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10余年来，敦煌学界普遍思索“敦煌学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未来敦煌学的发展出路何在？在资料刊布基本完成的21世纪，敦煌学还会是学术新潮流吗？尤其是进入21世纪，敦煌学在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上该如何转型？对于这些问题，学界从不同的角度作了回答，尽管目前尚未达成共识[1]，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让敦煌学回归各学科”，敦煌学的发展趋向应当是从文献研究转向历史学研究。
当然，“从文献到历史”的研究路径并不排斥文献的调查、刊布、整理与考订。相反，敦煌文献的整理、校录及相关的定名、定性和定年工作是开掘“新材料”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第一步，因而对于中古史研究而言同样重要。尽管目前，随着《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和《敦煌秘笈》的刊布，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调查与刊布接近尾声。但是，正如王素教授所言：“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为数不少，世界的博物馆、图书馆为数更加众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调查和搜寻可以说还远远没有穷尽，实际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2]因此，对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全面调查，特别是那些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公私藏品的著录，仍将是未来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从文献到历史”的研究路径客观上还对“新材料”提出了新的要求。百年敦煌学的发展历程中，传统学科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敦煌资料对于中古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意义已昭然若揭，融会性和共通性的价值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原来分类整理、运用的材料处理方式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深度和广度往往不够，因而制约了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也影响了对敦煌资料整体价值的判定。因此，在全面探讨中古社会的过程中，原来的社会经济文献资料已显得力不从心，于是那些隶属文学范畴的变文、诗赋、小说，隶属佛教领域的疑伪经、释门偈赞和愿文，乃至那些隶属阴阳术数的卜法、禄命、宅经、杂占等，都是探讨中古社会生活的资料。
郝春文师指出，交叉学科研究是敦煌学新的增长点，这要求研究者对不同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的考察。因为从整体上看，“以往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主要是纯粹的历史文献，但其他学科资料其实也往往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也可以用之解决重要的历史问题。对不属于历史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的考察，不仅可以拓展史料范围，同时也是最大限度地发掘敦煌文献中的学术信息。……对其他学科的资料作历史学考察，既是历史学学科的重要成果，同时也为其他学科对这些资料作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3]。从这个意义上说，藏经洞发现的所有材料，都是中古史研究中可资利用与参照的重要素材。
应当说明的是，“从文献到历史”的路径还要求将敦煌文献放到更大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正如郝春文师所言：“在对敦煌文献和传世文献、石刻文字中的相关资料作彻底调查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有关某一专题的资料放到唐宋时期甚至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将敦煌文献中蕴含的全部信息因子激活，充分发挥它的功用。”[4]唯有如此，敦煌资料所具有的地域社会特性和反映中古时代普遍现象的一般性特征才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对中古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尤为重要。
总之，“从文献到历史”，这是新时期敦煌学研究路径的基本趋向。一方面要求研究者对敦煌资料进行文献学的探究与梳理；另一方面以文献学的考察为基础，将敦煌资料作为一种加深、拓展或提升主题的“新材料”，纳入中国中古社会的研究中。正如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所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5]
本书由17篇专题论文改写而成，现有十三章，分为四编，大致围绕敦煌吐鲁番文献而展开。
第一编“律令制度”。首先，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尚书六部二十四司的格条进行梳理，并对唐格的编纂特点、性质及其与律、令、式的关系作了辨析。简言之，唐格以另一种制敕的形式贯穿了律、令、式的精神，成为唐代立法活动中最具有灵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形式，对唐代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维护唐朝统治秩序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对五代两宋的国家立法有着直接的影响。其次，利用敦煌出度文书P.4072、P.3952、P.5579、S.515v1、S.1563、S.4291等，结合《不空和尚表状集》，探讨了唐代度牒的申领与发放问题，指出度牒的发放一般经过“正度僧尼”（官方认定的新度僧尼）—“具名申省”（地方州府代受度者向尚书省祠部司申请度牒）—“省司给牒”（尚书省祠部司颁发度牒）三个流程，最后完成“为凭入籍”（根据度牒将受度者列入僧尼籍中）的工作。从敦煌发现的出度文书来看，归义军时期的度牒程式一般包括敕牒（敕归义军节度使牒）、出度者乡贯户主信息、出度原因、出度道场和签署押印五部分内容，这对复原唐代尚书祠部颁发的度僧告牒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最后，“三贾均市”是唐代政府评估市场物价、规范市场秩序的基本准则，它源于汉代每月对市场货物定期评估的“月平”制度。具体说来，唐代市司每旬要定期对市场上的商品进行评估，并按照质量好坏定为上、中、下三种价格。本篇结合大谷文书，对“三贾均市”的渊源、制作、运行、实践和影响作了全面考察。
第二编“社会经济”。首先，充分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详细钩稽出唐前期“中男”承担杂徭或差科的名目。如夫役、征行、村正、曲长、侍丁、执衣、门夫、烽子、郡史、渠头、斗门、堰夫、渡子、守桥丁等差役，但具体差配时往往还要考虑中男的身份特征及家庭背景因素。其次，将传世文献与敦煌文书结合起来，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春衣”“冬衣”的发放情况，指出“春衣”原是国家对募兵制下官兵（健儿）及中央内外诸司的官奴婢、番户、杂户等供给的春季衣装，作为他们执勤服役的报酬。同时，“春衣”也用于赏赐统军在外的将领、抚绥地方藩镇及身居要职的朝臣。“春衣”作为官员俸料钱的重要内容，始于中唐的南衙十六卫和北门禁军，以后扩及诸道节度使及文武百官，这种扩充之势在晚唐五代宋初表现得尤为明显。此外，在敦煌所出雇工契中，“春衣”作为雇价的补充形式，已是当地民众日常穿着的一种衣服了。至于杏雨书屋藏羽34号《群牧见行籍》的考察，较为客观地展示了10世纪后期曹氏归义军群牧（驼、马、牛、羊）“算会”制度的若干细节，从中可见归义军对唐代畜牧管理举措的继承与延续。
第三编“学术与教育”。对中古学术文化和州县官学教育进行阐释。在学术文化方面，通过英藏S.1393《晋书·列传》、国图藏BD14685《搜神记》两件残卷写本情况的描述，揭示中古时期《晋书》《搜神记》《孝子传》等典籍传抄与流布的特点。如以《晋书》而言，结合P.3481《晋书·何曾传》和P.3813《晋书·载记》，可知《晋书》在中古社会曾经相当流行，这在敦煌本类书《励忠节钞》征引的《晋书》史迹和人物中有明确反映。若与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相较，S.1393写卷文字精练，所记人物言行事迹均极简略。其中言论、奏表和上疏，常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语言，其他则以“云云”二字省略，颇似《晋书》之节略本。查《隋书·经籍志》，唐初时有《晋书》十八家，中唐以后相继亡佚，仅官修《晋书》流传至今。所以，此件也有可能是亡佚诸家《晋书》的一部分[6]。又如《搜神记》，此前敦煌文书共有6个写本（中村不折旧藏、S.525、S.6022、P.2656、P.5545和BD11871），BD14685的发现及其文本上的差异，使得敦煌本《搜神记》的写卷至少达到7件，这对准确复原东晋干宝《搜神记》的原貌，以及考察《搜神记》在中古社会的传抄与流行情况提供了依据。此外，本篇还依据敦煌所出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对唐代《图经》定期编修与报送中的有关问题（材料来源、体例、格式及续修、补修等）作了详细考察。
在教育层面，本篇重点对吐鲁番所出、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的《唐人日课习字卷》（简称《日课》）和敦煌所出现藏日本杏雨书屋的《杂字一本》进行专题研究。前者是唐代学生习字作业中保存最为连续、完整的一件，其中描述“放假”“行礼”等信息，都能与唐《假宁令》《学令》《祠令》的记载相契合，特别是由州县官主持的社祭和“释奠之礼”，学生都要参与。另一方面，《日课》所见的“当直”“迎县明府”等活动，由于能与县衙、县令联系起来，故可推知，这些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学生当来自西州官学（州学或县学）系统，而《日课》亦应是出自州县学生之手的一份习字作业。后者是沙州归义军官学中为推行童蒙识字教育而编写的教材。其中所收“杂字”，涉及归义军政权的地理、政治、经济、军事、职官、外交、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是反映沙州社会实际和归义军整体面貌的重要语词。这些融入童蒙教材中的“时用要字”，显示了沙州官学童蒙教育较强的实用性和通识性特点，对弘扬敦煌乡土文化，凝结瓜、沙官民的地方保护意识，激发民众给予归义军的浓厚热情，乃至巩固归义军政权，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四编“占卜与历日”。对敦煌占卜文书和具注历日进行考察。在占卜方面，重点关注了乌鸣占和七曜占两种推占方法。乌鸣占，顾名思义，就是通过乌鸦鸣叫的时间、方位来预测吉凶。以俄藏Дx.6133而言，此件文书包含了《乌鸣占》和《祭乌法》两方面的内容，在文本传抄和推占方式上与其他写本（P.t.1045、I.O.746、P.3479、P.3888、P.3988）略有不同，表明诸如《乌鸣占》之类鸟占著作的编纂和传抄，在中晚唐社会中曾经十分流行。另一方面，P.t.1045《乌鸣占》所见乌鸦“天神鸟”“天神使者”的地位以及吐蕃民众敬奉乌鸦的习俗，或与传统中原汉文语境中乌鸦“反哺之德”“慈孝之鸟”“祥瑞之鸟”的形象以及奉乌祈福的风气相联系。因此，P.t.1045《乌鸣占》来自汉文鸟占传统的可能性更大。至于归义军曹氏时期敦煌地区出现的飞鸟献瑞现象，以及在各种物资财赋档案和行政文书中作为曹氏长官签署而使用的鸟形押，很可能都是吐蕃时期鸟占流行与积淀的历史产物。
至于七曜占，这是一种以七曜（蜜、莫、云汉、嘀、嗢没斯、那颉、鸡缓）值日为据而进行禄命推占和择吉避凶的占卜方法。从《宿曜经》的描述来看，七曜占至少包括时日宜忌、生人吉凶、五月五日占和日月蚀地动占四方面的内容。这些占法，在敦煌所出的七曜历术文献（P.2693、P.3081、P.3779、S.1468、S.2404、S.1473、P.3403）中也有反映，由此不难看出佛教文化向具注历日渗透的痕迹。作为日曜日，“蜜日”不单是摩尼教的星期日和持斋、礼拜吉日，还是密教修持密法仪轨的吉祥时日，表现在具注历中，“蜜日”的适宜之事相当广泛，呈现更多的是民众生活中择吉避凶的社会文化内容。随着七曜推灾之术的普及，律令法典对于“七曜历”的严禁与控制进一步加强，这说明不论是推演日月五星行度的七曜历法，还是规范时日宜忌的七曜历日，其实都有七曜吉凶推占的内容，某种程度上正是七曜占在中古社会广为流行的反映。
本篇关注的另一问题是具注历日。前辈学者如王重民、施萍婷、邓文宽等[7]，均有重要创获。本篇则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透过历日界定的时间秩序，重新审视并开掘历日蕴含的形制、内容及社会历史文化信息。进而指出，中古时期的历日有官修和私造之别。官修“新历”由太史局（司天台）官员编定而成，并始终与帝国的政治、礼仪活动相结合，切实可行地制定出国家政务活动与大祀礼典的时间秩序，然后奏请朝廷审核、裁定后颁行天下。每当官颁历日不能及时送达地方时，民间便有私造历日者，这在中晚唐、五代尤为明显。历日的书写形式是“朱墨分布，具注星历”，这是中古社会最为常见的历日撰述格式。然就形制而言，中古历日又有繁简之分。繁本历日，总体呈现出择吉避凶的宜忌特征，从而给人们的立身行事和日常生活提供时间指南。不唯如此，中古时期的具注历日还通过五姓修造、八门占雷、九曜行年、十干推病、十二属相、周公出行等术数元素的渗透，在民间社会中还扮演着“检吉定凶”和“阴阳杂占”的作用，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如公务、医疗、农事、丧葬）施加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注历日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具有中古社会“百科全书”的象征意义。
至于S.P12《上都东市大刀家印具注历日》，这是公元9世纪末在长安东市“大刀家”店铺刻印的一件历日残本。参照S.P6《乾符四年具注历日》，可知S.P12渗透着浓烈的“阴阳杂占”元素，其中杂有周公五鼓逐失物法、周公八天出行图以及“八门占雷”三方面的内容，据此进行失物、出行和年岁光景的推占，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起着“决万民之犹豫”的作用。晚唐五代，民间私造、印历之风屡禁不止，某种程度上应与私家历日渗透的禄命推占和趋吉避凶内容有很大关系。
以上所述，就是本书着力阐释的内容，大致可视为唐代社会文化和沙州归义军有关问题的探讨，自然也涉及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梳理与解读。若以“文献到历史”的学术潮流来检核，本书的工作更多地体现了基础性的文献研究，尤其是对英藏S.1393、俄藏Дx.6133、国图藏BD14685的解读，都以“跋”的形式判定它们的文献价值。当然，在跋语中，也尽可能与中古社会的典籍流传、学术文化以及鸟占习俗联系起来，因而也蕴含着历史学研究的痕迹。当然，由于学识肤浅、视野所限，故考证粗疏、挂一漏万之处，尚不在少数。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1] 比如，方广锠教授认为，现在谈敦煌学“转型”还为时尚早。他在《漫谈敦煌遗书》中说：“按照有些学者的说法，似乎敦煌遗书大多已经公布，新资料已经很少了，现有的资料也已经整理得差不多了。所以主张各自拿敦煌资料回归自己的学科，丰富发展本学科的建设，这就是转型。……因此，说现有资料整理得差不多了，可以转型了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仅就资料整理的工作而言，我同意季羡林先生在2000年的论断：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参见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317～31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
[2] 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92页。
[3] 郝春文：《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载《中国史研究》，2009（3），103～108页；收入《郝春文敦煌学论集》，319～3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 郝春文：《二十世纪的敦煌学》，124、1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 陈垣：《敦煌劫余录》，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31；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第三册，5页，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6] 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六卷，67～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 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载《东方杂志》，1937，34（9），13～20页；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116～133页，中华书局，1984；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见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305～36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