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就“国民”
前章已言，切音字运动直接受到“学战”观念的影响。这一观念不仅意味着改革着眼点从器物转向文化，也意味着其所动用的人力资源的改变。如果用传统术语来表述，“学战”所面临的局面近乎顾炎武（1613—1682）所谓“亡天下”。“有亡国，有亡天下”，二者“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之事责在上，“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旦危机到了“亡天下”的地步，就必须全体动员，“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自然，19世纪西力东渐，并非“仁义充塞”，不过，从理想秩序的角度看，“亡天下”即“亡文化”，在时人眼中，二者之危急程度也差不多。事实上，切音字运动强调识字者的多寡攸关国家命脉，就提示了非常类似的思路。王汎森教授已注意到，戊戌年前后，思想界对于“民”和“民权”的观念已经表现出浓厚兴趣，围绕着这些概念出现了各种论争。[2]切音字运动的发轫与此时间大体一致，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气氛的变化。庚子年以后，国人对清政府的救亡能力进一步感到失望，思想界的目光也不得不从官员和上层士大夫转向民间。同时，“主权在民”的政治观念和“国民”概念广泛传播，民众在思想言说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也直接推动了切音字运动的高涨。
“国民”一词在理论上是包括全体国人的，唯思想界对此概念的具体运用则往往多落实在与“官”相对的一面，略同于过去所说的“民”；而在“民”之中，又侧重于与“上流社会”相对的“中等社会”和“下流社会”，尤其是后者。因此，国民意识的兴盛同时也意味着国民本身成了一个“问题”。不少人意识到，“匹夫匹妇”要成为真正的“国民”，必须经过一番改造，其中，“开民智”是最重要的一环。[3]1903年《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说：“国何以富？曰：有国民故。民何以立？曰：惟造就故。”国家盛衰系乎“人民程度之高下”，“国民教育”的重要可想而知。然而，在文章作者看来，其时办教育者“徒孜孜于高等专门教授以造就其所谓仕学、师范、士官、速成，而于造就国民之阶级如小学校、实业学校等所谓养成完全国民以储将来自立之术者，则不获一睹”。如此，“吾恐讲求振兴教育行之百数十年，仍然官自官而国自国，士自士而民自民，彼此毫无密接关系也，遑言成绩乎？遑言进步与发达乎？”[4]
在更早一些时候，王照也表达过类似看法：“今夫朝野一体，未易言也。国家与社会之关系、国家与个人之关系、社会与个人之关系、公德与私利之关系，以及人生必需之知识，其理非奥而其绪至繁，主治者欲使人人明其大略，非有自幼渐渍之术，不易收尺寸之效。”然而，在中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反而“专有文人一格，高高在上。占毕十年或数十年，问其所学何事，曰：学文章耳。此真世界中至可笑之一大怪事！”就中又有“鲁钝之人，或读书半生而不能作一书柬”者，所学何用？这都是文字、文章太难之故。“惟其难也，故望而不前者十之八九，稍习即辍者又十之八九”，遂使“文人与众人如两世界”。文教与普通民众无关，“举凡个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与夫一己生活必不可少之知识，无由传习，政治家所云教民，皆属空谈”。[5]
王照认为，朝野不能一体，全是言文不一所致。汉字初造，本来欲“便民用”，故“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异”。正常状态下，“语言代有变迁”，文字亦当“随之”而异。可是中国“后世文人，欲借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造成“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趋日远”的局面；反过来，“文字既不足当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其直接结果是，国民之间缺乏交流，关系疏远，“百里或岁不相通，千里或世不相通”。时间一久，“异者不可复同，而同国渐如异域。妨害多端，误尽苍生”。这里王氏所指的隔膜已不仅是建立在能否“通晓文义”基础上的社会阶层区分，也包括了语音流变造成的地域分化，则中国已不是“两个世界”，而成“多个世界”了。这其实也是时人常谈，主要着眼于民众“国家观念”之匮乏，而王照则从言文关系的角度观察这一隔膜的形成，欲图提示切音字对培养国民意识的重要性。
两年后，王照再次提出，官民之隔并未随着“新党”的兴起而终结：
今吾中国自称新党者，日腾于纸，曰四万万同胞热力云云。实则言之者此千中有一之士夫，解之知之者仍此千中有一之士夫也，四万万人固无从知也。今吾中国公文中亦恒曰养民教民。实则发之者官吏，收之者官吏，解之知之者仍此官吏也，民固无从知也。纸上之政治，自说自解，自唱自和。视民之苟且妄作，辄于纸上骂以心死，责以无良，而民又不知其纸上云何也。
王氏认为，这和“新党”们的家庭出身与成长经历有关：“今之自命教育家者，其生长富厚，幼年赖贤父兄之培养，十余年始通文字，以成今日之名士，以成今日之显宦。”故“彼自忘其销磨岁月之久，绝不思穷民万无彼之财力；又不思人民外无政治，教育外无人民。彼其所操之术，仅为背后呐喊之资。上焉者仅足当一文学博士，以自保其高名耳”，下此者当然就更无足道。[6]
动辄高喊“四万万同胞”，正是“国民”观念兴起的表现。但王照认为，那些“心目中不见细民，妄冀强富之效”的“文人”对“四万万同胞”其实并无深刻的关怀，一味“舞文弄墨，袭空论以饰高名”，不过是“出于策略之转移焉”。为了与这种“策略”性的思路区别开来，王氏强调，应树立一种以“多数人”为重心的国家观念：“富强治理，在各精其业、各扩其识、各知其分之齐氓，不在少数之英隽也。”[7]这也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切音字创制和教育工作的定位。
作为清季变革思潮由物质转向文化和教育层面的产物，切音字运动和兴办学堂的热潮是一致的。不过，王照和《大公报》的作者均认为其时的教育取向有问题，指出应把教育重心下移，揭示了二者着眼点的差异。实际上，这一视点的差异一开始就存在于切音字运动中。就以上一章曾引用过的卢戆章和沈学的两段话为例。卢氏抱怨时人忽略了“文字、学校”，沈氏则云，时人的关注点多在“官方、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而“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大意相似，表述却有微妙差异：卢戆章把文字、学校并列为富强之本，沈学却将学校和卢氏视为“末务”的工矿、制造、交通等放在一起。当然，这并不代表两人在看法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异，而只是表述侧重点的不同。卢氏更强调本末之辨，沈氏更关注入手之方（参看第一章）。不过，沈学将文字与学校区分开来，强调其中存有先后之别，还是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体现出文字改革与兴建学校两个运动之间同中有异的关系。王炳耀也认为，“设学堂以求西法，立报馆以启民心”，虽然可算“务本之道”了，然“化俗无方，虚伪如故矣；方言无字，民昧如故矣”，仍不能真正解决问题。[8]
庚子年以后，切音字运动和兴办学堂运动都趋于兴盛，这两条思路的微妙差别也进一步显示出来。1902年，王照的学生、宛平生员王璞呈文学部道：“广兴学校”虽好，“惟深观目前种种情形，推其究竟，学校必不能多设”。如果“仅就每邑一二校，以次选升，为培植官材之地，其数略如往时生童，尚不及丁口千分之一。欲民之耳目不惑，遂生裕后，尽职奉公，焉有把握？”[9]次年，何凤华等也在上袁世凯书中云：“今日司农仰屋之时，欲以国帑兴起全国各小学堂，其事断非三五年内所敢望。”而且，“每一小学堂多寡牵算计，不过五六十人，何能普及？”退一步说，“各省府州县大中小各学堂纵能遍立，学生之数不能占户口千分之一。则以上等之人服上等之科，虽抡才有资，而于亿万众下等之人风马牛不相及也”。中国实际上“不患无上等教少数人之教育，所患者无教多数人之教育耳”。那么，“何谓教少数人之教育？汉文、西文是也。何谓教多数人之教育？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是也”。[10]
王璞、何凤华等在此触及了清季教育改革中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兴办学校固然是振兴教育的重要手段，但收容学生数目有限，则仍只成为“少数人”的教育，离“普及”的大目标尚远。类似的言论在其时倡导教育普及的人士中经常可以看到。1911年，有人在《申报》上说，中国“现行之新教育”实“一部分之教育，而非全体之教育也。富人之教育，而非贫民之教育也”。不信请“试观各处初、高两等小学，其入学子弟非尽上、中两等，而下等者绝无仅有乎？但一国人民以下等者为最多。群最多数之无智愚民充塞国中，试问社会文明何能进步？工商事业何能发达？虽国家实行宪政，开设国会，然徒赖少数人民而为多数人民谋，其果有裨国家大局耶？”于是，学堂之设，“不过入学子弟稍具普通智识而已，于全体人民实无丝毫之裨益也”。[11]另一位作者也说，中国办理新教育十余年而“收效甚微”，都是因为只“汲汲营谋之教育，皆偏于富民一面之教育也”，与普通民众无涉。[12]
这些批评虽然并不都是要主张切音字，但基本关怀与切音字运动是一致的，均把目光放在“多数人”身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言论都隐含着一种社会分层的意识，这也是切音字运动者共同具有的观念。除了“多数人”和“少数人”、“富人”和“贫民”的区别外，其他一些类似区分也被不断地重复。1905年，沈凤楼在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典礼上指出，“中国积习，每好为高论。凡造就下流社会之利器，皆鄙为无足道”。然而，“国家富强之源，不在一二上流社会之人才，而在多数下流社会之识字”。若“坐视下流社会之芜秽盲塞，而徒恃一二上流社会”，国家可以“富强”吗？[13]1910年，劳乃宣亦云，教育有两大使命，“一在造人才，一在开民智。造人才者教秀民，开民智者教凡民”。然“天下秀民少而凡民多，秀民有教而凡民无教，是有教之民少，无教之民多也。积亿兆无教之民于天下，欲世之治也难矣。且今天下大势，方以智竞而不以力竞，以合群在下之众庶竞，而不以出群在上之俊杰竞。一二人之奇才，不能敌千万人之常识。此凡民之教，所以尤重于秀民之教”。[14]
这里不妨稍做停留，看一看用来陈述语文改革运动的语言本身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在“国民”一词流行起来之前，切音字运动关注的也是居于“多数”的“齐氓”，但表述相对含糊，多以“通国男女”一类词汇笼统概括之。庚子年以后，随着“国民”观念在思想界的进一步明朗化，切音字运动的文献才更清晰地将其关注取向定位于“下流社会”。同时，“造人才”与“开民智”二语在此前通常被用为同义语，而劳乃宣将其划为两个不同层次，强调切音字运动的意义在于提供“千万人之常识”，而非造就“一二人之奇才”，也比运动初期的思路更细密。被启用的还有“常识”二字，它也是随着国民思想的发展而流行起来的。一位作者引用“美儒米勒”之言称，“国家当立意使民尽读书。然非谓皆能攻高尚之学术，亦仅使通国人民得具有常识焉耳”，并引申曰：“是可知文明国之程度，并非人人有高尚之理想，不过借有通俗之文字以传达其普通知识于国民之脑，日进不休。蕴蓄既久，其新知识自将由是而发生。若专以艰深高尚为讲求，则将言文字之不暇，又何有于知识？”[15]
这一求“常识”的取向在20世纪初极为流行。王国维（1877—1927）说：“维谓就教育一事，一切皆后著，今日唯造就明白粗浅之事理者，为第一要著耳。”[16]严复提出，办教育不过是“使吾国之民，人人皆具普通知识，即不然，亦略解书数，有以为自谋生计，翕受知识之始基，则聚四百兆之人民，其气象自与今者迥异，故教育不必即行强逼也，要必有所以鼓舞、考成之者，使之日增，亦未必即能普及也，要必以国无不能写读之民为之祈向”[17]。这些言论从知识层次的角度为“国民”提供了一个标准：合格的国民不一定成为“人才”，但必须掌握“常识”，具备基本的“写读”能力。早期卢戆章、沈学等人强调切音字的意义，多从“格致”入手，虽然其所谓“格致”的标准也未必高，但这里的要求更为明确。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民问题以“公民资格”或“选民资格”的形式被提上日程，其中读写能力乃是一个重点。劳乃宣是较早对此做出反应的。1908年，他上折指出，“立宪之国，必识字者乃得为公民”。而“中国乡民，有阖村无一人识字者，或有一二识字之人，适为其村败类，而良民转不识字”。如此，则“将比里连乡无一人能及公民资格，何以为立宪之始基乎？”因此，“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他建议由政府制定一种“通国统一”的切音字谱，“并以此字编定各种浅近教科书，请旨颁行天下，于初等小学五年学期以前，增加一年两学期，专以此简字教授”。学毕再上初等小学一年级，“照常以汉文教授”。对于“极贫不能入学一年之民”，可以“缩短功课为半年一学期毕业”，以便“贫家子弟，胥能就学。乃可冀全国人民无不识字，无不得受普通教育。复广设简字报馆，俾无人不获阅报之益。并预颁定制，将来实行立宪之时，除本识汉字者外，其不识汉字而能识此简字者，一体准作公民”，即能解此燃眉之急。[18]
其时积极鼓吹立宪的孟森（1868—1938）对于劳乃宣这个建议颇表赞同，认为简字在提升民众识字能力方面确“有实用”。他指出：“古人言书足以记姓名。选举投票等事，必出其手书，乃足表示其意思，主张权利”，仅能口说，“不足尽法律行为之能事”，必“有字迹乃可覆按”，可谓“关系巨大”。孟森提出，若只从“词章美术”方面考虑，简字的确是不够的，但简字之用，本是方便民众“就利害相关之时，表示意思，以代口语之承诺与否”，习者“原非以笔墨为生”，简字“但令人多一种能力”，好比“矢口能作语言者，不必皆有四方专对之才”，可是比起“瘖哑”来要好得多。他强调：“公民权与著作权截然两事”，简字之作是要“补教育不易普及之憾”，不是期望“人人为著作家”也。[19]
实际上，识字教育的问题也已在清政府的考虑中。1909年春，学部奏报分年筹备立宪事务清单，提出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创设简易识字学塾等条目，其具体内容是：第二年颁布简易识字课本，创设厅州县简易识字学塾，颁布国民必读课本；第四年创办乡镇简易识字学塾。其目标是：到筹备立宪第七年，人民识字义者须得一百分之一，第八年须得五十分之一，第九年须得二十分之一。简易识字课本编为三种：第一种识字课本，“凡道德知能之要，象数名物之繁，详征约取，备著于篇”，约3200字，期以三年毕业；第二种“则于第一种课本中去其理解稍高深、事物非习见者”，约为2400字，两年毕业；第三种“但取日益寻常之字，目前通行之文，约之再三”，定为1600字，“实属无可再减，期以一年毕业”。以上三种课本，“由小民自为忖度，择其力所能至者肄习之”。[20]这种“简易识字”政策欲通过选定常用字的办法提升识字率，显然没有采纳劳乃宣的意见。[21]
1909年，劳乃宣再次上折指出，按照民政部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且识字者才得为选民，不识字者无选民资格。“故欲办自治，必先教乡民识字。”然照逐年筹备立宪清单，地方自治于第六年、第七年成立，学部所设各地简易识字学塾定于第二年、第四年举办，“二者相距近者方两年，远者乃五年”。欲使多数适龄者均达选民要求，“必不可得”。劳氏对前次提案加以变通，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在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切音简字一科以推广之；二是“变通地方自治选民资格”，允许“能识此简字者一体准为地方自治选民”。如是，“不待两年，可使天下各州县阖境之人，无不识字；而人生当明之伦理、应用之知识，亦皆无不通晓。其时地方自治选民资格到处皆易得人，全国自治自可依限成立”。[22]
这些讨论均围绕着切音字对于迅速提升选民资格的作用展开。尽管当时大多数人所说的“国民”并不完全等于立宪章程中的“选民”，而是要更为广泛，并不限于“二十五岁”以上的识字男子，但“选民”仍在相当部分上与“国民”的核心部分相重合。1910年，直隶提学司催促各属从速建立简易识字学塾时说，“本年十月初三日钦奉谕旨，宣统五年准开国会，实行立宪政体。惟是宪政之本在国民有普通智识，能读书识字方合国民资格”[23]，就直接把“选民”与“国民”的概念重叠了起来。因此，劳乃宣围绕着切音字和预备立宪关系的讨论仍集中于造就下层社会这一目标上。
另外，预备立宪对选民资格的强调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切音字的正当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如前所述，1906年，国内就正式出版了10部切音字方案，而此后的1908年、1909年，又各有4部方案问世，首尾与预备立宪的提出及学部确定“简易识字”政策在时间上正好吻合，绝非偶然。1908年，《直隶教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注意到：“简易识字学塾，列入九年豫备之内，本年即为编辑简易识字课本之期。数月之内，呈进《简字谱录》者有人，呈进通字者有人，条陈简字办法者有人，其他各报纸论及兹事者尤夥。”[24]
与此同时，“无师自通”四字也在切音字运动的著作中频频出现。1906年，卢戆章推出《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在扉页注明：“阁下倘欲自己与父母兄弟姊妹妻妾子女亲戚朋友佣人以及四万万同胞念，日后则能无师自读各种切音书籍，兼能写信记账，又能无师自识汉字者，须读本土切音教科书籍。”1908年，刘孟扬出版《中国音标字书》，同样在扉页上标出“无师自通”四字。次年刘世恩《音韵记号》一书也号称“无师自通，兼识汉字”。[25]而在此之前，在封面或扉页上以此为号召的仅有力捷三1902年出版的《无师自通切音官话字书》。这四个字的号召力随着预备立宪对选民资格要求的迫切程度的加深而日益提升。换言之，虽然政府明确规定选民须掌握汉字，仍有人像劳乃宣一样希望使切音字也能搭上这趟顺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