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金敞留侍成帝：园郎故事的破坏
《汉书·金日磾传》：
元帝为太子时，（金）敞为中庶子，幸有宠，帝即位，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中郎将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园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诏留侍成帝，为奉车水衡都尉，至卫尉。（68/2963）[1]
此事发生在成帝刘骜即位的公元前33年，距今正好2050年。祖父宣帝时，刘骜之父刘奭立为太子后，金敞便充其侍从，且得宠，刘奭即位（前49年，即元帝）后，又一直在宫中任职，不离左右。元帝驾崩时，他仍为身边的近侍。按照惯例，金敞应到渭水北岸咸阳原上安葬元帝的渭陵园去作园郎，侍奉元帝的亡灵。皇帝的陵园有庙有寝，还有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此外每月还有一次的衣冠出游[2]，在照顾亡灵饮食起居与循环往复的祭祀中打发残年，是园郎们的常态[3]，生活之单调乏味，可想而知。近臣一职风光又风险：紧随一时荣耀而来的，可能是暗淡，甚至惨淡的余生。金敞是个幸运的例外。太后的一道诏书，戏剧性地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留在继任的成帝身边，服侍嗣君，最终做到了诸卿之一的卫尉，负责皇帝居住地未央宫的安全保卫。诏书背后有无隐情，已无从查考。下诏的太后，即元帝的王皇后，成帝的生母，也是王莽的姑妈，寿命超长，活到84岁，莽新的始建国五年（13年）才去世，影响成帝即位至汉亡四十余年间的政局，王莽能够立新代汉，与她密不可分。
图〇一 汉元帝渭陵
金敞的身世亦值得一提。他乃驰骋漠北的匈奴贵种之后，祖父金伦之兄金日磾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兄弟两人没入汉朝官府，在黄门养马，日磾因表现突出，被武帝发现，得随侍左右数十年，深受宠幸。武帝晚年，曾因发现有人欲谋杀武帝而立功。金伦当是应因日磾得宠而获官职。至少在父系上，金敞实有匈奴血统。
图〇二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刘贺印
先帝近臣充园郎既然称为“故事”，虽明确见于成帝即位初，此前应已成型。昭帝死后立昌邑王刘贺（前74年）时，便已存在。废昌邑王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处心积虑部署，就是针对此故事造成的局面。他征得皇太后同意，“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昌邑王朝见皇太后毕，欲乘辇返回温室殿时，王所乘的车进入殿门后，中黄门宦者持门扇，关闭殿门，“昌邑群臣不得入”，霍光派人将他们驱赶到金马门外，予以收捕，而“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并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刘贺不知要被废，对左右说：“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4]显然，昌邑王入承大统后，原先昭帝临终前居于身边的侍中、中臣均被调离，换上从昌邑国来的群臣，史书虽未言及昭帝旧臣的去向，恐怕也是去埋葬昭帝的平陵做了园郎。霍光为控制住昌邑王，首先要将昌邑王与其群臣分隔，又召回昭帝旧臣安排到昌邑王身边，保证了废立的成功。霍光之所以断然采取这一措施，正是由于严格遵行了“故事”，昌邑王身边已没有霍光可依靠的力量，不加以隔离与替换，废立之事无从下手。[5]刘贺二十七天皇帝生涯的跌宕起伏与园郎故事息息相关，他被废黜后，最终沦落到今天的江西南昌做了海昏侯，幽死僻壤。两千多年后，其墓重见天日，很多昔日的谜团才有可能破解。[6]
这一“故事”何时出现，史无明文。但吕后死后，入主长安未央宫前，代王刘恒曾采取过“清宫”之举[7]，当是将原先服侍少帝的近臣清除出宫。此事发生在前180年，或是后来形成“故事”的一个源头。
实际上，“故事”波及的，不只是男性近臣，没有子嗣的后宫嫔妃亦不能幸免，她们更引人注目。《汉书·贡禹传》：元帝初即位，贡禹上奏称，此作法似始见于武帝死后霍光的安排，并为昭宣所继承（72/3070—3071）。《汉书·外戚传下》：成帝崩，（班）倢伃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97下/3988）。[8]东汉延平元年（106年）的“马姜墓志”中提到的“遂升二女为显节园贵人”[9]，显节陵是明帝的陵墓，“二女”所指不明，但两人为明帝守陵，无疑。此种安排承袭了西汉的做法，安帝（107—125年）时此制尚存[10]。
再向前追溯，这一“故事”的另一源头应是史前时期，如甘肃齐家文化、内蒙古朱开沟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人殉习俗，以及后来殷商时期商王及方国首领以近臣、爱妾陪葬做法的改良与变种。[11]
图〇三 河南安阳商代殷墟武官村大墓与人殉
帝死，近臣皆随陵为园郎及无子嫔妃守园的“故事”，只是过去在研究“故事”时曾被搜集出，却不曾分析过[12]。它乃基于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观念，准确地讲，有汉一代，随着皇帝更迭而变动的君臣关系，仅适用于皇帝身边的“近臣”，金敞不过是个偶见的例外。[13]不然，他也要与元帝临终时身边的其他近臣一道，到元帝的渭陵去做园郎，自成帝朝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出现这个例外，且为《汉书》所载[14]，提示了当时君臣关系的多样性。通常，公卿大臣并不会因皇帝去世与新帝即位而发生整体性的变动，只有文帝与哀帝即位情况特殊，人事调整较多；嗣君登基，丞相与御史大夫率多沿用先帝旧臣，诸卿会有些变化（详见附录一）。变与不变的反差，提醒我们从皇帝角度辨识汉代的多重君臣关系。
君臣关系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上古渺茫，详情难考。春秋以降，君臣关系成为儒家纲常伦理中最为核心的一目，相关论述极为丰富，汉代则凝结为三纲之首，传诵千年，可能也是误解千年。[15]
战国以降，官僚制逐步创立，统治方式与体制渐变，君臣关系亦产生许多新变化。进入统一王朝，形成一君众臣万民的格局。秦代享国日浅，文献不足征，难以详言。刘邦亡秦且承秦，西汉制度上有因袭有损益，武帝以后统治思想亦由黄老渐变为儒家，至元成时儒生始把持朝廷，为后世肇基，君臣关系的基本面貌于西汉一朝已有充分展示，故取以为分析对象。
具体到春秋至秦汉时代，顾炎武（1613—1682年）《日知录》卷二四“人臣称人君”条提到“郡县初立，亦有君臣之分”，清人赵翼（1727—1814年）《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指出“是时郡吏之于太守，本有君臣名分”；20世纪40年代，钱穆进一步概括：“（汉代）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16]受钱穆影响，关于周秦至隋代“二重君臣关系”的中外研究，积淀颇丰，新近研究更是揭示出这种关系存在的具体时空范围。[17]不过，这些研究基本立足于从臣的角度来观察，特别是从任职地方的臣的角度入手，缺乏自皇帝角度的分析。
今人关注君臣关系的研究不少，但多从思想史角度展开，讨论某本著作中君臣关系思想或某人的君臣观，关注的是君臣关系的表达；或按照某些固定化的理解，脱离具体情境，从不同侧面概括君臣关系的特点，将其抽象化、类型化[18]，与本书欲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
涉及历史上现实的君臣关系的，首推1979年尾形勇出版的研究[19]。此书重点讨论的是国家构造中君臣关系与家族关系的关系，深入剖析并反驳了“家族国家论”，侧重从姓氏与“臣某”称呼的使用场合与意义等角度，揭示君臣关系的特质及其与父子关系的区别[20]，厘清这一区别意义非凡，不过作者眼中的君臣关系乃是单数的，没有考虑其多样性。
1997年，在讨论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时，甘怀真则注意到君臣关系的多样性，区分出“二种君臣关系”，并侧重从皇帝角度分析，这或是首次从皇帝角度揭示复数的君臣关系。他认为其一是皇权与一般官员所缔结的君臣关系；其二是皇帝与近臣之间发展出更紧密的人际关系，后者则是一种父子化的君臣关系。并指出汉代的中外朝正体现了此二种君臣关系。作者认定此情况出现于西汉中期，即武帝以后，与选举制度的成立有直接关系。皇帝与其近臣间建立起父子关系的目的，是要与其近臣间建立更密切的人伦关系，以便在政治行动上有更紧密的结合。他还提出，这一时期的君臣关系也受士大夫社会形成的影响。随着士大夫社会的发展，士人生活的领域不只是“公家”与私家，尚有一士大夫社会存在。[21]
甘怀真的研究很多方面是对尾形勇的推进与修正，如提出二重君臣关系以及对士大夫作用的强调等。他所提出的皇帝在与一般官员缔结的君臣关系之外，尚存在与近臣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视角的一大突破，不再仅从“臣”的角度观察“二重君臣关系”，诚属卓见。不过，结合史料仔细分析，他对这种关系的具体看法，可议之处不少，需要重新加以认识。
上述故事中提到的“近臣”，实际就是从皇帝角度使用的称呼，将臣下按照与皇帝的亲疏远近区分为不同的类别，出入宫中活动于皇帝身边者为“近臣”。具体所指，前后不无变化；从不同角度指称，所指亦未必完全一致。秦汉文献中这一称呼并不罕见，魏晋以后则多改用“侍臣”。学界对此亦不陌生，近代以来，论述汉代乃至后代的职官时，亦常使用“近臣”一词[22]，但从这一角度针对臣下分类研究，却比较稀罕，更多的是就《汉书·百官公卿表》或《续汉书·百官志》所见具体官职的探讨。
这些并不多见的研究中，阎步克贡献绝大。他透过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出现“宦皇帝者”，结合文献，敏锐地考证出秦汉时期臣下可分为“吏”与“宦皇帝者”两类，前者是行政官员，后者包括各种郎吏、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太子先（洗）马、太子庶子、中大夫、郎骑等，原先是皇帝的侍从内官，并无秩级与俸禄，后逐步获得比秩；“‘宦皇帝’后来逐渐被称为‘郎从官’依然自成系统”[23]。稍后，他又前后贯通，将中国古代这类官员统称为“宫廷官”，与朝廷官相区别，并概括了两类官员的关系[24]，首次依据当时的不同称呼，系统揭示出“臣”的不同类别、来源、性质及相互关系。此外，叶炜从冠服的角度讨论了中古时期“侍臣”群体构成的变化及其意义[25]。
此前，研究汉魏制度时，杨鸿年提出要重视空间问题，强调需将宫省制度以及省官、宫官与外官之间的内外关系搞清楚，厘清不同官员的具体活动空间位置。[26]分析宰相制度时，祝总斌亦注意到官员活动的空间问题[27]；渡边将智讨论东汉一朝的政治史，引入了“政治空间”概念，十分留心皇帝、官员生活工作地点与政治过程的关系[28]。而讨论汉代宫禁宿卫制度的学者亦多会关注官员活动的空间范围。[29]当然，利用文献，或结合考古学，专门讨论宫殿空间结构，包括禁中、省中所指，此类论著亦有不少。[30]