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贾均市”的渊源

物价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秩序的重要问题。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对市场上交易货物的价格进行评估定价。《周礼》卷15《质人》载：“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东汉郑玄注曰：“成，平也。会者平物贾而来，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异，四时食物。”唐孔颖达疏云：“会谓古人会聚买卖，止为平物而来。质人主为平定之，则有常估，不得妄为贵贱也。”^[4]按照郑玄和孔颖达的解释，质人即为专门评定市场交易货物及奴婢、牛马买卖价格的官员。为保证交易物品价格的公道与合理，《周礼》还规定，“听买卖以质剂”，“以质剂结信而止讼”，“凡卖儥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其中“质剂”，郑司农（郑众）：“谓市中平贾，今时月平是也。”又曰：“质剂，月平贾也。质，大贾。剂，小贾。”^[5]按质剂，本为交易契约（买卖合同），郑众解释为“市中平贾”“月平贾”显然有误，但至少表明东汉时官府已通过“月平”之制来调控市场物价。

郑众所说的“市中平贾”，即“月平”之制，清人孙诒让解释说：“月平者，汉时市价，盖每月平定贵贱，若今时朔望为长落也。”^[6]换言之，汉代的市场管理中，每月均要对市场上的货物进行评估，从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价格。因每月物价要定期评定一次，故谓之“月平”。至王莽改制时，又规定春、夏、秋、冬四季的“中月”评定一次物价。《汉书·食货志》载：

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众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之物，周于民用而不讐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毋令折钱，万物卬贵，过平一线，则以平贾卖与民，乃贾氐（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7]

这里“中月”之“中”，颜师古注“中读曰仲”，应是，《资治通鉴》即作“仲月”；“平贾”，或作“评贾”，即官府评判、裁定的物价。^[8]具体来说，汉代各级地方政府在每个季度的仲月（即第二个月）对市场上的实有货物进行一次价格评估，并按照质量好坏定出上、中、下三种价格。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各种物品的“本贾”，作为官方平抑物价的依据。^[9]又《晋书·石勒载记》载：“因此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10]这里“公绢”有中绢、下绢之分，自是按照绢帛的质地而定，依例也应有上绢。同一品种的公绢，尽管官价、私价相差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官、私价格都是按照公绢的等级差别和质地水平来确定的。因此，单就公绢的定价而言，后赵政权无疑继承了汉代“为物上中下之贾”的“平贾”制度。^[11]

汉代定期评价物价的“月平”之制，在唐代社会中仍能看到些许痕迹。《新唐书·食货二》载：“税物估价，宜视月平，至京与色样符者，不得虚称折估。”^[12]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云：“所定税物估价，合依当处月平。百姓输纳之时，累经州县简阅，事或涉于奸冒，过则不在户人，重重剥徵，理甚无谓。”^[13]即言两税的征纳，应参照本处当地的“月平”估价折算钱物。贞元八年（792），陆贽在一份奏疏中提到：“据市司月估，斗粜三十七钱。”胡三省注曰：“今之市令司，亦月具物价低昂之数以闻于上。”^[14]这说明“月估”是市司对当月物品价值的总体评估，因而就性质而言，它与汉代市司“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的平贾制度相同。

与前代相比，唐代对市场物价的评估与管理更加规范和严格。比如，汉代的“月平”，虽然在唐代仍能看到些许痕迹，但已完全被“旬估”所取代。所谓“旬估”者，即每隔十天对市场物价评估一次。正如《唐律》所言：“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其赃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绢之价。”^[15]大中六年（852）七月，宣宗诏敕：“犯赃人平赃，据律以当时物价上旬估。请取所犯之处，其月内上旬时估平之。”^[16]据“上旬时估”及大谷文书所见的“中旬时估”，^[17]依例自然也有“下旬时估”。换言之，每月的上旬、中旬和下旬，唐代官府（市司）都要定期对市场上的物品进行评估，并按照质量好坏定为上、中、下三种价格。正如仁井田陞所言：“在市上，要在每个摆着交易货物的地方（可能是店铺），竖起标帜（可能是招牌），上面写出同业（行）名。而且，在市上，每月每十天还要估定一次交易货品的价格，定出上、中、下三等的时价。”^[18]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更好地协调供求关系，更加准确、及时地反映市场物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