾更明确称切音字为“不牛不马之西洋中华文”，则心中对之未必真正看好。相对说来，卢戆章的取舍更为斩截些。早在1895年，卢氏就曾预设会遭到问难：“夫汉文之美妙，万国罕匹”，经史鸿文，“无不精微深奥，意义层出。切音字何能媲美哉？”且“吾国所以称为文墨之邦者，以有文章之华国也”，彼“鄙陋无文之切音字”又如何当之？卢戆章则预答曰：“子言汉文美妙，为万国罕匹。维其美妙罕匹，故其难亦罕匹。多有读书六七年，尚不能作一函者。若学习切音字，则资质至钝者，不出三年五载，能读各种书籍。其聪敏者，更能著书立说，其为便易岂可同年语乎？”^[43]卢氏的态度很清楚，普及识字目标正大，前景美妙，与之相比，华美文章的重要性已经微不足道。

然而，若中国之为中国，正因其为“有文章之华国”的话，则推行切音字的结果很可能是识字率提升，中国文化却不见了。汪立元就对卢文甚是不满，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方今洋务阻挠者固众，然亦有一种浮薄之徒推崇太甚，竟将中国法制，无论善否，一概抹倒，近于弃圣忘本，似更不可不辨。”卢戆章“论切音字可助汉文，其大意不过欲人兼学切音字，借以通彼此之情”，立意不错，然“何必过贬汉文，恣情排斥。至谓吾国经、史、子、集之精微深奥，且赖切音字以解明，诚如其言，则吾国儒教几于澌灭。彼泰西人士犹知讲习古拉丁、希腊文字，不忘其本，奈何以堂堂数千载文教之邦，反致不如彼族，岂不可耻”。他是绩学之士，与卢戆章这种科场失败者的感受完全不同，根本认为“汉文之美备，与爱皮西提本不可同年而语”。汪立元当然也承认开启民智的重要，因而主张“以汉文为主，西文辅之”，以求“本末兼赅，知己知彼”。他特别提醒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现在风气粗开，正宜不抗不卑，因势利导，或易为力。若此等议论，必致触怒众情，转贻口实。”^[44]

汪立元列举出的西人存古之例是其时变法人士所共知者。梁启超即曾试图运用这一例证协调切音字和古学的关系：“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质，二曰文。文者美观而不适用，质者适用而不美观。中国文字畸于形，宜于通人博士，笺注词章，文家言也；外国文字畸于声，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质家言也。二端对待，不能相非，不能相胜，天之道也。”可是，中国“自秦汉以后”，文言悬隔，至其“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西人在这方面就做得较好，“既有希腊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复有英、法、德各国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学”。如果他们当初像中国人一样一味好古，“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济以今之方音”，则其“识字读书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于中国也”。从这个意义上看，切音字功莫大焉，从此中国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45]

这实际上是一种汉字和切音字并行的“文字双轨制”方案。它既解决了下层社会的识字问题，又照顾了上层社会的“稽古”之思，在切音字运动中被广为接受。^[46]何凤华等人提出的“教少数人之教育”和“教多数人之教育”、劳乃宣提出的“造人才”与“开民智”、马体乾提出的“识其深”与“识其浅”，均出于同一思路。1905年，赞同推行切音字的陆费逵也表示，宜将文字“判为二种”：

其在小学则多用字母，酌夹汉字，而汉字之旁，仍注字母，以便记忆。将来社会日用文字准之，则辨认书写，便利倍蓰，识字之人必多，而字之为用亦必宏矣。至中学以上，文宜仍旧，而于生字之旁（小学校未习者），亦注字母，以便诵习。将来高尚文学决不致以字母而失昔日之粹，是殆一举而两得者乎？^[47]

《南洋日日官报》的编者也借一位在江宁推广切音字的“来客”之口提出，绝不能因“吾国既有拼音语文”，而谓“吾中文艰深涩奥之文字固可稍从缓置之”，盖西人“固不废希腊罗马拉丁文字”也。他强调：“我之提倡拼音，为愚而不能学者计也。其天资稍高者，固仍授以中国书、经籍、楷法，崇其阶级，使为表率。”这样，“才人学人当无不知书楷韵学，中材以下之人乃不妨仅用拼音”，可使“上下交资，体用兼备，名理不至有弃遗，情谊不至有隔膜”。^[48]如此，则文字双轨制不仅可以解决保存国粹和普及教育的两难，且因大家均能识字而有助于破除社会阶层的隔膜，达到合群之效。

这种“稽古”与“通今”得兼的做法，在同样追求“言文合一”的清末白话文运动中也不乏欣赏者。办过白话报的刘师培指出：

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今通译但丁——笔者注）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49]

其面临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梁启超大致相仿。

不过，关于如何处置这两种教育的比重，梁启超、陆费逵和其他人的认识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异。梁氏对于文、质二统的态度是强调它们相互对待，不可偏废，希望收到“稽古”与“通今”兼得之效，态度尚显得从容和缓，陆费逵虽也力图做到持平，而实际建议是扩大切音字的使用范围，何凤华、劳乃宣等则更为强调浅显教育的迫切性。1906年，一位湖北士人田稹在为《拼音代字诀》所写的序中，先说“欧美各国文字，以音为主。入小学者肄习数月，稍谙拼音之法，即能缀通俗之文。是以人无不学，学无不精。中学以上，方学拉丁文，盖通行实用与保存国粹并行不悖也”，但接下来又说：“昔德国书籍，多用古文奇字。至俾士麦以其不便小学，改用通行文字，教育因之普及。勋业既成，推功小学。文字所关讵浅鲜哉？”^[50]显然，在“通行实用”与“保存国粹”之间，他最关注的还是前者；不过他对于文字双轨制基本上仍是认可的。

值得注意的是，陆费逵与田稹心中的双轨制方案与梁启超所说已经有了一个重要区别。梁氏所谓双轨制是泛论“上才”和“下学”之分，而陆费逵与田稹则是将之与具体的学校教育等级对应起来。1910年，在通州师范学校任教的江谦提出：“初等小学前三年，非主用合声简字国语，则教育断无普及之望。”他的理由主要是，那些“中流以下之家庭”的子弟，能够“毕初等完全五年之业者，且不可多得，大都或四年或二三年而止”。如这段时期没有受到良好教育，势必影响“终身”。况“今东西各国之所谓普及教育者，非谓此三四年或五六年之小学课本，使之终身诵之，可以应用而无尽也；谓其受此数年之教育，而此后自能阅书阅报，以增进常识、通知国情”。然“今中国之普通国文，既非十年不办”，及至中学以上，科目较多，更无时间学习国文。在初等小学掌握切音字，也就等于掌握了“阅书阅报”的简易工具，即使辍学，亦无太大妨害。^[51]

江谦的意见与陆费逵接近。按照这个建议，切音字的使用范围已大为扩充，不只是王璞、何凤华等人心中的在学堂教育之外的社会教育手段，而被列入小学教育，在理论上应成国民人人必修者。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仍维持了文字双轨制构架，强调汉字和切音字之间有等级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