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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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秦汉华夏帝国扩张的界限与突破口

秦与两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帝制政权,在很多方面,它们都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新历史阶段的突破式起点。学界对于秦汉政权有多种常用界定,如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统一多民族国家、王朝等,每一种界定有着不同的理论背景,分别强调其某些方面的属性。在诸种界定中,帝国也是较为常用的一种。作为一个政治学术语,帝国指一种规模巨大的复杂政治体,从古代帝国到近代殖民帝国,所指范围非常宽泛。秦汉以后的中国,符合艾森斯塔德所说的中央集权的“历史官僚帝国”(Historical Bureaucratic Empires)的主要特征:第一,尊奉世袭的具有传统-神圣合法性的最高政治领袖,他拥有对统治事务的最高决断权;第二,最高统治者依靠发达的官僚机构实现对广土众民的理性行政,这些官僚在全国范围内选拔,而非世袭贵族;第三,通过有效的地方行政制度,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管理,从而有别于封建制。[1]在艾氏所列之外,历史官僚帝国还应具备一般帝国的基本特质,即统治着具有多元文化及族群属性的人群,并且宣称超出实际势力范围的普世统治权,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向外扩张的倾向。[2]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王朝都具有上述特征,而这种类型政治体的基本模式,无疑奠定于秦汉时期。在此意义上,我认为将秦汉国家称为帝国是贴切的。而如上一章所论,秦汉时期华夏和帝国出现了密切的对应关系,可以称为华夏帝国。经过这一时期数百年,华夏与帝国的结合变得牢不可破,秦汉制度既已成为东亚地区高级政治体的典范,而变身华夏也已成为建立秦汉式帝国的内在要求,这一点在汉唐之间表现尤其明显。

在此意义上,秦汉帝国的疆域范围,便是华夏活动以及华夏化进程可能发生的场所。本书所说的帝国的疆域,指的是受中央支配的郡国制(包括中央分封的诸侯国,不包括名义上册封的“外臣”)覆盖的地域。秦汉帝国前期向四方的扩张,拓展了帝国的疆域,同时显示出华夏及其帝国的扩张难以推进之处即其一时的极限所在,以及未来可能的突破口。本章即试图探讨秦汉华夏帝国疆域扩张的极限和制约因素,进而分析其未来突破的方向,以期对理解汉唐之间华夏和华夏化的问题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