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环绕清末民初乡土意识的论点
本书之所以将江南市镇社会产生乡土意识作为切入点，是由于笔者认为这反映了清末民初的时代特点。乡土、地方等概念在近代中国出现，与清末出现的文明、国家等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再者，关于地域社会以何人、用怎样的尺度来定位，让我们想到滨岛敦俊指出的住在市镇的生员、商人，从此也可看到市镇高密度地存在于江南社会的地域性。
以下从四方面概览清末民初认识乡土的尺度：（一）地方的“制度化”和乡土意识；（二）乡土意识和爱国主义；（三）文明化和乡土；（四）利用这些尺度并试图改良乡土的主体——地方精英的位置。
（一）地方的“制度化”和乡土意识——乡土的位置
如果从政治体制形式观察国家―社会关系变化，清末民初可说是从君主专制历经君主立宪朝向共和制的时期；伴随着清末民族国家的形成，各项制度、机构也在地域社会纷纷成立。[20]可是由于过去受到革命史观影响，对立宪制、地方自治制的引进和运用关心明显不足，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就有关这些问题的史实加以挖掘和重建。[21]
本书将民族国家制度被引进地域社会、地方被纳入民族国家机构的过程，称作地方的“制度化”。[22]这一点最显著地体现在都市中的社会管理上。有关清末天津的巡警制度、民国上海警察制度的成立过程，[23]乃至北京近代医疗制度的引进和卫生区划的研究，[24]都显示出清末民初将地域社会分割为区域进行管理，这成为近代国家的一个基调。
把目光转向地域社会，地方“制度化”集中反映在地方自治制度的引进过程上。关于清末地方自治的实际情况，由于史料、分析框架的限制，除直隶以外均未得到充分讨论，[25]近年有黄东兰、田中比吕志提出了相关见解。黄东兰从明治日本引进的制度在清朝的变化出发，对地方自治制度的内容和运作实际状态进行精细的考察，考证了日本府县制、市町村制的方式，与清朝引进自治制度时发生“变形”的情况。[26]根据田中比吕志的看法，地方精英进入以地方自治为主的政治活动场域中，使得省—县联系更加紧密，强化了相对于中央的离心力。[27]
在前述基础上，现在要追问的是：地域社会如何接受新制度。市古宙三早就指出，乡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参与了新的政治机会和革命事业。[28]本书在此进一步关注地域社会（县城、市镇、农村等）的差异，如何影响了接受新制度的情况，又在地域间、官民间引起了怎样的纷争，以及此时乡土是如何被阐述的。之所以特别注意到县以下的地域社会，是因为清末地方的“制度化”，意味行政机构末端从县城向下层社会扩大，行政之外进行“地方公事”的传统，规定了新制度的接受方式，也存在制度变形的要素[29]。通过引进地方精英主动利用制度的视角，可以超越以往研究中认为他们在国家—社会关系所遭遇的挫折，探索相互渗透的国家-社会关系。
（二）乡土意识和爱国主义——乡土的位置
将“群”——各式各样中间团体、社会组织的团结和凝集，与攸关国家存亡加以讨论，探讨国家意识的形成及乡土意识，是本书的目的之一。在清末都市社会，移民借助同乡、同业的联系，以会馆、同乡会为背景实行相互扶助。他们抱有的“乡党”观念，演变成“大同团结”意识的情况，已有相关研究。[30]根据Goodman的说法，上海移民的归属意识可分为有共同言语习俗的家乡归属意识、作为上海市民的意识，以及对国家（中国）的认同意识三层。其中所谓“乡党”观念很牢固，与上海人的认同并不融洽，超越地域的共同宗教文化则提高“中国人”的意识。此外，提高“中国人”意识的契机还有与租界相关的反帝国主义运动。[31]1905年，主导上海华界的绅商阶层提出了在共同租界参政的要求，此事件显示出拥护中国主权意识的萌芽。[32]同年，天津发生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商会（绅商）、教员、学生等都市精英层也都成为了中心力量。[33]吉泽诚一郎认为“爱国主义”意识成为超越不同政治立场、主张、思想背景的共同基础，可谓为划时代的事情。他意味深长地指出：与其说爱国主义主张有着逻辑说服力，不如说是因为诉诸感情。[34]而这样的情感被广泛地共享和再生产，与近代出版文化——特别是报纸和杂志的流通关系密切。
回到本书的主题乡土意识，将爱国主义视角进一步转向基层的地域社会。对地方民众而言，爱国主义是什么东西？在与爱国主义关联的意义上，如何把乡土的问题浮现出来？[35]关于“一国乃一乡之积”或类似言论所显现的乡土意识背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都市社会中爱国主义的传播，由出版文化普及到地域社会，受到上海出版文化发展的影响，不仅江南地方都市、县城，市镇一级也开始刊行报纸和杂志。[36]在这些新闻媒体上，参照或转载大城市知名报纸、杂志的报道，论及地域社会中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爱国和爱乡土，也形同媒体本身的自我主张。第二是近代学校教育在地域社会的普及，与地理教育的影响。清末面临领土分割、国家衰亡等危机，确认中国领域的一体性、归属性的地图被广泛运用。[37]对超越政治立场的清末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意识到如此一体性观念，是经由地理学的引进，以地理教育向地方上的教员、学生推展的。[38]
那么地域社会中，国家和乡土是如何被设想而存在？两者关系又该如何考虑呢？关于这一点，本书拟聚焦于地方知识分子编纂的乡土教育教科书及与地方志进行考察。
（三）文明化和乡土——乡土的位置
清末以降，定位自己居住的地域社会而引进的代表性标准，可举出文明、进化、人种等概念。这些西洋概念进入中国后的传播过程及其特征，已有很多有启发的研究。山室信一在探讨近代亚洲怎样被认识的著作中，详细阐明了欧洲为了自我认识而产生出亚洲的概念，还确立东亚近代的存在形式。由于这样概念的传播，东亚世界逐渐以日本为中心而加以标准化，但同时对应方式却因为自身的历史背景而有所区别。[39]
中国接受西洋文明过程的研究，则集中于人种、进化概念的传播及扩展。佐藤慎一分析了万国公法的接受及其背后的文明观，指出接受社会进化论与儒教世界形象转换过程中两者的不连续性。康有为认为从“列国并列”状态向“大同”世界的推进乃是文明的目的；与康相反，梁启超立足于社会进化论，认为文明乃经由生存竞争而达到。在这样对立性理解中，社会进化论和儒教世界形象的结合，出现了持久且深刻的争斗。[40]从梁启超关于文明的分析来看，立足于西方中心视角的人种、进化等 “共通话语”，在清末历经翻刻与转译，乃至这样的话语变形，也成为了东亚“文明圈”对话的基础。[41]
值得注意的是，包含着变形的“共通话语”，伴随报纸、杂志、书籍的发展，更广泛地在地方精英中传播。清末以来，民族主义与对人种退化的恐惧、人种的差别意识紧密关联，难以区分，优生思想联系到社会进化论，“恋爱神圣”一语也被当成“优种”健全国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42]这些进化、人种概念扩展的背景，与报纸、杂志、书籍的幕后推手——新知识分子、新式学校的教员及学生等登上历史舞台具有密切关系。
本书考察江南地方县、市镇层级的地域社会，关注到以下具体问题：地方知识分子如何认识东亚“共通话语”的文明、人种等概念，以及与其紧密关联的社会进化论？随着对新文明观的接受，他们如何体认“乡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乡土应该是怎样的”的变化？当然，地方知识分子的文明观中混杂了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其中甚至多有荒唐无稽的主张，这是无须赘言的。[43]但是，这是实施地方自治、引进近代教育过程中，地域社会致力于现实考虑而产生的结果。其中内在的矛盾、变形，恰好是考察基层社会自我认同意识的对象。
（四）作为乡土意识主体的地方精英
接下来关注如何定位地方精英构成的这一乡土意识的主体。本书主题“乡土意识”是指以江南市镇为活动基地的地方精英所抱持的一种地域感觉，并非一般民众所拥有的意识。近代江南农民拥有的“乡土意识”，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那样，是描述基层社会“乡土性”的牢固性语境时所使用的。[44]而且不少读者大概会想到程啸以“乡土意识”冠名的著作。程啸所用“乡土意识”，是指以农民为主体的基层社会人们共有的民众意识。[45]与此相对，本书“乡土意识”是活跃于江南县、市镇层级地域社会的精英和知识分子，对于如何认识自己所居乡土，包括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乡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如上所述，这些意识与清末接受西方的文明观和国家存亡危机中形成的爱国主义密不可分，故本书分析对象就是地域社会中接受这些观念的地方精英。在本书中，将对江南地方县、市镇层级担任领导者，他们如何认识自己居住的乡土、打算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乡土等问题作具体分析。
针对位于官民之间、地方社会关键人物的绅士阶层，战后根岸佶指出其作用有维持治安、确保民众粮食、排纷解难、联络官民、慈善劝业、移风易俗六方面[46]。这样的描述也适用于以生员为主体的清末民初江南市镇社会精英。至于如何把握乡绅这个问题，根岸以所谓“社会”力量来理解乡绅，而松元善海则着眼于国家权力介入之下官僚机器组织的村落自治，强调乡绅身为准官僚的性质，两者间的差异，分别代表了理解“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视角。[47]
重田德认为最能表现出乡绅的本质，在于“官民联络”，即为下意上达而奔走的官民中介者。他根据 “乡绅论”框架所具有的双面性格，进行了综合性考察。[48]后来，从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出发分析乡绅的研究，也在土地所有制、地主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果。[49]
进入20世纪80年代，阶级论色彩的乡绅理论被搁置，以社会史研究为路径的地方精英研究则开展起来。地方精英概念是自欧美研究成果中引进的，过去大多从科举资格、阶级关系角度讨论地方精英阶层，现在则分析他们通过文化资本、网络、中介、仲裁等多样策略，影响地域社会统治。[50]如岸本美绪明确指出，这是用行为论把握精英的方法，超越了过去那种纯粹形式或本质决定精英存在的方法。[51]此后欧美学界围绕地方精英行动的性质，展开了基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市民社会等概念的讨论。这些讨论强调社会秩序形成的观点，重视“市民社会”的界限，以及党国体制的出现。前者认为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央政府权力萎缩，由都市社会的精英组织举行活动，出现了“市民社会”，也显示以地域社会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形成的可能性。后者指出，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期，强调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获得优势，短命的中国“市民社会”结束了，社会变成党国体制管理的对象。虽说两者主张彼此对立，然而将其视为清末民初秩序展开的过程，并置于同一时间序列中也是可以的。[52]相对于从地域秩序形成的讨论，本书关注以下两点。第一，过去讨论的是推动联省自治的上层精英，本书则将聚焦于基层社会精英的动向，关心他们如何处理具体的地域问题。第二，他们在关于地域问题论争的过程中，保有怎样的秩序意识呢？这可以看出以自下而上秩序为目标时期，和以党国体制为目标时期之间的共通性，乃至秩序意识的共通性。
本书肯定地方精英这一分析概念有效性的同时，为了表现他们在地方政治、教育、启蒙运动、乡土建设等方面的多种面貌，根据个别情况灵活运用当地精英人士、绅士、当地领导阶层、当地知识分子等名词。虽然全部使用地方精英这个概念表述也是可能的，但是为了更加具体地呈现清末民初地方精英所具有的多面性，还有近代乡土意识出现的多样面貌，笔者认为这样处理较为合适。
此外，在讨论清末民初的地方精英时，需要十分注意世代差异对地方社会的关联、政治立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世代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科举制废止和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引进后产生的新精英阶层。清末民初的新精英阶层以某种形式接受科举教育，在作为官僚的同时，也有了专家的身份。桑兵分析学堂和各种社团的作用，以及对精英阶层与大众传媒关系的研究，体现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分化过程；[53]而高田幸男关于教育会的精英阶层性质由绅士阶层向教员集团转变的研究，也是佐证之一。[54]相较于大都市中精英的专业化，清末民初县级以下地域社会的精英阶层，其专业性最初并未强烈体现，一个人常在教育界、实业界（如商会等）、慈善界兼任数职。由于地方的“制度化”，多样的活动空间也对地方精英开放了。本书关注的是地方精英投身于这些空间之际，由于据点、策略的差异所产生的分化、对立的情况。
考虑清末民初精英阶层世代差异的论题时，涉及如下问题：他们在地域社会所具有的“移风易俗”责任究竟是什么？又如何发生变化？他们关于民间文化的看法，在不同世代之间的异同如何？根据近年研究，由于文明、进化等概念的引进，清末民众被视为启蒙的对象而“发现”了，[55]并且民间文化也成为启蒙、教化的道具或手段而利用起来。[56]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民俗学的勃兴，与过去迥异的民众形象出现了，[57]在此过程中地方知识分子是如何把握民众和民间文化，甚至加以记述呢？本书探讨的地方知识分子，正是清末民国时期编纂地方志、乡土志，以及发行地方报纸的主角，那些在志书和报纸中表现出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秩序、地域形象和民间文化观，正是考察从科举起家的清末民初精英与20世纪20年代精英之间对“移风易俗”观感异同的极佳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