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

我青年时代读过的书，大多已如过眼云烟。1996年夏天的一次阅读，却穿过二十多年的时光，宛若眼前。那时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大三，岭南六月酷暑，无所事事，我借了一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躺在宿舍随便翻翻以消遣夏日。蓦地，两段文字映入眼帘，锐利地刺激着我半睡半醒的神经：

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1]

简明扼要而又洞察入微的中、欧对比，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期维持着大一统体制的独特性。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吗？我陡然间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浮想的内容而今已渺不可寻，但那一片刻的少年激情，使我多年后“合理化”地回眸往昔之时，会把这次偶然的阅读视为自己学术人生的一个起点。不过，彼时的我对此毫无意识。瞬间的兴奋消退之后，这个问题也迅速隐去。我对未来很懵懂，记者、公务员，是我隐隐约约的职业理想。

三个多月后，与黄国信老师一场随意的谈话，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冒出了考研的念头并付诸实施。何其有幸，我成了黄启臣、刘志伟、陈春声三位老师的学生。入师门后，我很快发现，那个年少时曾拨动我心弦的问题，竟然是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主要关切之一。

五年的读研生活恍如昨日。在陈春声、刘志伟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2002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6年后该论文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该书讨论的是中国传统大一统结构的性质，问题很宏大，但不是从抽象的思想中寻求答案，而是在具体的区域社会史脉络中探寻可能性与现实性，论证思路如下：

西南地区有着深厚的“国家”传统，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发现这里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政权，同时还分布着众多无君长统属的人群。宋代，这里也并非只有一个大理国与中央王朝对峙，仅在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与中部，就有“娄素”（20世纪50年代识别为“彝族”）建立的十来个地方性政权（彝文文献称其为“勾”，汉译为“君长国”），我将此概括为“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是为我整个研究的起点与前提。[3]由此提炼出一个问题：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与意识形态，如何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政权、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换言之，这类社会如何进入中国大一统秩序？

从上述问题出发，我选择位于贵州西北部地区的水西、乌撒两个勾政权为研究对象，考察它们从宋至清被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过程，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理论意义。我的一个观念是，理解中国历史的概念与范畴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与话语中去探寻，以期贴近历史当事人的心态与观念；同时又要具备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对话的可能性，以免陷于自说自话、故步自封的境地。因此之故，该书极其重视彝、汉史料中那些精练而富有内涵的词汇和短语，诸如汉文文献中的“版图”“族类”“异域”“新疆”“旧疆”“羁縻”，以及彝文文献中的“彝威”“彝荣”，等等，经由对它们的深入诠释，我得到了理解南方非汉人群进入大一统秩序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版图”：与赋役密切相关的人口与土地的集合体

我抓住的最关键概念是“版图”。依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我国的西南疆域，自汉代就已大致奠定，但依古人的叙述，情况却有所不同。例如，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改土归流之后，官员们称播州进入了“版图”，名其曰“新疆”，即新的疆土。60多年后，吴三桂平定了黔西北的水西土司，官员们又云，水西是国家的“新疆”，有诗曰：“济火（水西土司的先祖）无遗族，山川隶版图。”又过了60多年，雍正皇帝在滇东北、黔东南用兵之后，官员们再弹老调，称这些地方成为国家的“新疆”，而60多年前平定的水西以及更久之前平定的播州，则属于国家的“旧疆”。这类论调不独西南为然，例如，康熙年间收复台湾后，也说台湾是“新疆”。

是古人错了，还是今天的历史地图错了？其实都没有错，因为古、今语境中的“疆”与“版图”，含义迥然不同。今人依民族国家的观念，以国际法为依据，将国界线以经纬度精确描述并划定，线内，就是国家的“版图”和“疆”，这纯粹是一个土地的概念，与人无关。每平方千米聚集上万人的特大城市，同高原、沙漠的无人区一样，都是国家神圣版图的一部分，国家的主权没有任何差别地投射在这些地方。

中国古代的“版图”，则主要是一个赋役概念。税收是国家的本质，依其情形，中国古人的视野中有三类地区：其一，所有人户在制度上均要向王朝缴赋应役，是为“编户齐民”之地；其二，只有一个人或一些代表向王朝缴赋应役，是为羁縻区域，如大部分土司地区；其三，所有人都不被要求向王朝缴赋应役，是为王朝的“异域”。在古人的观念中，第一类地区就是国家的“版图”。因为人是赋役的主体乃至客体，所以中国古代的版图，就要集土地、人户于一体。正如清朝人所云：“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简言之，某个地区的土地、户口登记于官府的册籍，这个地方就是国家的版图，而登记当然就意味着赋役。

二、从“异域”到“旧疆”

至迟在明代，“版图”在许多情况下已被用来界定王朝的“疆”。当上述第二、第三类地区进入“版图”，变成第一类地区时，常常被称为“新疆”，并且一般不再被视为“化外”——尽管“化外”一词的使用存在着随意性。[4]随着“夷”、汉族类的交往与互动、对正统儒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化，“新疆”的人群在礼俗、文化上被认为呈现出“与民人无异”的趋势，而他们自己亦不断通过各种策略，建构更加符合王朝正统的身份与认同，“新疆”由此逐渐被视为“旧疆”。要言之，“新疆”的关键在于“版图”，而“旧疆”则进一步强调礼俗。未入“版图”之地可分为“异域”与“羁縻”两类，前者指中央王朝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自然也没有人缴赋应役之地；后者意味着当地首领向王朝表示效忠，并受制于贡赋制度，但地方原有的制度与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维持，而且当地人群也大都不是王朝的编户齐民。

乌撒与水西两大君长国的兴亡史，展现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完整过程。西南许多地区的历史都与此相似，如乌蒙、芒部、东川等君长国。当然，一些有相似历程的区域在文献上并未直接使用“新疆”“版图”一类词语来描述，历史也不一定按线性序列发展，中央王朝在许多边远地区的秩序建构可能会略去其中的一些环节[5]，并且古代官员士大夫们使用这些词语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无论如何，从历史文献中发掘出来的这些词语，提供了一个理解传统中国大一统秩序如何在南方扩展的有用模型。

三、“内部边疆”的消解[6]

这一模型，揭示出观察中央王朝开拓西南的新视角。元朝灭了大理国后，原拟将西南族类尽收“版图”，眼看抵抗甚烈，又改而承诺，那些君长、酋长们只要投诚归附，即可“官不失职，民不失业”，由此建立起了土司制度，改“异域”而为“羁縻”。明兴，对待各土司“踵元故事”，继续维持羁縻秩序。深入的区域史研究揭示，元代以及明初，王朝在西南非汉族类地区能实际控制的，也就是能让当地百姓缴赋应役的，主要是交通线和城市。明朝人万士和描述乌撒一带：“军屯之外尽夷方，夷妇同争鼠马场。”黔抚郭子章亦称：“贵州一线路外即苗穴矣。”

因此，当时王朝在西南非汉区域的“版图”，是一些线，一些带，加上一些零星的点。这样，历史地图集上的南方边界，我们或可称之为“外部边疆线”，它大致勾勒出了王朝设官（包括土官）统治的范围。在其内部，依中国古代的疆域观念，还有不少人群游离于王朝“版图”之外，形成了许多“内部边疆”。从“异域”到“旧疆”的历史，就是内部边疆逐渐消解的过程。与此相应，王朝的“版图”不断扩大，从线扩展为面而且面的范围日益拓展，到了清代中期，西南地区尚未进入王朝“版图”的，只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点了。

四、非汉族类的主体性

依古人的描述，“内部边疆”的消解过程，意味着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大获全胜。这一视角，与今日学界内外所熟知的“汉化”等概念遥相呼应。这类论调无疑是建立在大量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的，并且也与我们通常的观察有着较高的符合度。不过，西南非汉族类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吗？他们的主体性何在？我为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除了通过丰富的彝族文献考察彝族人（娄素）自己的历史认知与表达外，还用“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新秩序中的旧传统”“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与分歧”三个概念，来揭示“异域”社会自身传统的延续性及其在塑造新秩序中的作用。

关于“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我指出了两种情况。第一，一个看似统一的周边族类的部落或政权中，往往充斥着各种利益团体，呈现出内部竞争的状态。当与中央王朝发生接触之后，某些团体或其领袖人物可能会因应新的政治情势，积极引导王朝的力量介入本部落或政权的事务，在此过程中，他们和中央王朝各自或多或少地满足了自己的所需，一些新制度或新秩序甚至可能就此产生。以水西勾政权为例，这是具备较强凝聚力的强大政治实体，但内部有四十八支，勾政权的君长在其中轮流产生。这造成了一个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勾政权的强大与统一制约了王朝的扩张，另一方面，为了本支乃至本家庭独揽君长之职，明正统年间，安陇富通过为朝廷东征西伐换取支持，于是由他们一家世袭君长的嫡长子继承制得以确立，这一制度不但符合明王朝的观念，而且有助于明朝加强对土司地区的控制。第二，有的扩张中，王朝并没有明显地介入，形成一种“（王朝）未出场的扩张”，这种扩张通常发生在“新疆”“旧疆”等已纳入王朝“版图”的区域。例如，李文良的研究揭示，台湾岸里社熟番于康熙年间响应政府的垦荒政策，取得了在大甲溪南垦地的权利，但在18世纪末，因为部落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外部汉人的农垦压力，各关系人通过各种办法，竞相把地权来源追溯到帝制时代最能象征合法、正统权力来源的皇帝身上，使得一个边远的地区，成为符合帝国象征与规范的地域。在这样一种“未出场的扩张”中，王朝所获得的，主要不是新的土地或更多的编户，也不是能够更有效地控驭周边族类的制度，而是地方上更多的人群对自己的权威、象征的认同。

关于“新秩序中的旧传统”，我指出，土司制度乃至改土归流等任何举措，都不能立即创造出新秩序——尽管表面看起来似乎如此，从“异域”到“旧疆”的演变，是两种不同制度与传统间互动与妥协的结果。例如，由于水西、乌撒在实行土司制度之前，已经存在着一套以则溪制度为中心的、有着深远历史根源的制度化的政治权力架构，所以，直至清代末年乃至民国时期，中央在当地的统治，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带有明显的“地方性”色彩。元明土司制度规范的主要是土官与王朝的关系，勾政权制约了王朝的扩张，使得王朝很难在勾政权的领地内赐封小土司，也无法编定里甲。清初勾政权瓦解后所建立的流官制与里甲制，也是在改造彝族原有的则溪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非一个全新的创造。此外，虽然清王朝在该地域实施了改土归流，但原来勾政权中的土目仍然长期存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关于“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与分歧”，我指出，在广阔的西南地区，非汉族类对王朝国家的认同呈现出两种情形。一种是连带着将自身的族类身份也改变了，出现了许多少数民族认同汉人身份的例子，甚至许多土司也声称自己源出汉人。此即“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土司、土目中很少出现这种现象，甚至在改土归流之后，我也尚未发现有彝族土目自认为是汉人的例子。认同王朝国家并不意味着认同汉人身份，我称之为“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歧”，并从政权与文字传统来予以解释。水西与乌撒至迟在宋代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并且拥有自己的文字。关于本族的来源以及统治本地的合法性——这一切当然都与汉人无关，早就书写在用本族文字所创作的家谱、历史书籍以及宗教文书中。文献与口碑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且这些文献的内容经常要由勾政权中的布摩、慕史在不同的场合宣讲、传授。这样就使族人对本族的来源以及统治此地的合法性形成了牢固的记忆，并且这种记忆受到固定化了的文献的规范。元、明王朝的势力介入西南地区，水西与乌撒建立了土司制度，但勾政权制约了王朝的扩张，王朝的势力难以深入，不管是土司还是普通彝人都珍惜自己的高贵身份，绝不可能声称自己源出汉人。变化仅仅出现在关于统治合法性的认知方面，勾政权的上层分子一面继续将其归因于本族的美好根源，一面又与王朝扯上关系——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认同。清康熙年间改土归流之后，对族源的那种强大而牢固的记忆仍然不易消亡，并且原勾政权中的土目与布摩仍然存在，大量的彝书也还继续在民间使用与流布，所以黔西北的上层分子乃至许多普通彝人并不轻易转向汉人的身份认同，甚至他们在取得功名后也是如此。例如，普坑底的黄氏是当地的望族，清中期后出了不少读书人，但他们仍把占有普坑底的合法性归于水西君长的赏赐，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非汉身份，称“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于夷册书籍”，可见彝书在维持娄素族类身份方面的重要作用。

五、大一统体制的弹性

传统中国的大一统体制能够不断扩展并长期延续的关键之一，在于它的灵活性。统治者们并不是把一套既定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一成不变地推广到西南地区，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的差别体现出了弹性与务实性。即便进入了王朝“版图”之内，传统大一统结构依然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这些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

在叙事上，我抓住制度、开发、认同三个关键词展开。有人可能认为我的关注点在地方社会，但在我们看来，不管史学研究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制度（既包括王朝的制度，也包括地方自身的制度）始终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根基之一，根基不厚而跟随所谓学术前沿亦步亦趋，无异于水上青萍，虽时髦而不免流于浮华。制度必须置于人的行动中来理解才有意义，虽然不能线性地认为制度决定着开发与文化认同，但它是我整个分析的切入点。

以上思考，算是对那个少年时拨动我心弦的问题的一个回答。2002年我博士毕业，四年后我的书稿大致修订完成，距离1996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正好十年。答案还很不成熟，但十年的青春岁月就在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如水而逝。

博士毕业后，我开始思考新的研究方向，经历过一段迷惘时期。2005年的某一天，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的张兆和教授来中山大学开会，建议我同他一起去申请香港研究资助局的项目，以便搜集、整理、研究民国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用汉文书写的文献，考察他们如何想象自己的族群身份以及国族认同等问题。我与张教授的分工是，他负责苗族，我负责彝族。听完张教授的谈话，我陡然间灵光一现：我过去研究的是中国王朝国家的性质，但晚清以降，中国已逐渐演变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个宏伟的变迁过程中，西南的那些非汉人群如何因应呢？他们自己的传统，会在其间发生什么作用呢？这可是我过去研究的自然延伸啊。这一发现令我兴奋莫名！

我愉快地接受了张教授的邀请。2006年9月，我们的研究计划以“Writing Indigenism：Non-Han Intellectuals' Chinese Writings on Miao-Yi Identities and Frontier Politics in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为题，获得了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立项资助。四年后，当我们结题时，张教授已经搜集、整理了梁聚五、石启贵、杨汉先等湘黔苗族精英的大量论著，出版了《梁聚五文集》（上、下册）[7]，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而我则主要搜集、整理出《岭南电文集》（上、中、下三册）、《李仕安文集》（上、下册）、《曲木藏尧文集》[8]。虽然还存在种种不足，但我们自信已经为学界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在全国各大公藏机构翻阅民国时期浩如烟海的报刊档案，搜集彝族精英们的论著的过程，恰如行走在山阴道上，美景应接不暇。我逐渐意识到，尽管在绵延两千多年的正史书写系统中，西南地区的人群作为非汉族类一直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进入民国后，在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共和”的框架下，他们却面临着既非汉人也非少数民族的尴尬，也因此享受不到一些应有的权利。这深深刺痛着当时西南非汉人群的精英们，他们持续不断地通过著述、演讲、请愿、结社等方式，提醒中央政府和主流社会正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当然，他们的声音在近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中只是涓涓细流，时过境迁之后，更是逐渐消散殆尽。现在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学者们，目光主要放在中国内地的变迁与汉族精英分子们的身上，他们眼角的余光可能会扫过蒙古族、回族等“大族”，但有多少人去真正关注西南边陲那些被掩盖了的声音呢？张兆和教授是对此展开较早探索的学者，他以民国时期苗族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表达为话题，自1999年起就陆续发表相关论著，直接启发了本书的研究。2006年，李列在其大作中，从本位的视角，讨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彝族学者对本族的研究，并将这些研究与建构自身民族认同、追求政治权利结合起来，与我的思考有相似之处。[9]不过，大量民国时期彝族学者的论著与相关档案并未被利用。更重要的是，彝族学者的那些建构与表达，与之前西南地区历史的关联性，也基本被李著忽略了。2008年，在拙著《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的结尾，我明确说明了自己接下来的研究问题，以及贯通所谓古代、近代来加以解决的思路：

清末民初以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政府的基层政权建设等等，导致了革命性的新变局，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怎样想象与建构自己的族类身份以及更高层次的国族或中华民族？相对于学界研究较多的汉人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表述与实践，这类想象与建构可能会呈现出哪些特色？这些问题关系着对传统中国如何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理解与认识，笔者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回答。可以肯定的是，近代的想象与建构不会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只有联系“异域”进入王朝“版图”的历史，在“彝威”、“汉威”、“洋威”交织的过程才能得到妥帖的理解。

事实上，彝族精英们的那些论著，文字通畅，文意浅近，把握起来似乎不难。但要深究为何如此表达，却殊非易事，必须回到之前更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求答案，而这正好是我过去那本书的内容。这真是一种幸运！

把过去的研究贯通到近代之后，我对当代的彝族认同问题也产生了一点表达的欲望。彝族人口近900万，分布在川、滇、黔、桂等省区。在以斯蒂文·郝瑞（Stevan Harrell）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叫“彝族”的共同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一些存在复杂差别且缺乏内部认同感的人群划为了“彝族”。因此，彝族是“局外观察者指定或构建出的一个范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一种新的彝族意识才出现并发展起来。[10]

郝瑞的研究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人群共同体研究的潮流。有意思的是，当我带着这种主位立场，参照郝瑞的族群概念与标准，试图去接受其结论时，却产生了更大的困惑。我发现，虽然“彝族”的族称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定的，但自宋代以迄民国，在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这个人群范围中，上层分子一直在建构一个横跨今川、滇、黔三省的大范围的人群共同体，今天的民族识别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延续，并且深受过去那段历史的影响。这些想法，我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为题，于2007年发表在《民族研究》上[11]，它们会有机地融入这本小书中，获得更坚实的基础与更丰富的意义。

2010年，《岭光电文集》在香港出版，我写了《“夷族”意识、“夷务”实践与彝族文化——写在〈岭光电文集〉出版之际》一文，权充该书导论。在文中，我揭示了岭光电等西南非汉族群的精英分子，从何种途径，凭借何种资源来想象与表达他们的族类身份及其与整个国家的关联。此文与上述《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一起，为我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回答。思路已经很清晰，框架也已完成，我以为再有两三年时间，就可以完成一部二三十万字的书稿。但我显然低估了自己的懒散以及各种事务的烦琐性，从2005年提出问题开始，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在许多场合做过相关学术报告，但除发表过两篇论文之外，没有就此撰写出任何学术论著。我在北京、南京、成都、西昌、雅安、广州、台北以及网络上所搜集到的大量文献与口碑资料，以我目前的状态，如要认真解读，尚需数年工夫，现在就成书付梓，自然事出有因。

首先，这套“历史人类学小丛书”的宗旨深深打动了我，并让我找到了一个为自己的慵懒与粗疏辩护的借口。篇幅的限制，使我必须专注于问题的分析、思路的阐述以及历史过程的勾勒，而不必拘泥于细节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其次，我打算涉及的许多具体内容，一些学者已先我写出论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赵峥的博士论文[12]，该文在史料上较前人有了极大拓展，对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四川军阀复杂博弈的背景下，彝人精英争取成为一个“民族”方面的抉择与行动做了细致梳理。这使得我没必要再去致力于一些史实与过程的研究，而是围绕我的问题来展开讨论。

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做一个简单说明。按照当代的民族分类，本书的主人公们，主要属于彝族。但彝族内部支系繁多，自称各异，计有“诺苏”“娄素”等数十种，民族识别之前，在汉语语境中，他们则常常自称或被他称为“夷人”“夷族”。不过，“夷族”与“诺苏”“娄素”等所指人群有重合但不等同，而且与“彝族”所涵盖的人群同样存在差异，为了避免混乱，使论述更富学理，本书遵从如下原则：第一，史料中的“夷”，仍从其旧，不擅改为“彝”，但绝不认同其中所含有的贬义；第二，当用自己的语言叙述时，本书或为夷加上引号，或径改为“彝”。读者须注意的是，凡叙述民族识别之前的历史，本书中“彝”所涵盖人群的范围，与“夷”等同，不能简单对等于今天的彝族。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民国时期。

注释

[1] [美]J.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谢亮生、杨品泉、黄沫等译，14～1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 读者可能会问：为何以宋代为起点？之前的汉、唐难道没意义吗？我的回答是，从区域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就目前的资料而言，我无法建立起宋代贵州西北部地区的非汉人群与之前历史的延续性。例如，贵州西北部地区被划定为彝族的群体，我不但可以知道他们在民国、清、明、元的对应人群，而且可以通过丰富的文献，确凿地揭示其社会演变情形，甚至将其与宋代的罗殿国联系起来。但再往上追溯，我就只看到一些族称以及蛛丝马迹般的记载，很难确知人群的对应关系，更无法知道其社会组织的情况及演变。

[4] “化内”“化外”等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呈现出种种不确定性，同样一个地区，在渲染王朝的文治武功时被标榜为“与中州等”的化内之地，在强调其风俗粗陋、难于治理时则被贴上“蛮夷”“化外”等标签，有些明朝称为化内的地方，清朝则认为明时尚属化外。通常而言，建立了流官政府并能将当地百姓籍为编户的地区，朝廷往往不再以“化外”视之，但也有些新纳入王朝版图之地，如清代湖南的凤凰、乾州、永绥，出于在法治方面还援用当地的“苗例”等原因，所以在一些场景中仍然被视为“化外”。参见《湖南省例成案·名例》卷一《化外人有犯》，嘉庆十八年湖南按察司刻本。

[5] 例如，对台湾、今贵州东南部等许多地区的经营就未经历过“羁縻”阶段。黔东南是清前期著名的“新疆”，统一台湾之初，台湾也曾被视为“新疆”。当然，进入“版图”成为“新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成了王朝的编户齐民，即便在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也有不少人游离于国家的户籍之外。

[6] 这一部分内容，在我的书中已有充分体现，但我并未明确提出“内部边疆”与“内部边疆的消解”。2013年9月6—7日在海口市召开的“南海发展与合作论坛”上，我做了《中国古代的陆疆与海疆开拓》的报告，正式提出这一说法，2014年5月17—18日在遵义召开的“播州土司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我受邀做大会主题演讲，我的演讲题目就是《“内部边疆”的消解》。

[7] 张兆和、李廷贵主编：《梁聚五文集——民族·民主·政论》，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2010。

[8] 《岭光电文集》由我与岭先生之子尔布什哈共同整理，2010年在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出版。《李仕安文集》《曲木藏尧文集》则因经费所限没有同时推出。

[9] 参见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 参见[美]斯蒂文·郝瑞：《彝族史学史检讨》《从族群到民族？——中国彝族的认同》《诺苏、彝族与中国及国外更广阔的天地》，见[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11] 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兼与郝瑞教授对话》，载《民族研究》，2007（5）。有必要指出的是，后来郝瑞对自己那个过于武断的结论有所反思，但他完全没有联系民国及其之前的历史来进行论证。

[12] 赵峥：《边地攘夺与“少数民族”的政治建构：以民国时期西康宁属彝族问题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