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诸夏列国到华夏帝国
西周亡于犬戎，平王被迫东迁，王室衰微，夷狄转盛而诸侯坐大。西周时以宗法制度所维系的政治秩序失去根本，新的秩序尚未形成，这一社会秩序和政治文化大转型的过程，便是儒家所哀叹的“礼坏乐崩”。春秋时的霸主，除晋国以外，齐、秦、宋、楚、吴、越皆非姬姓，齐之姜姓尚可算是周人姬姜集团的核心氏族，剩下的宋为殷人之国，秦、楚、吴、越皆曾被视为夷狄。[61]姬姓在北方的燕国险些为山戎所灭，在中原的邢、卫国为狄所攻，赖齐桓公得以存续，成周王庭也无力抵抗戎、翟之侵，[62]而南方“汉阳诸姬，楚实尽之”，[63]姬姓的衰落于此可见一斑，《公羊传》所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64]绝非夸张。即使世与诸姬为婚姻的姜姓齐国，也未必全心辅翼周室。后人追述齐桓公称霸之时曾道“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于此乎”，欲行封禅之事，[65]也反映出齐桓公的“尊王”不过是笼络诸侯的幌子。在这种情势下，以姬姓为主体的“周人”认同不再具有团结诸侯的力量。于是周初的“有夏”再次被标举出来，因为不再有唯一的核心，而是一群并列的诸侯，遂称为“诸夏”。此“诸夏”概念何时由何人提出，今已无法确考。童书业曾说：“自东周以前，未闻有以夏泛称中原者。”[66]检诸文献，“诸夏”一词首见于《左传》闵公元年管仲对齐桓公所说的“诸夏亲昵，不可弃也”。[67]如前所述，“有夏”在周初指“西土之人”，其核心莫过于姬姜二姓，对于姜姓而言，要寻找一个认同符号，得以合法地凝聚姬姜诸国，且能使姜姓获得与姬姓一样的地位，莫过于“夏”字。[68]因此“诸夏”一语颇有可能创立于齐桓公之时，是他号令中原诸侯，共抗北狄南楚的一面旗帜。“诸夏”代表了一种新秩序，其中周王室不再是核心，姬姓也不再是主轴。齐桓公之后，“诸夏”的大旗又为晋国接掌，在春秋数百年战争中，夷夏之别越来越得到强调，诸夏作为认同的符号也牢固确立下来。
春秋时形成的诸夏概念，所指范围要大于此前的“周人”或“诸姬”。如杞国，在西周中期被称为“杞夷”，但在春秋时似已进入诸夏之列。杞与鲁、晋皆有婚姻联系，鲁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诸侯城缘陵而迁杞，[69]《公羊传》言主持此事的人是齐桓公。[70]齐桓公是高举“攘夷”大旗的，但杞却在被保护之列，攻击杞的徐与莒则是夷。后来母亲为杞国女的晋平公也曾命鲁国还侵杞之田。杞东迁以后，《春秋》数次书以“杞子”，《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解释说“用夷礼，故曰子”。[71]更多的时候，《春秋》称之为“杞伯”，故“杞子”是特别的贬斥书法，正说明杞本来应该在诸夏之列，行诸夏之礼。如果夷人行夷礼，又何须贬斥？另一个例子是陈国，陈国是虞舜之后，妫姓，在西周时与杞国地位应该相似，到春秋时也被视为诸夏或诸华。《左传》记魏绛劝晋侯勿伐山戎而保护陈国，说道：“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72]可见陈被晋视为诸华之国。不仅诸夏一方如此认识，楚人也以陈为诸夏。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楚庄王入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73]《续汉书志》刘昭注以此夏州即夏口城外之洲，[74]这也是以陈为夏之证。而春秋后期吴国大夫申胥也说“昔楚灵王不君，……不修方城之内，踰诸夏而图东国”，韦注：“诸夏，陈、蔡；东国，徐夷、吴、越。”[75]可见吴人也有同样的认识。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宋国，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赵简子合诸侯以戍王室，且输王粟，
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于周为客，若之何使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会大事，而宋背盟，无乃不可乎？”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76]
宋右师所说“于周为客”或许在礼制上仍是成立的，但在实际政治中，宋人早已和诸夏各国绑在一起，并在会盟中宣誓“同恤王室”，因而也就没有理由逃避诸夏同盟的义务了。可见，是诸夏还是蛮夷戎狄，政治立场比姓氏血统更为重要。秦本与齐晋等国同盟抗楚，等到崤之战与晋相攻，《穀梁传》就说“秦之为狄，自崤之战始”。[77]等到秦与晋重修旧好，又重新被接纳为诸夏。因而《诗经》十五国风仍收入《秦风》。[78]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宗法制崩解以后，集结在新的诸夏大旗下的诸侯国，不再以血缘关系为我群的标志。“尊王攘夷”意味着，只要在政治上尊重周天子即站在齐、晋领导的诸夏集团一边，文化上使用周的礼乐制度，就可以不被视为夷狄。[79]如果在此之上能成功地将祖先世系与周人的祖谱搭上关系，便彻底完成了加入诸夏的历程，吴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80]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诸侯国内部，周公对东方进行二次征服以后，将大量殷遗民氏族分配给鲁、卫、晋等封国，号称“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或“怀姓九宗”（即赤狄）等，使之成为“国人”，既消除他们在原住地区的威胁，又整合为各诸侯国的统治力量。[81]其他东方诸侯国也与之类似，姬姓或姜姓周人只是最上层的统治阶层，其治下的国人和野人有殷人也有夷狄，学者将这些邦国与近代殖民政权相比不无道理。春秋初年，怀姓九宗曾将出奔在随国的晋侯迎回到鄂，[82]显示他们在列国的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春秋末年鲁国阳虎仍“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83]说明这些“国人”始终保持着残留的“殷民”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西周时的“周人”所指范围应该只包括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的诸侯和贵族，不包括列国的广大民众。春秋以下，规模不断扩大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各国在战争中不断加强对人力物力的动员能力。不管是诸侯、大夫还是士和平民，战争的威胁使他们成为紧密结合的利益共同体，超越家族姓氏的新群体认同由此形成，而诸侯国成为一个基本的认同单位。加之南方的楚和北方的狄，对中原旧有的诸侯国普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被发左衽”的夷狄，成为拥有衣冠礼乐的诸夏的共同的外部边界，这使得殷人周人之分变得不再重要。于是殷周旧国再合成一体成为复数的诸夏。孔子以殷人自命，[84]但不妨碍他赞叹管仲之仁，因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明了诸侯国内部殷人、周人对“诸夏”的共同认同。《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所传达的也是这样一种从本国到诸夏，再由诸夏到夷狄的我群与他者的新区分模式。
这种夷夏区分，超越了血统姓族，以“衣冠礼乐”和“披发左衽”的文化面貌为标准，这与上文所说的以政治立场分夷夏其实并不矛盾。礼之大者，莫过于尊王与亲亲，如能向上尊重周王，向下扶助弱小的诸夏列国，这样的诸侯国当然是礼仪之邦。故而虽然夷夏有别，但春秋战国时夷夏之间的边界并不非常固定，所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85]究其根本，还是因为诸夏一方处于优势扩张状态。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中原小国无论夷夏，都已消失殆尽，到战国时形成七雄并立的格局。
诸夏吞并诸夷本以力胜，到孟子口中变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86]仿佛诸夏的胜利全是“周公仲尼之道”的文化优势所致。军事政治的优势衍生出文化上的霸权与自大，现实的结局变成合道义的和必然的，这种倾向春秋时已经出现，至战国以后更甚。华夏在自己的话语系统里逐渐将夷狄从道德上否定，直至等同于禽兽，夷夏之辨从事实陈述变成了价值判断。[87]“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88]尚且是较为中立的叙述。若“戎狄豺狼，不可厌也”[89]，“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90]云云，已是对非我族类进行非人化的定位。[91]这种充满道德优越感的价值判断深植于经典语言之中，让所有使用这套语言符号系统的人群不知不觉地以夏为荣，而耻为夷狄。以力胜的用夏变夷仅可收一时实效，而文化观念上的尊夏卑夷，则对后世的影响更加深远。它不仅让夷狄在华夏繁盛之时努力“用夏变夷”，更使得在实力对比夏不胜夷的时代，占据中原建立帝国的“夷狄”也急于变身为华夏，而将被压缩到南方的旧华夏冠以蛮夷之号。[92]
战国后期，中原地区政治军事上和文化心理上的用夏变夷终于大告成功，出现了在巨大地理空间上连续无间隔的华夏，原来的华夷杂处演变为华夏居内而夷狄居外的格局。此时不仅诸夏更多地被称为“中国”，就连蛮夷戎狄也开始被搭配以东西南北。[93]司马迁称“冠带战国七”，意即七国都是冠带之国，也即共享礼乐文化的诸夏。其他五国不需讨论，楚与秦在战国时跻身诸夏之列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史无明文，但可以想见与上文所说的“尊夏卑夷”观念有很大关系。楚在春秋时北侵诸夏，被视为荆蛮，到春秋末，吞并了汉阳诸姬的楚国在文化上与中原各国已无根本区别。楚庄王陈兵周郊问九鼎之轻重，楚灵王又欲向周“求鼎以为分”，至顷襄王时又欲图周之宝器，[94]说明楚相信九鼎与王业之间的关联，在政治观念上与秦、齐、梁等国并无差别，因而在现实政治中也不能自外于诸夏的体系。《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文献中留下的记载，屈原、宋玉等人的诗赋，以及20世纪出土的大量战国楚简，无不说明楚人的文化水平与诸夏并无差距。到战国后期，出现“横则秦帝，纵则楚王”[95]的局面，楚国一度被推为合纵之长，更不会有人以蛮夷视之了。项羽以楚军灭秦而不都，有人笑话他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96]看来“楚人沐猴而冠”一语早已有之，很形象地说明时人对楚的认识：虽非与中原之人尽同（沐猴即猕猴），而毕竟已经冠带。这与“冠带之国七”的说法可以相印证。楚人或许还不完全被算作诸夏，[97]但至少不再是蛮夷了。至于秦，早就把夏的认同写进了律令之中，《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
“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可（何）谓‘夏’？欲去秦属是谓‘夏’。”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赎。”“可（何）谓‘真’？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谓‘真’。可（何）谓‘夏子’？臣邦父、秦母谓殹（也）。”[98]
“欲去秦属是谓夏”一句，工藤元男认为“夏”前应补“去”字，[99]可从。这是秦自称为夏的最佳证明。等到秦灭六国，诸夏之人尽为秦之黔首，秦帝国的臣民遂等同于华夏；关中为秦汉二代帝都四百余年，秦地遂为华夏天下的重心所在；至于秦的政制、法令成为后世华夏政治文化的核心，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综合本章所述，西周初年的“有夏”是一个以地缘和共同政治目的纠合起来的短暂政治军事联盟，不能看作族群。“周人”与“诸姬”为西周宗法制下的诸侯所认同，它们更应该看作一个扩大的氏族，或者是以氏族外形出现的封建国家秩序，尚不足以成为族群。“诸夏”是春秋年间以复古面貌打出的一面新认同旗帜，首倡者很可能就是齐桓公。一方面，它比“周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着眼于共同的礼乐文化和政治立场，开始超越一族一姓的狭隘血缘关系；另一方面，以姓氏血统为标准的旧族类观还有相当的力量，所以一些尚在夷夏边缘的诸侯国设法通过联姻、攀附祖先谱系等方式加入诸夏。这一阶段的“诸夏”，似与族群最为接近。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中原地区的夷狄政治体已经被消化殆尽，诸夏成为一个最强势的政治集团，尊夏卑夷的观念也于此时定型。从前不被认为是周人的诸侯国如杞、陈、吴等纷纷加入诸夏的大旗下，各诸侯国内部上下层的周人、殷人之分得以渐渐消弭，趋于融合。楚在春秋时被诸夏视为“非我族类”的大敌，到战国时也跻身冠带七国之一，不能自外于诸夏的政治体系。因为七国皆为诸夏，战国时的争战从未打出“攘夷”的旗号，所争的是谁能兼并诸侯统一诸夏，不管秦帝还是楚王，天下都已是诸夏的天下。
政治体系上诸夏逐渐走向一体，对应在观念信仰的层面，就是黄帝在各式各样的先世谱系中脱颖而出，成为五帝三代以及诸夏各姓族共同的祖先，这标志着凝聚复数诸夏成为单数华夏的进程最终完成。[100]因为黄帝足够久远，中间有无数世代供插入新的分支，所以这一凝聚华夏的方案是非常开放的，不仅楚、吴、越可以攀附进来，就连匈奴、犬戎也可以被纳入其中。[101]甚至可以说只要愿意，任何人都有可能加入或被纳入进来。这种极度的开放性，一方面赋予华夏扩大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我群与他者在血缘上的区分度。或者说祖先谱系从来不会成为加入华夏的障碍，唯有文化习俗是需要改变的对象，这与春秋战国以来强调文化淡化血缘的趋势是一致的。黄帝作为华夏的英雄祖先的观念，最终确定要到秦汉时期，这与帝国的现实情境密切配合，事实上反映的是大一统帝国的话语霸权已经湮没了不同的声音。
必须指出的是，通过从家世血统上攀附黄帝来变身华夏，仅适用于上层人物。对于更多的普通民众而言，在帝国情境下，文化习俗的差异还有更实在的标准，即是否为帝国郡县制下的编户齐民——国家承认的法律身份。“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102]此后再未听说有“淮夷”一族。秦汉以下的文献中，以民-夷对举或中国-夷狄对举，要多于以华夷或夷夏对称。如司马相如拟蜀父老之言曰：“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103]又如，杜钦上奏称：“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104]夷的对立面不是族群文化意义上的华夏，而是政治体及其成员身份的“中国”“民”。“用夏变夷”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礼仪，更落实在获得帝国编民的法定身份上。东汉许慎曰：“夏，中国之人也。”[105]这里的“中国”，可以参照扬雄的定义：“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106]五政代表接受帝国的统治、七赋则表示对帝国承担义务，简单来说“中国”就是汉帝国。合许慎、扬雄的言论而观，可知两汉时期人们心中目的华夏，正是以帝国政治体的范围来划定的。
宏观上虽可如此立论，但是仍有一些细节需要补充。古代帝国并未设想一种国境线之内无缝的均质的统治，中原地区以外，华夏帝国控制的地域限于交通要道及其节点，更像是网状的（详见本书第二章）。在这种华夏网络的网眼中，隙地以及不完全臣属的人群大量存在着，他们当然也被视作蛮夷。《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县）有蛮夷曰道”[107]，此制起于秦国，汉代沿袭，到西汉中期天下仍有三十四道，道与县的区别，就在于它还负有管理境内蛮夷事务的职责。[108]除道以外，地方上还有属国，中央则有典客和典属国等管理“归义蛮夷”和“蛮夷降者”的机构。这些都说明了帝国中非华夏人群的广泛存在。在承担完全编户义务的“中国之人”和绝对意义上无臣属关系的“蛮夷”（如匈奴）之间，有一系列中间形态的人群。他们或保留部落形态而接受间接统治，其首领被册封为邑君、邑长甚至归义王、归义侯；或者已经解散部落组织，散入民间，但仍被作为承担不完全或特殊义务的人群存在，其异族属性尚未完全消去。比如，悬泉汉简中发现的《归义羌人名籍》[109]，列了数位归义羌人的种别和姓名，可以看出对他们的管理是以种落而非乡里为单位的，亦即尚未实现完全的编户化。又如，巴郡板楯蛮，在汉初只承担“岁入賨钱，口四十”的轻赋，到了东汉时期，不仅“郡守常率以征伐”，承担军事义务，而且到了“长吏乡亭，更赋至重”，“愁苦赋役，困罹酷刑”的境地[110]，他们的身份即在完全的蛮夷与编户华夏之间游走，有时沦落到比编户更低的地位，但始终未能获得正常编户齐民的身份。在此意义上，扬雄和许慎的说法仍然是可以成立的，秦汉时期的华夏可以定义为拥有正常编户身份的帝国政治体成员。此时的华夏，已经超越了一个族群的范围，在秦汉时代，帝国即华夏，华夏即帝国。
[1] 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原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后收入《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66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刘起釪：《由夏族原居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见氏著《古史续辨》，153～1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尚书正义》用伪古文本分入《舜典》（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影印本，1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清初顾炎武以来学者已辩其伪。
[3] 例如，《后汉书》卷5《安帝纪》永初五年（111）诏书有“寇贼纵横，蛮夷猾夏”之句，李贤注云“猾，乱也。夏，华夏也”，217页。又如，《汉书》卷23《刑法志》注“蛮夷猾夏”曰“夏，诸夏也”，1088～1089页。
[4] 详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357～39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5] 屈万里：《尚书集释》，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3。
[6] 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见刘岱编：《中国文化新论：根源篇》，4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7] 《尚书正义》，见《十三经注疏》，203、224、231页。
[8] 《诗经》中大小《雅》之“雅”即为“夏”，傅斯年倡之于前，朱东润证之于后，可以作为定论。不过，傅斯年以为“雅”所对之“夏”指夏地，而朱东润以为“周者地名也，而夏为部族之名”，故而不称大小周而称大小雅，朱说更胜。分别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3，后收入氏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29～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见氏著《诗三百篇探故》，6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56页。
[10] 钱穆：《周初地理考》，载《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1955～2008页。
[11] 邹衡：《论先周文化》，见氏著《夏商周考古论文集》，335～35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12] 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63～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取此观点的通说很多，如前揭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一文也认为“周人是以夏文化继承者自居”（644页），前揭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一文观点亦略同于此。
[13] 李峰：《先周文化的内涵及其渊源探讨》，载《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265～284页。但是邹衡仍然坚持先周文化与山西、陕北的光社文化区域有联系，并认为碾子坡遗存根本不应算作先周文化，见《再论先周文化》，原刊于《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1988），收入氏著《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续集》，261～27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14] 王巍、徐良高：《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载《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304～305页。另外，关于周人族源在考古学上的争论，王明珂总结说“以器物的相似性建构的考古文化分类体系，与古代社会人群在时空中的分布并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七章，130页）。
[15] 陈致：《夷夏新辨》，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6页。
[16]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179～180页。
[17] 《史记》卷36《陈杞世家》，1583页。
[18] 参看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张懋镕、赵荣等：《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载《文物》1989年第7期，64～71页。李学勤：《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考》，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收入氏著《走出疑古时代》，170～178页，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沈长云：《由史密簋铭文论及西周时期的华夷之辨》，载《河北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23～28页。
[19] 甚至到了汉代，夏后氏的后裔在华夏中仍是一个特别的群体。《史记》卷129《货殖列传》：“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故至今谓之‘夏人’。”（3269页）
[20] 《十三经注疏》，2568页。
[21] 周祖谟：《方言校笺》，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22] 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180～181页。
[23] 颜世安：《华夏族群形成的重要阶段：西周初年的“夏”》，载《江海学刊》2004年第2期，115页。傅斯年之说，见氏著《诗经讲义》，收入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二卷，19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4] 参看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1056～10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5] 《十三经注疏》，2007页。
[2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1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影印本，豫部第九“夏”条，4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8] 屈万里：《尚书集释》，147页。
[29] 童书业：《蛮夏考》，原载《禹贡》半月刊第2卷第8期，1934，后收入童教英整理：《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269～27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30] 《十三经注疏》，183页。《牧誓》的作成年代是有争议的，屈万里认为《牧誓》文辞浅近，且以“夫子”为称甲于甲之辞，是战国时人述古之作（《尚书集释》，109页）；刘起釪认为《牧誓》是武王伐纣临阵前举行的军事舞蹈的誓词（《尚书校释译论》，1112～1117页）；杨华《〈尚书·牧誓〉新考》（《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2～5页）认为《牧誓》是纪念武王伐纣的《大武》舞的前奏，是舞者“总干山立”时由扮作“王”的指挥者颁讲的舞前训辞。诸家对于《牧誓》的性质和时代虽有不同意见，但都不否认《牧誓》与武王伐纣具有某种关系，且“西土之人”与其他文献相合，当有所据。
[31] 《十三经注疏》，198页。
[32] 《汉书》卷66《杨恽传》，2896页。
[33] 王贻梁、陈建敏：《穆天子传会校集释》卷四，23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4] 岳珂：《山海经校译》，22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此条王国维认为乃“汉通西域后所附益”，说见《西胡考》，收入《观堂集林》，6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5]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7《王会解》，94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36] 《史记》卷28《封禅书》，1361页。
[37] 大夏故地的问题，吸引了众多从事西域研究的学者的注意力。王国维、张星烺、黄文弼、岑仲勉、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榎一雄、J.Markwart、H.W.Bailey等都对此发表过观点，可以参看余太山：《大夏和大月氏综考》，见《中亚学刊》第三辑，17～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38] 本书修订时，读到王炳华《“吐火罗”译称“大夏”辨析》（《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109～113页）一文，同样认为是张骞有意取古文献中“大夏”一词翻译西域的“吐火罗”，并进一步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引起汉廷对西域的重视，故而若没有考古证据的支撑，仅以名称的相同将先秦的大夏与吐火罗勘同的研究路径应被否定。本书中的这一推论，初写定于2012年的博士论文中，但未公开发表，今得以与王先生从不同论证角度得出的观点暗合，颇感惊喜。
[39]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1610页。
[40]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大夏川水”条，1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1] 参看王巍、徐良高：《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载《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285～287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七章，124～130页。
[42] 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卷2“大夏川水”条，160页。
[43]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载《文物》2010年第5期，52页。廖名春：《清华简〈尹诰〉研究》，载《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111页。
[44] 《十三经注疏》，3580～3581页。
[45] 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436页。
[46] 颜世安：《华夏族群形成的重要阶段：西周初年的“夏”》，118页。
[47] 徐元诰：《国语集解》卷16《郑语》，王树民、沈长云点校，461～46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
[48] 《史记》卷36《陈杞世家》，1586页。
[49] 王明珂认为华夏意识作为一种族群认同，是在农牧人群之间激烈的资源竞争之中产生的。公元前2000—1000年间的气候干冷化，造成黄河中下游农业人群走向社会序阶化和政治集中化，同时造成华北农业边缘区人群的畜牧化，以及相应的武装化。在此背景下，较南方的农业人群开始自称华夏，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则走向全面游牧化。具体到历史上，周人崛起的时间、空间，恰与晋陕北部的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相衔接，而周人最初以包括“羌”“戎”的“西土之人”集团与东方的殷商抗争，但在获胜以后文化上开始“东方化”，这时面对仍在向南争夺资源的西北方“戎狄”部落，周反而成为农业定居人群的代表与保护者，“华夏”因而被赋予了“定居、行农业、受礼乐教化”的内涵（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249页；《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38页）。
[5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94～1495页。
[51]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4，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杨宽：《西周史》，38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2]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75页。许倬云认为周人的大规模封建实际完成于成康之世，见氏著《西周史》，增补本，160页。
[53] 杨宽：《西周史》，387～391页。
[54] 傅斯年：《论所谓五等爵》，原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收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113页。
[55] 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178页。
[56] 《左传》成公十三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861页。
[57] 《礼记》卷49《祭统》，见《十三经注疏》，1602页。
[58] 《左传》隐公十一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72页。
[59] 《左传》定公四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541～1542页。另可参看朱东润：《诗大小雅说臆》，69页。
[60] 语出《管子·小匡》，见梁翔凤撰，梁运熙整理：《管子校注》卷8，42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61] 《史记》卷27《天官书》：“秦楚吴越，夷狄也，而为强伯。”（1344页）
[62] 见徐元诰：《国语集解》卷19《齐语》，王树民、沈长云点校，238～241页。《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1488～1493页。
[63]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459页。
[64] 《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见《十三经注疏》，2249页。
[65] 《管子·小匡》，见梁翔凤撰，梁运熙整理：《管子校注》卷8，426页。又见《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1491页。
[66] 童书业：《蛮夏考》，见《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271页。
[6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256页。
[68] 此时“夏”是否还有“西土”之意，无法确知，也并不重要，仅凭对西周建国时期的历史记忆，“有夏”已经足以成为一个有号召力的符号。
[69] 《左传》僖公十四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347页。
[70] 《公羊传》僖公十四年，见《十三经注疏》，2253页。
[71]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443页。
[72] 《左传》襄公四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936页。
[73] 江永以为“其后汉水遂有夏名”，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715页。
[74] 《后汉书志》卷22《郡国志四》“南郡”条刘昭注，3480页。
[75] 徐元诰：《国语集解》卷19《吴语》，王树民、沈长云点校，541页。
[76]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459页。
[77] 《春秋穀梁传》僖公三十三年，见《十三经注疏》，2403页。
[78] 参看朱东润：《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见氏著《诗三百篇探故》，138页。
[79] 顾颉刚早已指出：“诸夏既非同血统，亦非同文化，纯为春秋时代齐、晋与周之需要，拉拢别族，杂凑而成者。盖为拥护姬、姜两姓之既得权利，并维持其生存与发展者也。”见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诸夏集团”条，76～7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80] 王明珂详细分析了吴国攀附姬周祖先谱系的过程。见氏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九章“边缘人群华夏化历程：吴太伯的故事”，163～185页；《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第六章，110～117页。
[81] 参看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原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1934，收入氏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70～78页。杨宽：《西周史》，378页。
[82] 《左传》隐公六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49页。
[83] 《左传》定公六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559页。
[84] 参看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73～74页。
[85] 韩愈：《原道》，见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1，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6] 《孟子·滕文公下》，见《十三经注疏》，2706页。
[87] 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载《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214页。
[88] 语出《礼记》卷12《王制》，见《十三经注疏》，1338页。
[89] 《左传》闵公元年记管仲语，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256页。
[90] 徐元诰：《国语集解》卷2《周语中》，王树民、沈长云点校，58页。
[91] 这种观念，为扩张战争提供了极好的合法性论证，因而成为后世华夏帝国不愿放弃的意识形态武器。汉代以下，对于尊周尊孔的华夏帝国，“仁者爱人”无疑是在字面上必须推崇的道德，残酷的屠杀从来是被否定的。但是在面对夷狄的场合，有时竟堂皇地以血腥为壮烈，以屠杀为功德。如扬雄《长杨赋》有“脑沙幕，髓余吾”的句子，师古注云“脑涂沙幕地，髓入余吾水，言其大破死亡也”，这是在颂扬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汉书》卷87下《扬雄传下》，3561～3562页）。又如，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经始明堂”诏云：“朕皇考太祖文皇帝……仁济群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脑劲越，西髓刚戎。”（《宋书》卷16《礼志三》，433页）“仁济群品”竟然能和做动词的“脑”“髓”同列。这样的语句之所以堂皇出现，背后潜在的思想资源正是战国以来将夷狄定位于非人的观念。
[92]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北魏称南朝为“岛夷”。更多的例证，参看钱
书：《管锥编》二三七“华夷之辨”条，2309～231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93] 童书业：《蛮夷戎狄与东西南北》，原载《禹贡》第7卷第10期，收入《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169～1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邢义田：《天下一家——中国人的天下观》，451页。李隆献：《四夷观念辨析》，载《孔孟月刊》23卷第3期，1984，11～14页。
[94] 《史记》卷40《楚世家》，1700、1705、1733页。
[95] 刘向：《战国策·叙》，119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96] 《史记》卷7《项羽本纪》，315页。
[97] 《荀子·儒效》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楚越与夏有别之证。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四《儒效》，144页。
[98]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135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又参看罗新：《真吏新解》，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123～124页。
[99] 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广濑薰雄、曹峰译，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0] 关于“黄帝”如何从众多“根基历史”方案中脱颖而出，参看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43～55页。
[101]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2879页）同卷《索隐》引《山海经》云：“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牡，是为犬戎。”（2882页）
[102] 《后汉书》卷85《东夷列传》，2809页。周代淮水流域的夷人变为编户齐民的过程，可以参看朱继平：《从淮夷族群到编户齐民——周代淮水流域族群冲突的地理学观察》，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03]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3049页。
[104] 《汉书》卷60《杜钦传》，2671页。
[105] 许慎：《说文解字》，影印本，卷五下，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106] 《法言·问道》，见汪荣宝：《法言义疏》卷六，1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7]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742页。
[108] 关于秦汉的道，其数量、方位、职能、演变等问题，清代以来众多学者进行过讨论。较近的研究参看杨建：《略论秦汉道制的演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6卷第4辑，2001，19～27页；郑威：《试析西汉“道”的分布与变化——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谈起》，载《江汉考古》2008年第3期，118～122页。
[109] 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166～16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10]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2842～28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