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本书的结构
本书由三编八章构成。第一编“地方的制度化与地域对立”，在各种行政财政制度引进地域社会，将清末民初地方“制度化”的过程中，通过三章来解析以下问题：新的建制对地域社会产生（或没有产生）怎样的影响？地方上如何内化这样的建制？在此过程中乡土又是如何被主张出来的？
第一章“清末的城镇乡自治与自治区设立问题”环绕自治区设定问题中的城乡对立及乡区动向，概述随着地方自治的引进，最初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行政区对地域社会的影响，分析因地方“制度化”而产生的多样的乡土逻辑。伴随江苏省嘉定县自治财政制度的形成，“夫束”征税惯例被视为阻碍自治的原因。第二章“清末民初地方政治中的对立局势”，以精英人士内部就“夫束”改革的政治对立和过程为素材，探讨在精英阶层内部利益冲突的脉络下，从西方引进的政治活动——议会运作、首长选举、政党政治——对地域社会结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第三章“从一个地方精英人士看清末民初的官民对立”，通过详细追踪秦锡田的政治活动，观察地方精英人士承担的非正式“地方公事”——即所谓民间被纳入地方自治制度，带来了怎样的官民关系变化。
第二编“如何叙述乡土”，关注地方志、乡土志、竹枝词中记载的地域形象和叙述方法，通过三章考察了清末民初江南地方精英从乡土出发构筑的秩序观念。第四章“地方志和乡土志中的近代中国乡土意识”，以知名的地方志《川沙县志》为主，辅以其他乡镇志、乡土志等为素材，概述从都市化、产业化等文明化视角观察乡土。第五章“近代中国乡土教科书中的爱乡与爱国”，解析编纂乡土教育课本《陈行乡土志》的过程中地方精英如何在地方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础上，以“改良”“合群”等关键词来考察国势不振的现状，展现从乡土中挽回秩序的方法等内容。第六章“文学作品中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阶层的民俗观”，分析上海县陈行乡当地知识分子所创作、收集的歌谣，展示地方精英的民众观及民俗观，以及以此为基础施行的社会教育试验，与由自治、乡土出发的秩序有何关联。
第三编“新文化与市镇社会”，关注20世纪20年代江苏省吴江县组成的新南社，分析近代学校教育产生的新知识分子，如何将“新文化”带入市镇社会，如何认识乡土。
第七章“清末民国时期近代教育的引进与市镇社会”在比较市镇和农村差异的同时，分析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普及过程及其扩展方式，经由新知识分子所举办的平民教育活动实际情况及对民间文化的认识，探明“新文化”与地域社会的关系。第八章“新文化与地域空间的嬗变”，从新南社成员在各市镇发行的报纸报道出发，通过其中呈现的民俗观，阐明他们以怎样的尺度来认识地域社会，并致力于构建怎样的秩序。
表序章-1 江南社会的三层结构
[1] 关于费孝通的江南农村认识和他提倡的“乡土工业”，参见小岛晋治等译：《中国农村の细密画：ある农村の记录1936～82》，第201～203页，东京，研文出版，1985；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收入费孝通学术指导，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编：《小城镇、大问题：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论文选第一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2] 宇野重昭、鹤见和子将20世纪80年代推动的“乡土工业”、农村副业以内在发展视角为题，与日本研究者和中国方面共同研究。代表性成果有宇野重昭、朱通华编：《农村地域の近代化と内发的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东京，国际书院，1991年；宇野重昭、鹤见和子：《内发的发展と外向型发展：现代中国における交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
[3] 苏南模式的目标是，以传统中国时期形成的市镇与农村为基础，实现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推动乡村工业化。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降，引进外资的“外发型”因素引人注目。宇野、鹤见前揭书，第1～11、第251～276页。关于费孝通的乡土工业论和模式论，佐佐木卫：《费孝通：民族自省の社会学》（第84～102页，东京，东信堂，2003）有一个简明的解说。
[4] 利用乡镇志，取得的实证成果有：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后大幅增写为《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而且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学者关于江南市镇的先驱性实证研究成果（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也在中国大陆出版，显示了当时对江南市镇历史的高度关心。关于江南市镇研究，参见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所收《市镇研究文献目录稿》；陈长刚：《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回顾（1991-1997）》，《中国史研究动态》第247期，1999；及陈忠平、唐力行编：《江南区域史论着目录（1900-2000）》，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5] 最近的研究，有从空间视角的讨论，即市镇与周边农村关系的有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关注个别市镇，分析市镇与外部世界的网络有罗婧：《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也扩展到江南地域史，在不同领域都有专书刊行，研究基础确实扩大了。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王卫平：《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以明清时期为重点的考察》，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王健：《利害相关：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6] 与南京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的名古屋大学研究班成果，有森正夫编：《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与复旦大学进行共同研究的大阪大学研究班，其成果有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华中·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4卷别刷，1994。关注市镇社会空间性的专著，有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东京，汲古书院，1999。
[7] 小田（朱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包伟民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
[8] 把焦点从市镇转向华中农村整体的话，有很多非常有用的专著。如笹川裕史：《中华民国期土地行政史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2；弁纳才一：《华中农村经济と近代化》，东京，汲古书院，2004；饭塚靖：《中国国民政府と农村社会：农业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05。
[9] 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Hsiao-tung Fei，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t，1939）.
[10] 江南农村具有开放性、多层性的特征，被概括为町村（乡镇）共同体。关于町村（乡镇）共同体，参见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の构造》，《福武直著作集第9卷》，第258～262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而且，福武直曾以助手身份参加林惠海对苏州农村的调查。林氏的一部分见于林惠海：《中支江南农村社会制度研究》上卷，东京，有斐阁，1953。
[11] 马学强：《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と民间信仰》，东京，研文出版，2001；太田出，佐藤仁史编：《太湖流域社会の历史学的研究：地方文献と现地调查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东京，汲古书院，2007。
[12] 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第533～541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5～6页。
[13]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275～276页；滨岛敦俊：《农村社会：觉书》，收入森正夫编：《中国史学の基本问题4：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1999，插表0-1。
[14]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第205～219页。
[15] 明清史研究者的实地调查虽然也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情况，但重点仍在于分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而且鉴于当时形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访谈比较困难，这也是对这一时期变化方面的分析变得困难的原因之一。参见滨岛等：《华中·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
[16] 作为代表性成果，可举以三谷孝为中心的研究班成员，对《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调查过的村落进行追踪调查（日文的“惯行”即中文的习惯之意）。三谷孝：《中国农村变革と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の记录》全2卷，东京，汲古书院，1999-2000。关于内山雅生对村落共同体论的实证考察，参见内山雅生：《现代中国农村と“共同体”：转换期中国华北农村における社会构造と农民》，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03，第三章《看青と现代华北农村社会の变动》。
[17] 森正夫：《中国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视点：中国史シンポジウム〈地域社会の视点：地域社会とリーダー〉基调报告》，收入《森正夫明清史论集》，第三卷《地域社会研究法》，东京，汲古书院，2006。按照岸本美绪的总结，所谓“地域社会论”研究在于体认人与人之间共享的认知体系，及其选择行动的多样性，同时关心其中的共同点。参见岸本美绪：《明清期の社会组织と社会变容》，收入社会经济史学会编：《社会经济史学の课题と展望》，东京，有斐阁，1992。
[18] 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1998。
[19] 国家与地域的机能同型性，以地域和整体秩序来看只是大小不同，却具有同质的机能。参照第7页注③，山田贤：《中国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论”の现状と课题》，《历史评论》第580号；岸本美绪、山田贤指出的关于明清时期国家与社会机能同质性问题，可以进一步解释同时代人们的理解方式和认知体系。山田贤：《生きられた“地域”：丁治棠〈仕隐斋涉笔〉の世界》，收入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の地域像》，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0；岸本美绪：《“老爷”と“相公”：呼称から见た地方社会の阶级感觉》，收入岸本美绪：《风俗と时代观》，东京，研文出版，2012。
[20] 杜赞奇使用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讨论。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73-77.
[21] 关于立宪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Douglas R.Reynolds，China，1898-1912：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提出了颠覆既有观点的讨论。又如马小泉：《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关于立宪制、地方自治的实证研究，较集中于省级议会的分析。沈晓敏：《清末民初的浙江咨议局和省议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刁振娇：《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咨议局为视角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关于通过交通网的国家整合，有千叶正史：《近代交通体系と清帝国の变貌：电信·铁道ネットワークの形成と中国国家统合の变容》，东京，日本经济评论社，2006。
[22] 地方“制度化”这一框架，是受到饭岛涉描述国家所办卫生事业性质的卫生“制度化”启发而提出的。饭岛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第3～5页，东京，研文出版，2000。
[23]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清末都市における政治文化と社会统合》，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第五章《巡警の创设と行政の变容》、Frederic Wakeman，Jr，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8-22.
[24]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第110～12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5] 和田清编：《中国地方自治发达史》（第174～182页，东京，汲古书院，1975）认为清末地方自治仅止于法律条文的出现。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517～538页，东京，岩波书店，1997）将清末民初的自治视为“乡镇制度”的设立，并认为该制度受到日本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官治性质，此后研究多受其启发。关于直隶的地方自治制，参见滨口允子：《清末直隶における咨议局と县议会》，收入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菊池贵晴先生追悼论集中国近现代论集》，东京，汲古书院，1985；贵志俊彦：《“北洋新政”体制下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制の形成》，收入横山英、曾田三郎编：《中国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统合》，广岛，溪水社，1982；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关于江南地方自治制最近的论文，有鹫尾浩一：《清末苏州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导入と基层社会の变化：水害发生时の报荒を通じて》，《东洋学报》第92卷第3号，2010。
[26]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七章《直隶省における地方自治实验と日本》。
[27] 田中比吕志：《近代中国の政治统合と地域社会：立宪·地方自治·地域エリート》，东京，研文出版，2010，第四章《清末民初の地方政治构造とその变化》。
[28] 市古宙三：《乡绅と辛亥革命》，收入市古宙三：《近代中国の政治と社会〔增补版〕》，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Chuzo Ichiko，“The Role of the Gentry：An Hypothesis. ” in Mary Clabaugh Wright 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29] 地方自治引进之前所形成的地方公共事务传统，可以举出善堂为例。但是运作方式并非纯粹民办，像杭州也存在着通过税收获取支持的官民协办性质的例子。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584～600页，京都，同朋舍出版，1997。另外关于善堂，梁其姿：《慈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也是必须参考的文献。
[30] 根岸佶：《支那ギルドの研究》，第277页，东京，斯文书院，1932。Bryna Goodman，Native Place，City，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13-14.
[31] Goodman，op.cit，pp.26-29.
[32] 高桥孝助、古厩忠夫：《上海史：巨大都市の形成と人々の营み》，第86～89页，东京，东方书店，1995。
[33]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第八章《“抵制美约”运动と“中国”の团结》。
[34]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第14～19页，东京，岩波书店，2003。关注这样的性质，并非以爱国主义存在与否作为判断文明程度标准，而是将其与清末基层社会共有的“末劫”观念、街谈巷议中产生的民众感情放在一个共通框架下来分析。山田贤：《移住民の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第181～183页，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山田贤：《生きられた“地域”》；藤谷浩悦：《1906年の萍浏醴蜂起と民众文化：中秋节における谣言を中心に》，《史学杂志》第113编第10号，2004；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关于诉诸人们感情的国家象征，参见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
[35] 例如关于联省自治中地域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参见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6.
[36] 例如从无锡、嘉定等地来看，也可以发现出版文化向地方社会扩展的情况。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1984，第544～5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37] 吉泽诚一郎：《爱国主义の创成》，第三章《中国の一体性を追求する：地图と历史叙述》；黄东兰：《清末·民国期地理教科书の空间表象：领土·疆域·国耻》，《中国研究月报》第59卷第3号，2005。
[38] 关于清末近代地理学、地理教育的引入过程，参照邹振环：《晩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他举出乡土志作为反映地域意识的媒体。巴兆祥：《方志学新论》，第135～16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39] 山室信一：《思想课题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轴·连锁·投企》，第13～21页，东京，岩波书店，2001。
[40] 佐藤慎一：《近代中国の知识人と文明》，第95～133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佐藤慎一：《〈天演论〉以前の进化论：清末知识人の历史意识をめぐって》，《思想》第792号，1990。
[41] 石川祯浩：《梁启超と文明の视座》，收入狭间直树编：《共同研究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石川祯浩：《近代“东アジア文明圈”の成立とその共同言语：梁启超における“人种”を中心に》，收入狭间直树编：《西洋近代文明と中华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出版会，2001。他认为中国接受的“文明”，是自社会进化论发展出来的肯定竞争的强权论，其特征在于强调公乃至团体的价值优先于私之上。石川的观点富有启发。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进化论，讨论进化论的多样性，以吉泽诚一郎：《近代中国における进化论受容の多样性》（《メトロポリタン史学》7号，2011）最为全面。
[42] 坂元弘子：《中国民族主义の神话：人种·身体·ジェンダー》，第35～68、119～126页，东京，岩波书店，2004。
[43] 程美宝分析了广东乡土志，反映汉族内部多样的族群集团（“族”）之间利害冲突、正统性争夺等社会状况。而广东乡土志中，这些集团如何定位与优胜劣败思想的关联正是她关注的问题。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晩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第96～10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4]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1页，上海，观察社，1948。
[45] 程啸：《晩清乡土意识》，第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6] 根岸佶：《中国社会に于ける指导层：中国耆老绅士の研究》，第175～182页，冈山，平和书房，1947。
[47] 关于松本的讨论，参见松本善海：《中国村落制度の史的研究》，第180～195页。
[48] 重田德：《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55～158页，东京，岩波书店，1975。关于乡绅论，参见岸本美绪：《明清时代の乡绅》，收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と秩序问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
[49] 关于江南地主制，参见村松祐次：《近代江南の租栈：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租栈关系簿册の分析》，东京，汲古书院，2001；小岛淑男：《近代中国の农村经济と地主制》，东京，汲古书院，2005。中国的相关研究相当丰富，具代表性的参见樊树志：《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0] 关于欧美的精英研究及其脉络，ポール·A·コーエン，佐藤慎一译：《知の帝国主义：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第243～245页，东京，平凡社，1988。Keith R.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pp. 3-9.
[51] 岸本美绪：《书评：Joseph W. Esherick and Mary B. Rankin 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东洋史研究》第50卷第4号，1992。
[52] 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R. Bin Wong，“Great Expectations：‘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Times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史学》3号，1993）为最全面。John Fincher指出民族主义基础是省籍意识的成长；王国斌关注到孙文从亲族、乡土出发，向国家扩大的展望。John H. Fincher，“Political Provincialism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in Mary Clabaugh Wright，ed.，China in Revolution：The First Phase，1900-1913 （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R.Bin Wong，China Transf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 175.另一方面，杜赞奇认为军阀、国民党、共产党的统治铲除了自律性社会组织能力，John Fitzgerald主张国民党治下的党国体制管理社会组织，将其纳入革命议程。John Fitzgerald，Awak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6），pp.273-274；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chap.6.
[53] 桑兵：《晩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397～4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54] 高田幸男：《清末地域社会における教育行政机构の形成：苏、浙、皖三省各厅州县の状况》，《东洋学报》第75卷第1、2号，1993；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会：无锡教育会の役员构成分析を中心に》，《骏台史学》第91号，1994。
[55] 吉泽诚一郎：《天津の近代》，补论《风俗の变迁》。
[56] 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174～21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57] 关于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密切的中国民俗学如何引进，以及在其中发现的民俗形态，参见Chang-tai Hung，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Susan Daruvala，Zhou Zuoren and an Alternative Chinese Response to Modern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子安加余子：《近代中国における民俗学の系谱：国民·民众·知识人》，东京，御茶の水书房，2008。
[58] 为了从数量庞大的档案中有效地选取可用的史料，检讨其周边史料的关联及考察处理方法是必要的，因此“乡土史料”就成了有力的线索。与此相关，江夏由树：《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と档案史料》（《东洋史研究》第58卷第3号，1999）阐释了从周边史料接近档案史料的具体方法。
[59] 对这样“近代性”的关心，主要是从方志学立场的视角出发。而且，关于地方志的性质，参照井上进：《方志の位置》，收入明代史研究会、明代史论丛编纂委员会编：《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记念明代史论丛》，下册，东京，汲古书院，1990；山本英史：《清代中国の地域支配》，第303～328页，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7。
[60]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第九章《清末地方自治制度の导入と地域社会：川沙事件を中心に》使用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的《川沙县公牍汇钞》（抄本）。这是编纂县志时极有可能被利用的史料。
[61] 清末民国时期地方志的编者参与公共政治场域，并不意味他们的政治意识原封不动地在地方志记述中得到反映。例如1930年刊行的《嘉定县续志》，叙述清末民初地域社会激烈的二元对立情况，包括不同派系中选出领袖人物（关于嘉定县的政治对立参见本书第二章），以及造成对立的原因，如征税习惯，都有意简略处理。反过来看，发掘乡土史料可以使这样没有被记载的事件被重新发现。佐藤仁史：《近现代中国の地方志と地域の叙述》，《アジア遊学》第56号，2003。
[62]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地方志热”，并出版了关于地方志的多种著作，例如黄苇主编：《中国方志辞典》，合肥，黄山书社，1986。
[63] 高田幸男讨论档案史料的利用方法与问题时，谈到地方文献的实用性。见饭岛涉、田中比吕志编：《21世纪の中国近现代史研究を求めて》，东京，研文出版，2006，第三章《档案の公开とその利用：档案第一主义をこえて》。
[64] 例如，本书使用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的地方报纸《疁报》，分别藏于嘉定档案馆和嘉定博物馆。后者由于机构的性质，被作为文物处理而不提供阅览。关于收藏机构不统一的问题，滨岛敦俊、片山刚、高桥正：《华中·华南デルタ农村实地调查报告书》的第169页也曾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