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周的“有夏”和“周人”
要讨论华夏的性质，还需从起源处说起。这里说的起源，不是指族群的起源，而是“华夏”这一称号的起源。“华夏”一词出现较晚，“诸华”一词在典籍中出现亦晚于“诸夏”，最初只是“有夏”“诸夏”等以夏为中心的概念。华与夏为同音同义之异写，顾颉刚和刘起釪都已有详论。[1]故而本节以“夏”为中心进行讨论，不再专门涉及“华”的发展脉络。
一般认为，殷人从未留下自称夏的记录。这一点不必怀疑，唯一需要解释的是《尚书·尧典》中有“帝曰：皋陶，蛮夷猾夏”，[2]后世文告凡涉及与异族的冲突，言必引此句，自汉代已然。唐人注此句之“夏”，径以华夏、诸夏为解。[3]如此则华夏之名已见于尧时，不只早于殷周，甚至早于夏后氏，古代注疏家竟丝毫不以为不妥。至梁启超始言其“甚可诧”，现代研究《尚书》的诸家，刘起釪认为《尧典》成于春秋之世，[4]屈万里更力证其为战国时人述古之作，[5]《尧典》中包含大量后世加入的内容殆已成为诸家共识。如此则《尧典》中出现同见于《左传》的“蛮夷猾夏”一语，就可以理解了。总之，绝不能用它来证明尧舜时人已自称华夏。
华夏之名实为周人的创造，周人兴起于西土，却以“有夏”“诸夏”自居，以“禹迹”来指称天下。[6]如《尚书·康诰》记周公语云“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等语句，[7]被认为是这一观念在西周早期文献中的反映。周人自称为“夏”“有夏”是无可置疑的，[8]然而西周初年的周人为何要称“夏”？此“夏”究竟代表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较为传统也最为主流的观点，认为“夏”即夏后氏之夏，称夏表示周自居夏人之后裔。傅斯年以东西分夷夏二系，始为此种传统观念找到现代学术的解释。不过他仍然认为周与夏不能等同，“夏以河东为土，周以岐渭为本”。[9]这一地理上的差距，现代学者大多与司马迁一样相信战国以来的传说，倾向于用迁徙来解释。钱穆从古文献出发，推断豳、邠皆得名于汾水流域的都邑，提出周人源于山西而迁徙入陕西之说；[10]邹衡又根据考古资料，得出斗鸡台先周文化中的连裆鬲来自山西光社文化，再配合以铜器上铭文与族徽的考察，更强化了周人源自山西之说。[11]许倬云结合以上两说，补充论证了周人起源于山西之说。[12]但是将先周文化的部分渊源追溯于山西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广泛的质疑，新的考古资料更加支持将泾水上游的碾子坡类遗存看作先周文化的早期形态。[13]到21世纪初，“以一种陶器的有无多少为主要依据来认定某种古代族属文化并追寻其历史”的方法论在考古学界也基本被抛弃，学者认为“从碾子坡类遗存再进一步追寻先周文化的源头，目前条件还不成熟”，而以前的种种说法，包括来自山西光社一说，都是尚未找到确实考古学根据的假说。[14]因此周人在考古文化上与夏后氏的关系无法建立，而周人在血缘上是不是夏后氏的后裔更是个无意义的伪问题。但仍有学者认为不管周人从何处发源，他们“以夏遗民自居，认同于夏文化，却是确凿无疑的”，这是因为周人面对发达的“大邑商”，需要攀附夏的后裔以获得文化上的自信心和政治上的合法性。[15]然而要是细看这“确凿无疑”背后的证据，无非还是《尚书》中《康诰》《君奭》《立政》三篇以及《诗经·周颂》中《时迈》《思文》两诗中的“区夏”“有夏”“时夏”寥寥数语，这里的“夏”解为周人自称则可，一定要将它们勘同于夏后氏之夏，实在是没有根据。不仅无据，如沈长云所指出的，[16]文献中还不乏反证。首先，夏人姒姓，周人姬姓，而“古者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国语·晋语四》）。其次，周武王灭商之后分封古帝王之后，其中包括“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17]这说明周人自己不以夏后氏之后裔自居。最后，这个杞国在西周竟被称为“杞夷”，有1988年陕西发现的西周中期“史密簋”上的铭文为证，[18]在春秋以下杞国仍不时被诸姬姓国所排斥。这说明周人不将夏后氏与自己视为同一族类，[19]攀附为后裔之说实难成立。
一些研究者认识到这里的逻辑缺环，转而去夏后氏之外寻求“夏”的本义。《尔雅·释诂》记古今异言，训“夏”为“大”。[20]扬雄《方言》云：“夏，大也。自关而西，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21]可证此义在汉代关西方言中仍有存留。沈长云、颜世安等学者据此为论，认为周人称夏正取其“大”之意。沈长云认为周人借“有夏”来指称以周邦为首的灭商部落联盟，因为《康诰》中“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说明还有作为联盟的一二邦存在。[22]这一推断是谨慎而合理的。但是颜世安对此表示反对，他根据傅斯年的说法，将《时迈》《思文》两诗中“我求懿德，肆于时夏”与“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两句里的“时夏”，理解为周人希望以德怀柔的对象，因而指新征服的殷周旧邦。颜氏进而推论周初的“夏”为中原王权国家的符号，以“夏”称呼夏商周表示周初之人已有“王族共同名号的抽象概念”。[23]傅氏之说已是推倒历代笺疏自为新说，而颜氏由此出发的推论根基就更加薄弱，无法令人信服。这里的“时夏”一语，郑玄以“乐歌大者称夏”解之，朱熹以“中国”解之，[24]朱东润以“周人自称”解之，于意皆可圆通，何必强解为殷商旧邦？
总结以上诸说得失，可以肯定的是周人称夏并非攀附夏后氏，而另取它义。取其“伟大”之意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夏”字在“伟大”之义外，仍有另一古义，训为“西”，我认为更不应忽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之事：
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夏声”，杜预注以为指秦“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25]然而季札前后所观之乐，无非诸夏之声，并有《大雅》《小雅》等正牌的夏声或雅声，何以独指《秦》为诸夏之声？杜注似有未谛。杨伯峻在“夏声”下注云：
古指西方为夏，《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高诱注：“大夏，西方之山。”春秋时，陈公子少西字子夏，郑公孙夏字子西。……则夏声者，西方之声也。[26]
杨氏实有成说为据，疑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夏”条：“中国在西北一小隅，故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西。”[27]吴汝纶《尚书故》在解释《立政》“乃伻我有夏”一句时，亦言：“有夏，谓周也，岐周在西，《左传》陈公子少西字夏，郑公孙夏字子西，是古以西土为夏矣。”屈万里以为“吴氏所论甚谛”，并据此义释《康诰》“文王……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一句，以为“我区夏，我之区域西土也”。[28]按此解释，本句中“我区夏”适与“我西土”同义相应，比诸旧说以“中国之人”解释“夏”字显然更优。童书业虽未使用朱骏声等人的论据，亦读出了《尚书》几篇周初文献中“有夏”“区夏”与“西土”的语意相同，加之《周颂·思文》为赞颂后稷之诗，“后稷时周之势力不越西土，而曰‘陈常于时夏’，此夏岂非指西土乎！”[29]夏取西之义放在周初语境中，确实显得更为通顺。观《牧誓》中武王誓师起头便说“逖矣，西土之人”，[30]足以知道文王武王借以凝聚反商同盟的认同符号正是“西土之人”，其所自称的“有夏”不过是“西土之人”的更精练的形式。周人以“西土之人”自居的情况，不限于灭商之前，也延续到了周公摄政的时代。当三监与淮夷叛，纣子禄父谋复国时，周公作《大诰》记大宝龟之卜辞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31]仍然以西土指周，以西土人指周人。季札说“夏声”为“周之旧”，也就是指周在西土时代的旧声。秦人后进于礼乐，季札于各国乐、舞皆加以“美哉”“思深哉”“广哉”等叹美之辞，唯独对秦声不用感叹语，或许是“仰天拊缶，而呼乌乌”[32]的秦声缺乏精致的美感，反而让季札联想起了西周草创时代的朴陋。
以夏称呼西方，在后世还留下了一个淡淡的痕迹，即“大夏”或“西夏”等词汇，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杨伯峻之说所引《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的就是黄帝命伶伦作律，于是伶伦至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的故事，按高诱注，此处大夏指一座西方的山。在《穆天子传》里，又有“西夏”和“西夏氏”，清代以来，学者或指其在新疆，或以为在青海，或以为在甘肃。[33]同样的国名或族名见于《山海经·海内西经》：“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氏之国。”[34]《逸周书·王会解》有“大夏兹白牛”。[35]“大夏”“西夏”之名，还见于《管子·封禅篇》（即《史记·封禅书》所引部分），齐桓公自言“西伐大夏，涉流沙”。[36]注家或以此大夏在河东，然伐河东无流沙可涉。小说、子书所记地名，本不必一一指实，要之在先秦人观念中，西方有以夏命名的地点或部族。众所周知，汉代西域有国名为大夏，近代学者皆以为吐火罗（Tochari）之对音。[37]果然如此，很有可能是张骞从战国文献中得知西方有大夏国，待于西域听到吐火罗之名，遂以“大夏”二字翻译之。因而，先秦文献中出现的大夏，未必一定也是吐火罗的对音，未必与塞种吐火罗或者月氏有什么关系。[38]不无巧合的是，汉代陇西郡有县名“大夏”，[39]其地有水名“大夏川”，[40]过去学者倾向于以此为“大夏故地”，换个角度想想，可能就是因为它在周人之西，故以“大夏”（即“太西”）名之。汉代大夏县所在的地区即今大夏河流域，正是辛店文化遗存集中发现的地区，而辛店文化与先周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部分学者同意它与先周文化中姜戎一支有密切关系。[41]如果先周时代关西的某种方言中称西为夏，他们很有可能用“大夏”来称呼生活于远在西边的大夏河地区。这一地名经两汉一直延续下来，《水经注》引《晋书地道记》称“县有禹庙，禹所出也”。杨守靖疏曰“《金楼子》一亦云禹长于陇西大夏县”。[42]大夏县西有金纽城（或金柳城），遂有禹出金纽之说。此说自然不足以撼动禹出石纽的成说，它只是说明汉魏以下，“夏”原取“西”之义已经不为人知，面对地名中的夏字，人们只能想到夏朝和大禹。这一思维方式，与前述以周人称夏即为夏后裔之说如出一辙。
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尹诰》中有一句“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如李学勤与廖明春等指出的，这句即《礼记·缁衣》所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之正确形式。[43]《缁衣》的这句引文难解，故郑玄记下其异文：“见，或为败；邑或为予。”而清华简《尹诰》表明“西邑夏”不误，正如注疏所言，夏之邑在亳西，故云西邑。[44]汤与尹所论之夏，无疑即夏后氏之夏，竟也被称作“西邑夏”。夏与西的关联，在此已经隐约出现了。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此处的“西邑夏”是一个他称，明显是站在殷商的立场说出的。与许多古代文明一样，商人以自己处于天下中心，称为“中商”，[45]故而有西邑夏之说。夏具有西的语义，是否来自于此？这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基于同样的道理，周在商之西，“有夏”“西土”无疑也是以殷亳为中心而得出的，最初很可能是出于商王廷的命名，果然如此的话，它们也经历了一个从他称到自称的过程。
西周初年的“有夏”可以理解为“西土之人”，不论是否是由他称转化而来的自称，它们所指的西方反商同盟，都是一个基于政治、军事需求，而以地域为认同符号的松散政治联盟。
随着灭商战争的胜利，以及在东土封建诸侯的陆续完成，周人所面对的统治范围不再只是西土，眼光所及已是普天之下，这时以“有夏”自称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成康以下，传世文献与金文中都不见了“有夏”或“区夏”的踪影，这或许就因为它们原本只是暂时的策略性的用语，而不是什么“族群自称”。《大雅》中处处言周，突出周王室的中心地位。[46]这说明西周中期以后“我群”的凝聚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有夏”“西土之人”的地域认同，变成了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宗法制下的亲缘认同。这可以从周人对我族与他者（即夷狄）的区分标准中看出来，《国语·郑语》记史伯对桓公之言曰：
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47]
根据韦昭注，这段对话的时间在西周晚期，上列诸侯国里，荆蛮即楚国，狄为北狄，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邹、莒为东夷之国，可见即使在成周周围所谓中原地区，也有不少夷狄的政权。上推到西周中期、早期，中原地区的夷狄邦国或部族只会比这更多，因为“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48]西周晚期的局面已经是经过大规模的兼并扩张之后形成的。夷狄与周人错杂的局面说明，对夷狄的判定标准既非地缘上的内外，也不是如王明珂所强调的经济形态的农牧之别，[49]而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即与周王室或姬姓氏族的亲缘关系的有无远近。
周代的分封可能没有遵循如后世儒家所说的严整的宗法制原则，但周王室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以及诸侯与国内的大夫、士之间的血缘联系大多是真实的，或者至少是已经被成功地建构出来，成为观念意义上的“真实”。武王克商前后，除了分封了先代之后（三恪）和一些异姓功臣外，分封的主要对象是自己家族的成员。《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50]到周公东征，再次征服殷人及东夷诸方国以后，分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荀子·儒效》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51]以姬姓为主的格局更加巩固。武王周公以后，康王时代仍在大规模分封姬姓为诸侯，所谓“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52]此后历代仍有姬姓新封国的出现，如上面所引的《国语》的一段，即与郑国的建立有关。不仅如此，诸姬也占据着中原最适宜农耕、同时也是大河两岸重要的交通线的地区。还有一些姬姓诸侯如晋、鲁被分封到抵御夷狄侵扰的前线，占据战略要地同时也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周代所封的异姓诸侯，常为姬姓的婚族，异姓封国数量最多的姜姓是与姬姓世代通婚的氏族，与姬姓一起构成周人的核心，次多为任姓，文王之母即为大任。[53]剩下的一些因功勋或主动臣服得到分封的异姓诸侯，也在后代逐渐与姬姓、姜姓通婚，如嬴姓的秦和赵即与晋国数代通婚，成为姬姓的“甥舅”之国。不仅事实上的血缘关系如此，在制度上如傅斯年所指出的，诸侯的公伯子男四等爵原义并非官爵班列，而是一家之内尊卑长幼的名称，[54]许倬云因此总结道“封国由家族分化演变而来，殆已可以无疑”。[55]在周人观念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56]“礼有五经，莫重于祭”，[57]祭祀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可以维持和展示祭祀者在本宗族中的地位，以及本宗族在整个周人大宗小宗体系里的位置，而这些就是各级封君统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西周盛时，姬姓较异姓诸侯为尊，至春秋时，仍有“周之宗盟，异姓为后”[58]之说，践土之盟，记其誓词，以齐宋之强，反在鲁卫蔡郑之下。[59]在齐国人的历史记忆中，齐桓公全盛之时愤愤于“（四夷）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60]也应当与“异姓为后”的宗法原则有关。因此，西周中期以后取代“有夏”或“西土之人”的认同符号是“周人”，它最初指周原一带以姬姜为中心的部族集团，克商前后，周王室的近亲旧戚被分封到东方成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之间通过血缘联系和宗法制维持作为一个群体的认同，再通过婚姻关系，逐渐吸纳了一批异姓甥舅之国作为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